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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

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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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卷第814页)。他深感该报作为党在文艺上的喉舌的重要地位,兢兢业业地为宣传党的文艺政策、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在该刊上发表的社论和文章不计其数。刊物是办得活泼而又有内容的,当然在当时正风行政治化的文艺批判的大背景下,在讲求学理的批评中也夹有过“左”的色彩和杂音,以致一直被某些人认为是“雪峰派”的胡风,也暗暗地将他划入了“左的宗派主义”。胡风的书信称冯为“二马”,甚多微词。附带说一下,冯雪峰在解放初期,也许是受当时大气候的影响,在文艺批评中,也时有简单化的倾向。1951年萧也牧发表过一篇有争议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文艺界的批判本来已经很失分寸,冯雪峰还跟随其后,说作者的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文艺报》第4卷第5期),挥起了他历来厌恶的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的棍子。
  尽管这样,冯雪峰在以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取代文艺批评的大潮中,仍然是落伍者。
  《文艺报》1954年18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评论工作者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转载时,主编冯雪峰执笔写厂一则“编者按”,以示郑重。按语说:
  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这则按语很简短,无非是两个意见:一、充分肯定两位青年作者文章的意义和价值“值得引起大家注意”,“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这两句话,是从观点和方法论上作出肯定的;二、指出作者的研究并不是“红学”研究的终结,这是一句大实话,也符合作者文章的实际。大家认为,作者在批评俞平伯时,忽略了俞在“红学”研究上的进步,评价不够中肯;而曹雪芹的世界观,特别是其“色”、“空”观念对其创作的影响也被忽略了。冯雪峰看到了这些问题,但他说的是如此委婉。这说明他着意肯定的是文章的大方向,即“科学的观点”,没有求全责备。
  冯雪峰的态度是积极的,意见是中肯的,对两位作者也特别热情。据当时在《文艺报》的两位目击其事的编辑说:“冯雪峰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希凡、蓝翎这两位青年文艺工作者,而且送到大门外,替他们叫三轮车,还付了车钱……”(转引自丁玲:《悼雪峰》)
  真是“大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是为这么一件事,掀起了一次全国性的大批判,文艺界批,学术界也批,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批。
  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指责《文艺报》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和编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紧接着,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连续召开联席会议,冯雪峰不得不写出《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载《文艺报》1954年第20期)。根据上面下达的口径,承认自己“是立场上的错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12月8日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作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定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免去了冯雪峰的主编职务。
  这事闹到如此严重地步,是冯雪峰始料未及的,事后也仍然想不通。虽然他根据组织的需要,公开作过检讨,但一直认为这是“有苦说不出,低头挨闷棍”。
  对这一问棍,开始,他怎么也猜不透。
  李希凡、蓝翎的文章9月刚发表,10月就在中央报刊上转载,一转载就掀起了一个运动。这到底是为什么?待到毛泽东同志抓住这个问题,并从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需要来部署战斗时,冯雪峰才稍有觉悟。他知道,对他的批判,只是为更大的战斗打开一个缺口。紧接着就在哲学界、历史学界以及整个学术界,开展了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冯雪峰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战略部署是理解的,但也难免有点牢骚,1957年揭发他的右派言行录中就有一条:“对批判《文艺报》不满,说那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尽管批判《文艺报》的主要目的不是整冯雪峰,但因有毛泽东同志的过问,于是冯雪峰便成了一个可疑人物,而对他有成见并想整治他一下的人就心实胆壮了,他的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了,几乎每次运动都把他当做异己力量捎带上,即使找不到证据把他打下去,也得把他当做嫌疑犯挂起来,火烧一番。这次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也许是“在劫难逃”了,他不时这样想。
  未出冯雪峰所料,这次他的确是“在劫难逃”了。
  尽管冯雪峰的检查是有相当诚意的,“周扬当天是表示满意的,邵荃麟也表示满意”,但一场大规模的揭发、批判冯雪峰的斗争,正在紧锣密鼓声中酝酿着。就在冯雪峰这次检查前后,“周扬召集了一次小会,有林默涵、刘白羽等参加。周扬提出揭发冯雪峰历史上的叛党等问题不是主要的,‘主要关键在1936年上海那一段,要有个有力量的发言。'他提出要夏衍来讲。夏衍发言之前,又开过一次小会,讨论夏衍发言,为夏衍发言定了基调。当周扬讲到鲁迅答徐徐庸信时,周肯定地说:‘这封信的原稿就是冯雪峰的笔迹,鲁迅只改了四个字。'”(见邵荃麟在“文革”中写的一份交代材料)看来,部署的内容还不只这一些,斗争冯雪峰的决战之前,就有了一些周密安排的行动。就在“丁、陈反党集团”通报全国的当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是就在奉命“配合作战”了吗?
  作为“主战场”的作协党组扩大会,在8月9日之后却忽然体会了。大家感到这是大雷雨前的沉闷,冯雪峰的感觉更甚。
  8月11日或12日下午,周扬叫冯雪峰去文联大楼会议室,接受“帮助”。当时谈话的情况,冯雪峰事后有回忆:
  我到文联会议室时,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四人已等在那里,当时我觉得空气是很严肃的。周扬先说话,他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批判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不过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这开头的几句话,虽然不能说是原话,但意思我记得是这样。接着,我记得他主要说了这两点:一、他说这一次必须把我许多问题搞个彻底,包括清查我的政治历史;他说这是阶级斗争,大是大非的斗争。二、他说,我的包袱太重了,总以为自己“正确”。就在说第二点中间,他很愤激地提到三六年的事情,说他和夏衍等人在坚持地下斗争,而我却和胡风勾结,给他们以打击。他说,这段历史也必须在这次批判中搞清楚。记得周扬当时还特别愤激地说,我三六年在上海还曾经说他和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要我当面回答他(这点我当时就回答了,说请调查)。
  这次谈话主要是周扬讲,其他三人只是提到胡风问题、丁陈问题;有的只是说:“我一向敬重你,但必须对你斗争,这是为了党的利益。”有的却说:“不批判你,党内党外都有人有意见。”
  周扬的谈话,已明确告诉了他,1936年的问题将是这次批判和斗争他的重点。也许是其他人说到了别的问题,也许是当时反右的重点是现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在这次谈话后,他仍然猜不透自己到底在那些地方出了问题。冯雪峰认为,他1936年在上海的工作,不说他有功,至少也不能说有大错;胡风问题,虽然一些人揪着他不放,组织上没认为他与胡风是“反革命同伙”;至于丁、陈问题,报纸上也只是捎带提及,没有把他正式列入“反党集团”。有人已揭发他在“大鸣大放”中有“现行问题”,主要是说他“号召向党进攻”,“煽动大家‘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可这话是在社内团员请他吃烧饼的晚餐上,当做笑话说的。说时他笑了,团员们也笑了,难道人人都失去了幽默感?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他为此问过与他同去开会的人:“这次到底要批判我什么问题?”回答是:“你有什么问题就检查什么问题。”这样更让他摸不着头脑。
  8月13日,作协党组第十六次会议,一面继续批判丁玲、陈企霞,一面将斗争重点转向冯雪峰,但关键的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还没有提到。虽然周扬已向他交过底,他仍无思想准备。
  其实,他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的。周扬等人对1936年的问题一直耿耿于怀。1956年9月,鲁迅博物馆筹备就绪,进行内部预展,在陈列的后一部分中,展出了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原稿。9月30日,周扬去审查陈列。当他看到这文稿时,立刻对陪同他的同志下令:“这篇文章不能陈列,说不清楚,撤掉它!”过一会儿又补充说,“文艺界内部的斗争暂不表现,等将来有了充分的材料,经过仔细的研究以后再说。”其实,这一问题他早就通过别人在说了,而且‘说得很离谱。1955年第14、15期《文艺报》连载的《胡风反革命理论的前前后后》,周扬亲自校阅过。该文借反胡风为名,说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抗拒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制造进步文艺界的分裂和纠纷”,“破坏当时已经走向开展的文艺界的抗日大团结”,是“与国民党奸细、托洛茨基分于里应外合”,是对“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猛烈的、超‘左'的攻击”。也许是周扬在看到了鲁迅手稿时感到过去这套言论太离谱了,还须“经过仔细研究”。可是,他们“仔细研究”的结果,仍然没有离开这个谱。
  8月14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进行第十七次扩大会议。从此,对冯雪峰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并通过对他的打击,来“改写文学史”。关于这情况,冯雪峰的回忆是这样的:
  会议是从8月14日(第十七次)夏衍的发言开始,立即转为以揭发我在三六年怎样进行“分裂活动”以及“打击”、“陷害”和“摧毁”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等等为中心了。也就是,以揭发我为幌子,从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到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之间,形成了一个进攻鲁迅、为“国防文学”翻案的“高潮”了。我记得在8月14日、8月16日和8月20日这三天会议上,发言的人都非常多,都集中三六年上海的问题,会场空气很紧张,参加的人也比过去多次会议多得多。这三天会上许多人发言,作协在五七年9月间铅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中都没有收入;但收有夏衍、陈荒煤、周立波、郭小川等人的发言,可以说这四人的发言也可以概括所有人的发言的。所有人的发言内容,这里都不必详细叙述,查看夏衍等人的发言就可以了。
  周扬等人如何策划布置这几天会议,我当时当然不知道……当时我也根本没有想到过他们如何策划布置的事情。8月14日会议之后,15日休会一天;16日会议到20日会议之间又休会三天,这也显然都为了策划和布置起见的……当时周扬等人布置所有发言都集中于三六年上海问题,这分明是为了要打破我这个缺口,使我承认三六年我怎样“欺骗和利用鲁迅以打击和陷害周扬等人”,同时“进行分裂活动”,等等,以达到他们攻击鲁迅,篡改历史,为“国防文学”翻案的目的……
  说到8月14日会场的空气,使我很震动……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上夏衍发言对三六年两个口号问题的所谓“揭发”,不但在我当时是感到十分“突然”的,对于大部分到会人我觉得也很意外,加以楼适夷忽然号啕大哭,许广平愤怒地站起来痛斥我,使整个会场非常紧张。我确实很震动。(许广平在夏衍发言中间站起来痛斥我,说我欺骗了鲁迅,是一个“大骗子”……后来她开始识破周扬等人的阴谋,她就从别的角度来批判我了。)
  这里所谓“别的角度”的“批判”,据当时的记录,是指许广平针对发言者所说鲁迅“受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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