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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节

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10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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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胡同太窄,车子开不进去。”司机说。“里面就是第二医院的妇产科医院,你们自己进去吧!”
  进了妇产科医院,大夫一检查,说:
  “羊水都出来了,早干嘛的?这样会要命的!如果脐带断了,那要出人命的,你们还来得了医院吗?!”
  雪媛与包秀荣只得听着。等雪媛躺进了病房,包秀荣要离开时,问雪媛还要些啥,雪媛只说请她帮忙代买两个月经带和两刀手纸,其他吃的用的什么也不要。至于为伟,雪媛已早向别的同事肖素珍等人拜托好了:一旦生孩子,请把为伟在街道托儿所全托几天。
  在照料上百名产妇的护士站,只有潘雪媛的名牌上亮着红灯。因为她已向大夫说明,生第一个孩子时曾经大出血。大夫问她是哪根血管,她没法说明白,所以大夫才给她亮起了红灯,以昭示所有的大夫和护士注意:对这个产妇须要特别小心!
  当天晚上,白班、夜班的大夫到病房交接班,走到雪媛床前时,白班大夫说:“就是这位产妇,得要特别注意!”说完,她们全都离开了病房。
  晚上九点多钟,雪媛觉得肚子疼得实在没法忍受,病房里又没有值班护士,她只好自己从病床上爬了起来,挪到隔壁房间的产床去。两位大夫一看,年长的那一位呵斥雪媛说:
  “都快生了,你才来!你是哑巴吗?不能喊叫一声吗?”
  边说边连忙让雪媛躺到产床上,一躺下就生下来了,很顺利。
  “唉!又是个女孩子!”那位年轻的大夫小声说。
  但在里外缝好后,还不断地流血,腰子盆接了三盆。年轻的大夫说:“大概差不多了,没事了。”就叫护士把雪媛推进了病房。
  可是血还在流着,又是一个一个的腰子盆往外接。
  凌晨,大夫护士又把潘雪媛推进产床手术室。她们把里外的线都拆开,仍找不到断裂的血管,大夫只得伸手进去摸,雪媛只得忍着疼不吭声。突然,她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往下拽,疼得她小声地叫喊:“我受不了啦……”
  这时外面打着响雷,手术室的大灯亮着。大夫这才发现雪媛的子宫颈有陈旧裂痕,连忙进行了快速处理,再里外重新缝起,并告诫雪媛说:
  “你要切切牢记,以后不能再生孩子了,再生你就没命了!什么‘月子里亏的要月子里补',那都是无知无识的话!”
  确实,就算“月子里亏的要月子里补”不是无知无识的话,此时此刻的潘雪媛拿什么来补?!第一,她没有亲人在身边跑里跑外,什么都得自己张罗;第二,想吃一些富有营养的食品,自己的口袋里又没有那么多钱,这个“补”字完全成了幻想。
  第二天上午,外地熟悉我的一位女同志李仙敏到石驸马大街28号小院去找潘雪媛,院里的老太太告诉她雪媛正在医院里生孩子。她连忙称了两斤蛋糕赶到医院,医院看门的人说,上午大夫们正查房,产妇不能会客。她就拜托守门人把两斤蛋糕转给潘雪媛。
  雪媛收到了蛋糕,虽然看到纸包上写有“潘雪媛同志收”,但不知是谁送的,一块也不敢吃,怕吃了赔不起,虽然自己的肚子正饿得慌。
  直到第三天下午,李仙敏来到病房,见那两斤蛋糕还原封未动地搁在床头柜上,她才知道潘雪媛还一块没有吃。
  “你怎么不吃?”
  “戴煌不在身边,没人给我送吃的。这包上虽然写着我的名字,但又没见到人,我怕弄错了,所以没敢吃。”
  李仙敏连忙解开包,雪媛这才放心地吃了起来。
  隔了几天,雪媛抱着孩子回到家,为伟也从街道托儿所接了回来。尿垫子得自己洗,饭也得自己做。工厂、街道都在“深挖洞”,她也都有份,这“月子里补”完全成了一场梦!!
  三
  雪媛给我写信,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我想,这孩子出世时,做父亲的流放在山西,做母亲的独自苦守在北京,为了纪念这苦难的岁月,就叫他“晋京”吧!雪媛欣然同意。
  这时,我很想回北京照料雪媛,但掏不起太原到北京的十元火车票钱,只能托山西本地的一些队友,帮买些小米、红枣,再请回北京探家的队友帮忙送到我家里去。
  雪媛每打开这样的旅行袋,看到当时北京粮店都已绝迹的红彤彤的大枣和黄灿灿的小米,总是十分兴奋。她给院子里东家一碗,西家一碗,以感谢他们平时对她娘儿仨的关照。最后只剩下旅行袋的一个底了,她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觉得这些有钱难买的红枣和小米帮她做了人。
  这当中还发生过带泪的笑话。
  有一次,当一位队友提着小米、红枣敲我们家的门时,雪媛已抱着小晋京去工厂了,六岁的为伟在家看门。她遵照母亲的吩咐,把门关得紧紧的。任这位队友怎么说“是你爸爸让我给你们带小米和红枣来的”,她也硬是不开门。直到院子里的老太太们也来说:“为伟,这是你爸爸那里的同事,是好人,给你们家带东西来的,快开门。”为伟才开了条门缝,把装着小米、红枣的旅行袋搁了进来,随即又关了门,始终没让这位客人进家门。晚上,她妈抱着小妹妹回到家,她还向她妈不无几分自我夸耀地说:
  “妈,我一直没让这人进家!”
  雪媛一听是这回事,不禁心头往下一沉:这样地不分青红皂白,还不能一味地批评她做得不对,不然今后就可能真地出岔子。“穷人家的孩子也难当啊!”雪媛不无感伤地想。
  不过,穷人家的孩子也早当家。为伟当时才六岁多,一个人在家已初步学会了下面条,做棒子面糊糊,自己去煤气站借回小轱辘车去换煤气。有时妈妈上大夜班,就把小妹妹交给她,她也能哄着妹妹睡觉,夜里给妹妹换尿布……
  但她毕竟还是个孩子,玩心重。一个星期天,妈妈给她三毛钱零票和两毛钱钢镚儿,要她去换一瓶酱油,剩下的钱割点肉,给她做肉汤。她拿着钱和空酱油瓶,走到女八中操场大门外的大斜坡,见几位小朋友正在那儿从上到下地蹦蹦跳跳,她也参加进去蹦蹦跳跳。蹦跳了一会儿来到副食店,才发现两毛钱的钢镚儿都被蹦跳没了,只剩下三毛钱的零票儿。换了一瓶酱油用去两毛三,捏着七分钱钢镚儿来到肉案前。割肉的师傅看了看,低着头问她说:
  “这点儿钱连一两肉也割不上啊!”
  “钱被我弄丢了,叔叔,就剩下这些钱了!”为伟嗫嗫嚅嚅地仰着头说。
  这位师傅笑了:“好,给你割七分钱的大肉!”连肥带瘦还带皮地给她割了薄薄的一小条肉,还在上面捅了个眼,穿进去一根塑料绳子。
  为伟把这条肉掂拎到家,她妈问:“两角七分钱,怎么才这么一小条薄肉啊?”
  为伟噘着嘴说:“这是七分钱的肉,旁的钱被我玩丢了!”
  她妈哭笑不得,只得用这片薄纸向给她做了碗白菜“肉丝”汤……
  小晋京一天天地大了。雪媛自己在这个月子里什么也没有“补”,身子骨反而愈加衰弱了。她每天抱着晋京上下班,走四五十分钟的路,越来越感到走不动。院子里的老太太和厂子里好心的同事路彩蕊可怜她,时不时地给孩子买些水果糖,扯几尺布,或送来自家孩子已穿不得的小衣服,有时还送来一些一角钱一块的北京土话叫做“驴粪蛋”的廉价月饼。过意不去的潘雪媛觉得无法报答,就在每天上班和侍弄两个孩子之后,不管自己多么劳累,也要挤出已经不太充足的睡眠时间,帮助这些给予了温情的同事和邻居做针线、织毛衣,常常熬到深更半夜,上眼皮磕打下眼皮。时间长了,她就得了失眠症,每天只能迷迷糊糊地睡两个小时。
  这时,厂里一位女同事想要小晋京。在小晋京还没降生时,她认为潘雪媛肯定没法养活两个孩子,就向雪媛提出,等孩子出生时,就把孩子抱走:“这是一个好人家。把孩子给了这人家,你可减轻一大负担,孩子也会得到很好的照料。”
  雪媛嘴上说:“您甭费心了,我养得活。”心里对自己说:我在戴煌面前说过,我等着他,他的孩子也一个都不能送人!
  是这样。早在为伟出世时,看到极度孱弱的孩子得不到充足的奶水,常常饿得嗷嗷哭,就有人鼓动雪媛与我离婚,说有个已失去配偶的月工资100多元的工程师愿意娶她,连孩子都要。雪媛当即就予以严词拒绝:“我决不会离开戴煌,他的孩子也决不给人!”
  晋京生下来,满月了,那位女同事又向雪媛说了几次要晋京的事,雪媛只当是个笑话,没往心里去。一天,雪媛上早六点到下午两点的班,待下班时,那位女同事对雪媛说:
  “那个要你家小晋京的人家,已买好小孩的衣服被子和小车了。你今天晚上如果不来工厂托儿所接孩子,我就让人家来把孩子接走啦!”
  雪媛一听急了:“你千万别胡来!我们的孩子决不送人!”
  说完,她就赶着回家给孩子打毛衣,等到为伟放学回家,她忙对为伟说:
  “快,快跟妈去接你妹回来,要不人家就把她接走了!”
  为伟一听,也心急火燎,母女俩满身大汗地赶到托儿所把小晋京接了回来,才松了一口气。
  四
  到了1970年冬天,小晋京又穿上了棉衣,沉得实在抱不动。雪媛一狠心,脱下身上那上那件惟一的深蓝色双排扣大棉袄,到旧货店卖了十块钱,再向同事借了八块钱,买来一辆竹制小孩手推车,而任凭自己在大冬天的彻骨寒冷中苦熬。
  但对于孩子,她却想方设法给她们弄得暖暖和和、整整齐齐。她用一条绿色人造棉被面染成绛红色,里面包了一层薄薄的棉花,做了个黄包车和三轮车式的能拉起放下的活动车篷,再做了个挡风帘子。孩子坐在里面冬天冻不着,夏天晒不着,下小雨也淋不着。同时把多余的线手套拆开来染成五颜六色的线,织成小花鞋和小新疆帽。又用多种颜色的碎毛线,织成冬天戴的拉着白绒的新疆帽和花花绿绿的孔雀开屏式的大外罩。孩子这样的穿戴,又坐着那别有风味的手推车,上医院,走大街,很多女同志都惊奇地问:
  “这衣服帽子是哪儿买的?”
  “这车子是哪儿买的?”
  “是友谊商店买的吧?”
  “这孩子是新疆人吗?”
  每逢这样的询问,雪媛都有一种不露声色的自豪感,有时也微笑着回答,“是友谊商店买的”,而绝不说是自己做的。
  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心灵手巧,人穷志不短。好多人都拿来线请她织帽子、钩小鞋,她都尽量满足。有时她甚至自己贴钱,钩织了一些鞋帽送给院里邻居或同事家的孩子。这些孩子就被打扮起来上街、串门,似乎给他们的父母也增添了光彩。
  五
  1971年6月底,新华社机关大院附近砌成了几座简易楼,决定把散居在一些街道小四合院内的部分职工,收拢到这些楼内来。
  石驸马大街28号四合院的一些邻居也陆续搬光了,只剩下雪媛母女没人管。而这所院子已转交给铁路部门,即将抹平建楼房。
  我接到了雪媛的告急信,恨不能像孙悟空那样一个跟头翻到北京。幸好这时国家给劳改就业人员也恢复了探亲假,假期工资照发并报销来回车票。我立即请假启程,回到了北京。
  雪媛母女喜出望外。为伟一下扑到我的怀里,雪媛眼里含着泪。光着屁腚站在小车里的小晋京虽然还不会说话,也不认识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但她看看扑在我怀里的姐姐,又望望喜笑颜开的妈妈,似乎也知道我不是什么外人,也傻乎乎地向我笑望着。我立即上前把她抱起来亲了亲,转身对雪媛说:
  “让你和孩子们受苦了,我对不起你们!”
  雪媛还是那句老话:“那你又是在为谁受苦?”
  第二天一早,雪媛放心地推着晋京去上班了。我还愿似地上街买了一条草鱼,做了雪媛在两个月子里都没有喝过一口的鱼汤,给她下奶。虽然小晋京已快一周岁,这显然是马后炮了,但如果不补上这一炮,我更于心不安。
  第三天,新华社房管组的孙同志,来领我们去看新的住处。
  这位孙同志,过去是收发室通讯班向一些中央领导送《内参》的,我面熟,不知他何时离开通讯班到了房管组的。他把我们领到西单“又一顺”回民饭庄背后参政胡同7号新华社的又一个四合院,给我们看了一间正对院中的南房,约有10平方米。里墙隔壁是第二实验小学的水房,墙上下半拉是一块很大的水印子。他问我们“这房子怎么样?”我和雪媛觉得这总比睡在露天地上强,连声说“好好好”。
  我们与孙同志分手后,立即用苏北老家我的三哥戴育霖和南京江苏省农林厅堂兄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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