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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节

梁晓声小说集-第6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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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不坏,还终于将她找到了。
   她听我说与她的哥哥同在木材加工厂生活过,对我非常亲热,就请了假,将我带回家中。她家住大栅栏茶儿胡同十一号。两间小屋,她的父亲瘫痪在床住外间屋,她和她的母亲住里间屋,睡一张很窄的双人床。她猜到了我没吃早饭,匆匆忙忙地给我做饭。
  一会儿她就将饭菜做好了。我默默吃着,觉得胃肠饱胀,虽然昨天至今天,仅在宗江老师家吃过一顿饭,却吃不下什么,不忍辜负她的好意,强吃。她则静静地看着我。忽然起身去找出一本像册,重新在我对面坐下翻。翻出一张,递给我,微笑着问:“照片上就是你吧?”我放下筷子,接过一看,果然是我。和她哥哥一块儿照的,两人各骑一匹高头大马,挺威风的。我很有感情地注视着那照片,说:“是我。”心中暗想,不知这顿饭吃完了,我还该到哪去?她收回照片,问:“你为什么愁眉不展的啊?大学毕业了,又分到北京了,难道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我想,朋友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实话实说了吧!兴许她真能帮我
  找个住处。就将自己这种暂时不太美好的处境告诉了她。她思索了一会儿,说:“你看,我们家也没你住的地方。这样吧,你住我男朋友家!你吃完饭我就带你去!”也只好如此。能暂时有个地方住,我一口饭也不想再吃。她就将我带到了男朋友家。离她家不远,在排子胡同。她和男朋友商
  量了几句,引我走进一间新接盖起来的砖房里,不大,十来平米。新的双人
  床,新的被褥,一对绣花枕头,一张新打的还没上油漆的写字台。她红着脸说:“这是我们未来的新房。”我也红了脸,说:“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她说:“有什么不行?
  你是我哥哥的朋友,就像是我的哥哥一样嘛!”
  她的男朋友也说:“别见外,我两个姐姐都在北大荒。她们每次探家,在哈尔滨转车,都要在你们哈尔滨知青家里住上一两天,都是哈尔滨知青接站送站。哈尔滨知青讲义气。我们北京人对哈尔滨知青也得够朋友!”
  我就这么的,在人家未来的新房里住下了。有了住处,最需要的便是睡觉。从上海到北京坐的是硬座,昨天奔波了一天,又在火车站“夜游”,困乏之极,他们走后,我倒头便睡,一觉睡到下午三点多钟才醒。醒来就去逛大栅栏,逛天安门广场。逛够了才回来吃晚饭。吃罢晚饭,我那“妹妹”来看我,和她的男朋友一块儿陪我聊天。她临走时问:“梁哥,你肯定缺钱用吧?”
  我说:“不缺不缺。”她说:“不管你缺不缺,给你留二十元钱。”将二十元钱压在枕下。我说:“我第一个月开支就还你。”她说:“你看,你没说实话吧!这就是你的家一样呀,还客气什么!”三天后,我又到文化部去。接待过我的那个女同志问我:“你是愿留在部里,还是愿到具体文艺单
  位?”我反问:“留在部里将分配我作什么工作?”她说:“可惜你不是党员。否则可以分到组织部、干部局。不过你的毕
   业鉴定不错——同‘四人帮’作过斗争,这一条很重要。凭这一条鉴定,你可以先到部‘清查办公室’协助工作,他们的工作量很大,正缺人。”
  我说:“那还是分配我到某个具体的文艺单位吧。”她说:“这可关系到你今后的个人前途,你再慎重考虑考虑。留在部里有留在部里的好处,解决组织问题容易些,你档案中那条鉴定对你非常有利啊!”
  我说:“没什么可考虑的。”她说:“随你便!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这四个文艺单位任你自己选择。”
  我考虑了足有五分钟。我想,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和电影学院去能干什么呢?当教师?我懂什么电影理论或戏剧理论?还不叫学生把我从讲台上轰下来?到青年艺术剧院?我对话剧又不甚感兴趣。到电影制片厂呢?我在电影制片厂又能担当起什么呢?那时,我才真正感到自己各方面的艺术知识、艺术修养太少了!
  我讷讷地问:“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文学编辑呀?比如《人民文学》、《北京文学》这样的单位,我的最大愿望是今后能当一名好编辑。我相信我能。”
  她说:“那你就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去吧!制片厂也有编辑部,需要编
  辑。”我不再思考,说:“行!”暗想:以前我看的电影太少了,今后可有电影看了。她留下了复旦给我开的介绍信,重给我开了一张文化部的介绍信。然
  后,她又把我的档案交给我,让我自己带着到北影去。我来到北影,见北影厂门旁也有士兵站岗,真是大惑不解。仿佛从文化部到北影,北京的文化艺术单位都在实行“军管”似的。
  北影人事科的一位同志看过文化部的介绍信后,说:“部里怎么事先不征得我们的同意就分配人来啊!我们的职工定额已经超编了。我们得向领导请示接受不接受你。你先回去,过几天来听信。”
  我的心凉了半截,问:“几天?”他说:“三四天后吧!”我要把档案留下。他说:“你自己先带着吧。”我沮丧地离开了北影。比三天前离开文化部时的心情还沮丧。我那“妹妹”见我情绪不佳,询问我结果如何?我将在北影碰了一个“软钉子”的情况毫不隐瞒地告诉了她。她劝慰道:“嗨,这也值得忧愁?北影不要你,不是还有好几个文艺单
  位可去嘛?你是光明正大的大学毕业生,还怕在北京成了个无业游民不
  成?”我说:“这几天我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再住下去,心中不安啊!”我那“妹夫”说:“别不安。我们又没敬着你供着你的!拿你当自家人
  看待,你有什么不安的?明天是星期天,我们陪你到北海划船去,或者到颐
  和园去,开开心心地玩上一天。”经他们劝慰,我的忧郁才稍释。星期天他们陪我到北海划船。分配去向没有着落,玩得不开心。晚上回来,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拆开自己
  的档案袋,看看里边都装了梁某一些什么材料。便光着脚丫,从书包里掏出
   了它。可又一想,私拆自己的档案袋,不说“违法犯罪”吧,也算是鬼鬼祟祟的行为。放回去了。重新躺在床,心里还是不甘罢休。为什么不允许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档案袋里装着一些有关自己,有关自己父母和亲属的什么材料呢?它像个影子似的,跟随着你一辈子。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你努力像个好人那么生活,但它却很可能向许多人证明你是个坏人。许多人相信它,远胜过相信你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的实际行为和表现。“不得委以重任”,“有政治野心”,“思想意识不良”,“品行不端”,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评语曾写在多少人的各种鉴定上啊!而写鉴定的人却又不见得是个正人君子。你死了,被火化了,装进了骨灰盒。你的档案,又成了你儿子或你女儿的档案的一部分。这样一想都够令人七窍生烟的!
  虽然我明知自己的档案里绝不会有什么黑材料,虽然文化部那位女同志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对自己的档案袋所产生的那种好奇心,简直就无法转移。他妈的就算写的全是优点,我也想知道我这个人具体都有哪些优点。有利于今后发扬光大嘛!谁叫他们让我的档案袋落在我自己手里呢?不看白不看!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于是我又光着脚丫蹦到地上,第二次从书包里掏出了档案袋。拿在手里,就像拿着我自己的灵魂,别人为我制造的“第二灵魂”,掂了掂,很轻。他妈的一个二十八岁的人的“灵魂”,怎么才这么一丁点分量啊!
  洗脚水没倒。就用洗脚水浸湿了封口,然后用大头针谨慎地挑开了,心情挺激动地从中抽出几页纸和表格来。
  我的档案真是太简单了,简单得使我大大扫兴。小学的毕业签定,中学的毕业签定,都写的相当好。中学的毕业签定中,居然还有“责人宽,克己严”这样简直等于是赞美的话。
  不由得想,但愿这一条我死后,悼词上也写着。在北大荒七年中的各种签定也相当好,不乏赞美之词。我忽然觉得奇怪,我既然这么好,怎么不发展我入党呢?逐页逐条细看,看出了点名堂。有两条是:不尊重领导。政治上不成熟。带着这样两条缺点可不是不太容易入党么!难怪难怪。不尊重领导这一条,是公正的。在老连队,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木材加工厂,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团机关时,顶撞过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参谋长。我想这一条将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真得努力改正掉。
  政治上不成熟这一点,我有点不认可。政治上不成熟,能仅写过一张表态性的“批邓”大字报么?政治上不成熟,能“同‘四人帮’作过斗争”么?从书包里掏出钢笔,就要由着性子将那个“不”字改成“很”字。照量了几下,觉得笔划实在是不好改,悻悻作罢。
  没有什么“黑材料”,“红”得还可以,令我不但觉着扫兴,甚至觉着有几分遗憾了。
  要是有点什么“黑材料”,不妄我作这番手脚。
  拆开的档案袋撇在没油漆过的写字台上,索然地睡了。
  从此我对装在自己档案袋里的“第二灵魂”不再产生任何好奇,也不再发生任何兴趣。
  让它在档案袋里安息吧!
  倒是与我肉体同在的灵魂,因为自己的某些行为,某些没有变成行为的欲念,某些没有变成欲念的意识,某些连意识也没有变成的朦胧的不良的冲动,而时常感到羞愧。这个灵魂可是永不安息。
   我第二次到北影。接待过我的那人不在,另一位我未见过的女同志说那人生病了,十几
  天内不会上班。我问我的工作定下来没有。她说不了解这件事。我又动肝火了,虎虎地问,“你们厂长在哪儿?我要见他!”她淡淡地说:“你见不着他。在国外访问呢!”问:“那你们党委书记在
  哪儿?”说:“不能告诉你。在开会。”我瞪起眼道:“你不告诉我,误了我的分配大事我跟你没完!”她见我来者不善,改换了一种比较客气的口吻说:“我告诉你也没用
  啊。他在二楼会议室,正开会,能接待你么?”我也不跟她罗嗦,转身就走。蹬蹬蹬下了一层楼,找到会议室,按捺
  住肝火敲门。一个人将门开条缝,探出头说了句:“开会呢!”又欲将门关上。我的肝火终于按捺不住,一脚踹开门,气势汹汹闯将进去。十几人都愣愣地瞧我。我怒目环视他们,大吼:“哪个是党委书记?!”一时无人作声,面面
  相觑。我将嗓门提得更高:“哪个是党委书记?!”一个黄瘦脸上布满皱纹的六十多岁的人,用嘎哑的带有湖南口音的语
  调颇不安地问:“你找他什么事?”我从书包里掏出档案袋(来时封上的,胶水还没干),当着他们的面,像撕信封一样撕开了封口,抽出我那几页“灵魂”,往一张茶几上使劲一摔,厉声道:“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由文化部分到北影的,可是过了三天,来了两次,竟然连个具体的答复都得不到!我在北京举目无亲,身上的钱已花光,连个栖身之处都没有。你们如此对待一个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大学毕业生,如此对待大学生分配工作,太不像话了吧?你们心目中还有没有文化部?!难道你们北影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领导之下?!你们不想要我,就干脆说明,也算一种答复!偌大个北京,文化艺术单位多着呢!我不是到你们北影乞求临时工作的盲流!。。”我这一番即兴演说,振振有词,效果颇佳。
  就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很客气地说:“你先别生气,坐下谈,坐下谈。”说着从茶几上拿起我那份档案看起来。看了一会儿,望着其他人又说:“是同‘四人帮’作过斗争。”白纸黑字,那还有假!
  入厂后我才知道,她是北影政治部主任。也是当时北影的“清查小组”负责人,文化部“清查办公室”成员之一。一个与她年龄不相上下,黑红脸微胖的男同志说:“我看一下档案。”
  她就将档案送给了他。他看了一会儿,对那个黄瘦脸的人说,“我们编辑部要他了。”他是我入厂后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黄瘦脸连连点头,“同意,同意。”他便是党委书记。过后我才知道,开的是敦促他“说清楚”的会。在
  座的都是党委委员,难怪他那么无精打采的。我主演的这出“春草闯堂”正赶在了锣鼓点上。我毕业鉴定中“与‘四人帮’作过斗争”那一条,显然对他们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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