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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0节

追忆似水年华-第2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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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马上来,我可以接待她。不过,我先得同您说清楚,我只能给她一刻钟。”
  我连电梯都没有出,就下去接外祖母了。E教授不信任地看看我,亲自开动电梯让我下去。
  人们常说,死亡的日期是不确知的,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已把死亡的时间确定在一个朦胧而遥远的范围内,不以为它同已开始的一天有着某种联系,甚至我们会在这个每小时都有了安排的非常确定的下午死去,或者死亡就要第一次部分地占有我们,从此对我们穷追不舍。你坚持散步,期待一个月后会有令人满意的气色。你踌躇不定,不知道该穿哪件大衣,该叫哪辆出租马车。你上了马车,你面前的这一天是完整的,短暂的,因为你想按时赶回来会一个女友。你希望明天也是个晴天。殊不知死亡正在你的另一个平面上,在冥冥的黑暗中缓缓行进,恰好选择了这一天,就在几分钟后你的马车到达香榭丽舍大街的那一刻粉墨登场。也许,那些日夜惧怕死亡突然降临的人,会发现这一类死亡或与死亡的初次接触并不十分可怕,因为它们具有人所熟悉的、亲切和习以为常的外表。死前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饭后和健康人一样出门游玩。乘坐敞着车篷的马车回家,途中死亡对你首次袭击。尽管外祖母病得很重,也总会有几个人说,在六点钟看见我们从香榭丽舍大街回家,还同外祖母打了招呼,马车敞着车篷,天气很好。勒格朗丹朝协和广场走去,神色惊异地停住脚,向我们脱帽行礼。我仍然是现实世界中的人,我问外祖母要不要还礼,提醒她勒格朗丹心胸狭窄,斤斤计较别人的态度。外祖母可能觉得我有点轻率,抬了抬手,仿佛在说:“这有什么意思?无关紧要。”
  是的,也许会有人说,就在刚才我去找出租马车的时候,外祖母还坐在加布里埃尔林荫道的一张长凳上,不多久乘坐一辆敞篷马车回家了。果真如此吗?凳子不费劲儿就能呆在大街上,虽说也受到平衡力的约束。可是,人要能坐稳,哪怕是靠在长凳和马车上,是要用力气的。平时我们感觉不到这股力,正如感觉不到大气压一样,因为大气压作用于各个方向。如果把我们抽成真空,让我们承受空气的压力,在死亡的一刹那间,也许我们能感觉到可怕的、不可抵消的重压。同样,当疾病和死亡向我们张开深不见底的洞口,世界和身体气势汹汹地向我们压来,我们却无计可施、难以招架的时候,更忍受住身体肌肉的折磨和深入骨髓的战栗,或使我们保持在平时看来仅仅反映了事物消极面的静止的状态,让头挺直,目光安详,那都要我们拼出全部力量,进行一场鏖战。
  勒格朗丹神色惊异地凝视我们,是因为他和其他过路人一样,认为我外祖母坐在马车上,却在向深渊滑去。外祖母拼力抓住坐垫,竭力使身躯不下沉。她头发蓬乱,目光茫然,行人鱼贯而过,但她的瞳孔却映不出任何图像。她坐在我身边,却似已经沉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刚才,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已经目睹她遭受到那个世界的袭击,依然能看到痕迹:她的帽子,她的脸,她的大衣,被一个看不见的天神弄得乱七八糟,她同天神进行了搏斗。
  从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外祖母对天神的袭击不完全感到意外,甚至早有预感,默默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当然,她不知道命中注定的时刻何时来临,心中无数,疑虑重重,犹如多疑的情夫,对情妇的忠诚时而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时而又疑神疑鬼,心神不宁。但是,那些致命的疾病,例如刚才使我外祖母脸部痉挛的疾病,一般都要在病人身上停留很久,慢慢地把病人引向死亡。它们象“随和”的邻居或房客,很快就会向病人作自我介绍。一个人知道自己有病是可怕的,倒不是因为病会带来痛苦,而是因为它会给生活带来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限制。我们不是在死的时候,而是在几个月前,甚至在几年前,在可憎的死神进驻我们的身体之时起,就感觉到我们要死了。病人与陌生的死神相识,听见它在大脑中走来走去。虽然不知道陌生人的模样,从它来回走动的声音,也能推断出它的习惯。它是来干坏事的吗?某天早晨,它悄悄地走了。啊!要是它永远不再回来该多好!晚间,它又回来了。它来干什么?病人向医生提出疑问。医生象一个得宠的情妇,用不能自圆其说的誓言作回答。应该说,医生扮演的角色不是情妇,而是一个受审的仆人。仆人仅仅是第三者,情妇却是生活。我们诘问她,怀疑她对我们不忠,虽然觉得她变了心,但仍然相信她,疑惑不决,直到她把我们彻底遗弃。
  我扶着外祖母走进E教授的电梯。E教授立即前来相
  迎,把我们带进他的诊所。他说有急事缠身,但只要一进诊所,脸上那股傲气就荡然无存,因为习惯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他只要和病人在一起,就变得和蔼可亲,甚至谈笑风生。他知道我外祖母很有文学修养,也自认为颇有学问,就开始朗诵他自编的诗,歌颂灿烂的夏日。他朗诵了两、三分钟。他把外祖母安顿在安乐椅上,自己坐在背光处,以便很好地进行观察。他检查得很仔细,我只好出去转一圈儿。他继续检查,尽管他事先说定的一刻钟就要到了,但他又一次给我外祖母吟诗,甚至还风趣地说了几句笑话。若是在平时,我会很高兴听他说笑话的。但是大夫诙谐的语气使我悬着的一颗心完全放下来了。我想起多年前,参议院主席法利埃先生也发过一次病,却是一场虚惊。三天后他不仅恢复了工作,而且还准备在不久的将来竞选共和国总统。他的对手空喜欢了一场。我正想着法利埃先生的先例,联系到外祖母的病情,感到信心百倍,忽然,E教授在结束一句笑话时发出的爽朗的笑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这使我更确信外祖母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笑罢,E教授掏出怀表看了看,耽搁了五分钟,于是焦躁地皱皱眉,一边同我们道再见一边摇铃,叫仆人快给他拿晚礼服。我让外祖母先走一步,回来又关上门,向教授询问真情。
  “您外祖母没救了,”他对我说,“刚才的发作是尿毒症引起的。尿毒症倒不一定致命,但她的病我认为没有希望了。但愿我诊断错了。再说,戈达尔大夫医术高明,他会悉心治疗的,对不起,”他看见女仆手臂上搭着他的晚礼服走进来,便对我说,“您知道,我要到贸易部长家去吃晚饭,在这之前还要去拜访一个人。啊!生活不象您这个年龄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尽是快乐。”
  他亲切地同我握手道别。我重新关上门。一个仆人给我们——我和外祖母——带路。在候客厅里,我们听到雷霆般的斥骂声。原来是女仆忘记在礼服上开饰钮孔了,又要耽误十分钟。在楼梯平台上,我默默地注视着我那不久于世的外祖母,耳朵里不停地传来教授的吼声。谁都是孤独的。我们继续乘车回家去。
  夕阳西斜。马车驶抵我们居住的街道之前,先要经过一段绵绵长墙。夕阳照得长墙一片通红。马车的投影清晰地呈现在火墙上,犹如一辆柩车行驶在庞培①的红土上,我们终于到家了。进入门厅后,我把外祖母安顿在楼梯旁的一张长沙发上,上楼禀报母亲。我对母亲说,外祖母回来了,她在路上晕了一次,感到不大舒服。我的话还没说完,母亲脸上就露出了极度的绝望。这是一种听天由命的绝望。我忽然明白,绝望已在她心里隐藏多年,就等着最终一天喷发。她什么也没问。正如居心不良的人喜欢夸大别人的痛苦,我母亲出于对外祖母的深情,不愿承认她的母亲得了重病,更不愿承认她的病可能危及智力。妈妈浑身哆嗦,脸在无泪地哭泣。她忙去找人喊医生。弗朗索瓦丝问她谁病了,她声音哽在喉咙口出不来。她和我一起奔下楼,抹去了脸上悲痛的皱纹。外祖母在楼下门厅内的长沙发上等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她站起来,高兴地向我妈妈挥挥手。我在上楼前,用一条饰有花边的纱巾包住了外祖母的头,只让半边脸露在外面,对她说怕她坐在楼梯口会着凉。其实,我是不想让母亲过多地看到外祖母扭曲的脸和歪斜的嘴。我的谨慎是多余的。母亲走到外祖母身边,象吻上帝那样吻了吻她的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扶上楼梯,生怕会弄痛外祖母。小心之中还夹杂着谦卑,仿佛外祖母是她见到的最珍贵的物品,连碰一碰的资格都没有。但她没抬一次头,也没有看一眼病人的脸。也许,她怕病人想到自己的样子可能使女儿不安而心里难过;或是怕自己看了会感到痛苦;或是出于尊敬,因为她认为,看见尊敬的人脸上出现呆傻现象是大逆不道;或是想在日后把她母亲真实的、智慧和善良的脸完美无缺地留在记忆中。就这样,我们肩并肩地上了楼,外祖母的脸一半遮着纱巾,母亲始终把头别向一边。
  
  ①庞培是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8月被维苏威火山喷发所湮没。
  在这期间,有一个人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外祖母那变了模样的、她女儿不敢正视的脸,目光流露出惊讶和不祥,使人感到很不谨慎。这个人就是弗朗索瓦丝。倒不是她不真心爱外祖母(她看见妈妈表情冷漠,甚至很失望,有点忿忿不平,认为妈妈应该哭着扑向母亲怀里),而是生来就爱作最坏的预想。她从童年起就具有两个特点,二者貌似互相排斥,然而一旦汇合起来,就会威力无比:一是下层人的缺乏教养,看到别人肉体受苦受难,本应装作没有看见,但却毫不掩饰地让自己的印象,甚至让痛苦和恐惧显现在脸上;二是乡下人的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没有机会拧鸡脖子,也要扯蜻蜓的翅膀过过瘾,看到别人肉体受苦居然会感兴趣,也不觉得难为情。
  弗朗索瓦丝小心翼翼地服侍我外祖母上床。外祖母躺下后,感觉说话方便多了,可能尿毒症只导致了一根血管的轻度撕裂或阻塞。她想履行诺言,帮助妈妈度过她所面临的最残酷的时刻。
  “嘿!我的女儿,”她对妈妈说,一只手握住妈妈的手,另一只手仍然捂在嘴上,因为有些字她在发音时仍感到有点费劲,用手捂着嘴可以掩饰过去。“瞧你多么怜爱你母亲,你当消化不良就那么舒服!”
  我母亲这才第一次——因为她不愿意看其他部分——把深情的目光移到外祖母的眼睛上,开始背诵不能兑现的誓言:
  “妈妈,你很快就会好的,是你的女儿在向你作保证。”
  她走过去,谦卑而虔诚地在亲人额头上吻了吻,她把满腔的爱和盼母病愈的愿望全都寄托在这个吻上,用她的思想和整颗心把这个吻一直护送到她的唇边。
  外祖母抱怨压在左腿上的被子太重,好象压着一层泥沙石土一样。她想把被子掀开,却无论如何也掀不动。她不知道这是她本身的原因,因此,她每天都不公正地埋怨弗朗索瓦丝没把床“收拾”好。她一阵痉挛,把那些细羊毛毯那浪花四溅的波涛全部抛到左腿那一边。毛毯在那里堆积成山,就象沙子在海湾上堆成沙丘,如果没有筑堤坝,海湾很快就会被潮水挟带来的砂砾变成海滩。
  我和母亲甚至不愿意说我外祖母病得很重(我们的谎言事先就被洞察入微,又不善掩饰的弗朗索瓦丝戳穿了),好象这样说,会使仇者痛快(何况她没有仇人),而不这样说,就意味着对她有更深厚的感情。总之,我们此时此刻完全受一种本能的情感支配,正是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我认为,安德烈对阿尔贝蒂娜爱得不是很深,因为她对她表示出过分的同情。这一类现象屡见不鲜,俯拾皆是,不仅个人会有,大家都会有,甚至大的战争也会有。在战争中,不爱国的人不见得说祖国的坏话,但认为它完了,可怜它,看什么都漆黑一团。
  弗朗索瓦丝帮了我们大忙。她有熬夜的本领,能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有时候,她一连好几夜未合眼,可是她刚上床,才睡了一刻钟,我们不得不又把她喊起来,但她却为能干累活而感到高兴,仿佛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活儿似的,她脸上不仅没有一点不悦,反而露出满意和谦卑。不过,只要做弥撒,也就是吃早饭的时刻一到,弗朗索瓦丝就会悄悄溜走,哪怕我外祖母就要咽气,她也要准时赶去做她的“弥撒”。她不可能,也不愿意让她年轻的听差代替她。她从贡布雷带来了一个极其高尚的观念,仆人要对我们各尽其职,她不能容忍我们的仆人有任何“失职”的行为。她不愧为一个非常高尚、非常专横、非常有效的女教师,在她的调理下,到我们家来做事的仆人不管多么堕落,也会很快改变他们的人生观,变得纯洁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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