[茅盾文学奖]第6届-张洁无字-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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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的吴为，在张老夫人家还煽动了一次“革命”。

丫头翠环是河南逃难过来的难民，家里生活无着，她妈不得不给她插个草棍儿，打算把她卖了。

张老夫人虽则到了靠变卖首饰度日的地步，倒常让厨子蒸一大堆馒头，拿到大门外施舍逃难的人。翠环她妈在门外排队领馒头，一眼就看出张家的慈善，抽冷子钻进大门，进门就下跪，央告张老夫人把翠环买下。翠环来到后，什么也不多、什么也不少地和大家一起吃着大酱拌茄子。

可是翠环的心很大。几十年后，她用这个关系，让女儿上了大学，又在女儿大学毕业后，用这个关系分配在张学良纪念馆工作。可她根本不提“丫头”这段事。

三小姐走的时候甚至还给翠环找了婆家，聘姑娘一样把她聘了出去。

可是她太懒，二小姐只说了句让她以后干事勤快点，她就不乐意了。

然后就出了吴为鼓动她造反出逃的事。

翠环没有出逃，她上哪儿逃？哪儿有这里的日子好？她一不出逃，就把吴为鼓动她造反出逃的事禀报了张老夫人。张老夫人只问了吴为一句：“是你给翠环出的主意，让她逃跑呀？”

吴为从小就爱干这种“没有抓住偷牛的，倒抓住了拔橛的”事。

即便叶莲子再舍不得，顾秋水离开宝鸡时不便带走的皮鞋、西服等等，也只好一一进了当铺。

那一件件衣物，都是她的所爱，她的一个念想，好像押着顾秋水的这些衣物，就押着一份团聚的希望，押着一份顾秋水回心转意的可能。

当她不得不典当自己营造的这份前途、希望时，和自杀有什么两样？

她站在当铺高高的柜台下，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等有钱的时候再把它们赎回来。可是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她也没能把顾秋水的衣物赎回一件。

不过三小姐在西京招待所（相当于西安彼时的五星级饭店）举行婚礼时，叶莲子还是参加了那个婚礼。参加婚礼的差不多都是东北军里的旧人，尽管顾秋水已经不认她这个妻子，她也不能给顾秋水丢人。她体面地要了一辆人力车，夹着一只里面除了那笔车费，一分钱也不多、一分钱也不少的手袋，特地换上那件留待求职或应付“场面”的、镶有深灰窄边的浅灰旗袍，大襟上还别了一条雪白的手帕，到婚礼上去了。未来的女人吴为仰望着叶莲子，开始了如何做一个优雅女人的基础课。离开顾秋水以后，吴为一直跟着叶莲子为一口饭而挣扎，从来没有机会看到一个正式的叶莲子。长大以后，她多次对叶莲子说：“我真不明白，您怎么会嫁给了老顾？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等到她们母女在那一间营房落下脚的时候，营房后的操场，已在日机轰炸下变成弹坑累累的荒地，零乱地注解着一个战乱的时代，与没膝的荒草，相辅相依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景象。

据说夜深人静的时刻，还有东北军人的游魂出没其间。

荒地四周，散漫地长着一片片杨树林。

杨树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树，是看人眼色行事的树，或是说善解人意的树。人们欢乐的时候，它就在风中欢唱，一片片树叶，拍着手儿似的哗哗响；人们忧伤的时候，它就在风中萧瑟地唱起“梧桐夜雨”。

特别是晚秋，满院秋虫唧唧的时节，除了萧瑟的“梧桐夜雨”，杨树叶子还一阵阵刷刷落下，伴着吴为无忧无虑的酣声，让叶莲子更难入睡。她又愁生活无着，又愁吴为还没有冬天御寒的棉衣，又愁没钱让吴为上学……一个人有那么多的事情可愁闷。

其实不论哪个时代，人人都有很多可愁的事，但身边至少还有几个或一个商讨主意的人。

她把吴为搂了又搂；把那床小薄被往吴为身上更紧地掖了掖。唉，吴为，吴为，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

长大又怎么样？长大后的吴为带给叶莲子的灾难，比被顾秋水抛弃后的饥寒交迫、无依无靠，更加深重。所以叶莲子在冬天到来之际，不得不破费一点钱，买些黄麻纸来糊后墙上那漏风的窗，吴为也才有可能从那糊窗纸上裁下一小块，开始她平生的第一篇创作。

7

不知道吴为给她父亲那封信，算不算她的第一篇创作？但那无疑是她课外作业之外的第一次作业。

她用一本书代替尺子比着，先用铅笔在那一小块不规格的黄麻纸上画出一条条横格，如果没有那些横格为依据，她不可能在一张无依无靠的纸上，写出一行行整齐的字。她希望她的爸爸觉得她字写得不错，信也写得不错，那么他也许会寄给她们一点钱，作为对她的奖励，也许她就可以用那笔钱交学费。

她读书很不用功，但是真到没书可读的时候，她就知道事情不妙，可能因为失学总是和没饭吃联系在一起的缘故。

就算如今中学的绘图课上，有了丁字尺的帮助，也不一定能把一条横线画得尽善尽美，何况一个只有几岁、心浮气躁的吴为？任凭她如何努力，也很难在一本书的比照下，将那些横格画得匀称。而吴为那时的几岁和现在孩子们的几岁无法相比，那是贫瘠、没有见识的几岁。

那些横格，大多一头宽、一头窄，还有一条横线，因为她的铅笔一滑，从她期望的走向上出溜出来，分出一个小岔儿。

不过她的确写得非常整齐。

她拿起毛笔，用幼稚的笔迹写着——爸爸：一年不见了，现在很是想念您，您现在好吗？现在西安很冷，我还没有棉衣穿，现在方阿姨给我一件衣服，妈妈现在正在给我改小。妈妈现在也找不到工作，我们现在没有钱，所以我还没有上学。您那里冷吗？您现在穿上棉衣了吗？请常常来信。现在您的身体好吗？请您写信言明。我很好，妈妈问您现在好。女儿

民国三十三年

十一月十九日晚

她在信里无的放矢地用了很多个“现在”，从这封信里，实在看不出她有当作家的天分。

对于吴为这封精雕细刻的信，顾秋水的回信是——亲爱的孩子：

你的信我收到了，邹伯伯又回重庆去了，叫你妈给他去信，让他给你们一点帮助。

爸爸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不多不少，连日期、标点符号在内，一共五十一个宇块。吴为也没有得到她预想中的奖励。这样比起来，胡秉宸和白帆的离婚，可以说是相当负责，相当有良心。对于白帆提出的任何要求，二话不讲，签字画押。

由白帆起草的第一号文件是——

一、现有住房在没有更妥善的安排办法之前，由白帆同志全部占有，胡秉宸同志只可用楼下朝北一个小间。子女原住室不变，客厅、饭厅为公用。待住房问题有了妥善的安排，经双方协商后另行解决。二、家中所有用具，除子女已有的外，无论何时分用，均由白帆同志首先选择，所余部分由胡秉宸同志使用。

三、白帆同志的保姆费，由胡秉宸同志永久负担，并从他月工资收入中抽出百分之二十，补贴白帆同志的生活。在住房尚未妥善解决之前，房租水电等一应费用，也由胡秉宸同志负担。

以上所有费用，由胡秉宸同志的秘书代领，后交白帆同志安排使用。

此外附有信件一封——亲爱的同志，我珍爱的丈夫：可能以后就该称呼“前”丈夫了？至少允许我现在，再从心底发出一次这样的呼叫吧。往日的爱情，已经永远消逝，幸福的回忆，像梦一样留在我心头。你的笑容和美丽的眼睛，带给我幸福并照亮我青春的生命。但是幸福不长久，欢乐变忧愁，那甜蜜的爱情从此就永远离开我，在我心里只留下痛苦，啊，我独自悲伤地叹息。

上面是一首小夜曲，也唱出了我的心情，录以献你。

我为什么失去了爱情，失去了你？那是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故事。

回忆过去四十年，解放前我们相处得不好，原因和责任双方都有，明人何须细说。当然你不曾虐待我，正如西方绅士还总是为妇女让座那样蛮有教养。

然而解放后，我们的感情却是好的。所以我仍然相信，既失去，又没有完全失去你。眼下近在咫尺，却如隔关山万重；日后谁又知道呢？电许万重关山从头越，一切从零又开始。

谁说时光不能倒转？不，冬去春来、周而复始本是规律，而决定的因素是：你不是那样忘情的、无情的人。而你，留给我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当然，也许这只是呓语，那就博你一粲。

白帆

他们二人在处理离婚案的务实精神以及浪漫情怀的表述方面，那种一刀下去，既保持了切割面光洁度的高系数，又使务实和浪漫精神两相得彰的行为方式，不但在他们那一代人中间，即便在现代人中间也算思想超前。退一万步说，即便没有这份文件，白帆还有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委员会的保护，强制胡秉宸执行他应负的责任。即便没有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委员会，白帆自己还有老革命的资格，那资格也会使她有一份丰厚的生活保障。

顾秋水既没有胡秉宸的责任和良心，叶莲子也没有能力写这样一份旱涝保收的文件，更没有一个妇女权益保障委员会来保障叶莲子最基本的生存。

她只好两眼一抹黑地闯日子，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才算翻了身。

诚如白帆预言的那样，胡秉宸果然和她万重关山从头越，一切从零又开始。

到底是时光倒流，还是白帆对胡秉宸的了解终究比以研究人为职业的作家吴为深刻？不得而知。他们是否知道，世界上从没有过一个重新开始的零，与原来的那个零分毫不差。

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比他们年轻二十多岁，对创作的细节无比重视、珍爱的吴为，却对生活中的一应细节。缺乏感觉。她终究不得不同意离婚之后，在给胡秉宸的信中这样写到——亲爱的秉宸：

你好，七月九号来信早巳收到，事到如今，我同意你离婚的决定。

因种种原因，我近期不可能回国，所以你我离婚的一应手续、办理时间，劳你运作，如果需要我做什么，请来信。

我们之间不存在财产纠纷，已在你处的东西完全归你所有。千万，千万！我只希望得到几件有关我母亲的纪念品：

一、她过去经常躺在上面睡觉的长沙发（在我们的卧室里放着）；

二、三十年前她亲手买的一个两层小书柜，咖啡色带玻璃拉门的，在保姆的房间里放着。还有保姆房间里那个放衣服的木柜和放在你书房里的白色矮方桌，是我和母亲生活由难时期的纪念。

至于我写的书，如果你愿意留就留下，如果不需要就给我。

我的照片和国外的评论资料请还给我。对别人没什么用，对我还有些用。

就是这些。

吴为

尽管胡秉宸立过遗嘱，各存一份在秘书和吴为手中，吴为也永远不可能为一根鸡毛与他讨论如许——

我长期身为国家公务人员，每月工资作为日常生活费用，并无积蓄。量人为出，也无债务。过去家中一些家具杂物，在八五年离婚时，已全部留给前妻，只身出走，现时的所有家具等物，全都是我妻吴为用她的稿费买的。我死后，其全部所有权属于我妻，任何人不得异议。按制度应由配偶继续居住的房屋，也由我妻吴为继续居住。

胡秉宸

8

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叶莲子像万众一样欢腾，以为国家有了救，她也有了救。以抗日为己任的顾秋水，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可抗，他们夫妻终于可以团聚，便准备着到天津再次上演一出（千里寻夫》，就像那年贸然到香港，上演那出《千里寻夫》一样。一般来说，男人比女人较多理智，也更善于总结经验，顾秋水从来没有忘记过叶莲子到香港上演的那一出《千里寻夫》。宝鸡一别，音信全无的顾秋水，于抗战胜利不久抢先来了一封信，并在宝鸡之别后，第一次给叶莲子寄了五块钱。这区区五块钱，使顾秋水在叶莲子心中树立起更加美好的形象，寻夫热情也更加高涨。

低头接着再看顾秋水的信，满纸千难万苦——莲子：

邹可仁已由北平来津，见面以后，对我非常冷淡，他说从未给你寄过钱，至于今后怎样办，是否会寄些钱给你，他也没有表示。总之，仰人鼻息，诚属没出息的事。

我们的“事”也非常地渺茫，更没有什么把握，看来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过是往前瞎摸。我是随着人家干“事”，人家要是不爱干，我也就完了。我现在很灰心，最后恐怕白扯一回。而且我爱干不干，人家又何必一定给咱们钱用呢？这完全是个人情愿的事，我们也没有向人家要钱的权利。

至于你失业在家，没钱吃饭的事，我也没有办法。我们到处要饭吃，到处丢人丢脸，我常觉得活着已是多余了。早先同你再三讲，你总不开窍，等到走上死路的时候，就晚了。

谁让你死心眼儿，死死地缠住我！把我缠死你也好不了。你不想另求活路，只好两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