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选集-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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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这是东方世界所不具备的。东方已经充斥制成品，输入制成品不仅会损
害英国的制造业，而且会使它的硬币枯竭。英国在这一贸易中的逆差通常达
到每年要用东印度公司的船运出价值五十万镑以上的银币；这种情况再加上
德国的阴谋和德国的津贴，就是英国银币那么少的症结所在。
场，这是东方世界所不具备的。东方已经充斥制成品，输入制成品不仅会损
害英国的制造业，而且会使它的硬币枯竭。英国在这一贸易中的逆差通常达
到每年要用东印度公司的船运出价值五十万镑以上的银币；这种情况再加上
德国的阴谋和德国的津贴，就是英国银币那么少的症结所在。
美法两国的革命给英国和全欧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美国革命
使西方世界有了一个争取自由的民族忧胜者，法国革命则是欧洲的优胜者。
再有一个国家同法国联合，专制主义和腐败政府就不敢再冒头。用句老话说，
整个欧洲现在可以趁热打铁了。被侮辱的德国人和被奴役的西班牙人、俄罗
斯人和波兰人都在动脑筋了。当前的时代将来大可称之为“理性的时代”，
而现代人在后代看来不啻是新世界的亚当。
一旦欧洲所有的政府都建立起代议制，各国就会相互了解，宫廷的阴谋
诡计所煽起的仇恨和成见也会消除。受压迫的士兵将成为自由民；受折磨的
水手将不再象重罪犯一样在街上拖着脚步走，而会安全地出海经商。各国发
给士兵终身津贴并将他们遣散，让他们恢复自由并回到他们的亲友中去，并
且停止募兵，这样做要比用同样的开销使这么多人处于对社会和对他们自己
都毫无用处的状态来得好。由于士兵在大多数国家里一向受到的待遇，可以
说他们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公民们担心他们与自由为敌而避之不及，而长官
又经常打骂他们，因此他们遭受双重压迫。但是，只要自由的普遍原则在人
民中占上风，一切就都会恢复正常；士兵也会因受到礼遇而变得通情达理。
在研究革命时，很容易看出它们可由两种不同的原则引起；一种是为了
逃避或摆脱某种巨大的灾难；另一种是要取得巨大的实际利益；这两种革命
可以用积极的革命和消极的革命的名称加以区别。在由前一种原因所引起的
革命中，情绪慷慨激昂；冒险取得的补偿往往被报复行为付诸东流。但是，
在由后一种原因所引起的革命中，心情与其说是激动不如说是活跃，可以冷
静地对待问题。讲道理与协商，劝导与说服，成为斗争的武器，只有对那些
要加以镇压的人才使用暴力。一件事，只要人们一致同意它是好的，是可以
办到的，例如减轻赋税负担和消灭贪污行为，那么，目的就已经一半达到了。
他们赞成了一个目标，就会努力促使其实现。
在目前捐税过多、如此沉重地压在穷人肩上的情况下，从税款中给十万
零四千户贫困家庭每年五镑，有谁会说这不是一桩好事呢？他会说给另外十
万户贫困家庭每年七镑，给另外十万户贫困家庭每年八镑，给五万户贫困和
寡妇的家庭每年十镑不是好事吗？在这个高度上再进一步，为了救济人生的
种种不幸遭遇，给所有从五十岁直至六十岁的贫苦落魄的人每年六镑，六十
岁以上每年十镑，他会说这不是好事吗？
他会说废除对户主征收的两百万镑济贫税以及全部房屋和门窗税与代偿
税不是好事吗？或者他会说杜绝贪污是桩坏事吗？所以，如果所要获得的好
处值得进行一场消极的、合理的和无需付出代价的革命，那么，舍此而坐等
硬是引起一场暴力革命的灾难来临实乃下策。考虑到目前整个欧洲正在进行
各种改革，我不相信英国会甘居末位；而且，一旦时机成熟，最好不要等待
一种非闹事不可的局面。以英勇和冒险行为去取得补偿，可能被视为人的动
物机能的光荣，但是以理智、调解与普遍同意去达到同一目的却是人的理性
机能更大得多的光荣机能更大得多的光荣。
改革也好，革命也好，不论你叫它们什么都可以，一旦在各国扩大，那
些国家就会友好往来，相互协商，而当少数几个国家结成联盟之后，将迅速
发展，直至把专制主义和腐败政府彻底铲除，至少是从世界上的两个地区即
欧洲和美洲铲除。那时，阿尔及利亚式海盗行为将被制止，因为这种行为所
以能够存在，只是由于旧政府相互争斗的罪恶政策。
我在本书中提出和探讨的问题名目众多，但只有一段话是涉及宗教的，
那就是“凡是劝人为善的宗教就是好的宗教”。
我小心翼翼地避免畅谈这个问题，因为我倾向于认为，那个所谓的现内
阁是希望看到宗教上的争斗继续进行下去，以防止国民把注意力转移到政府
问题上。他们仿佛要说，“往那边看，或者往任何一边看，可千万别往这边
看。”
但是，由于宗教已经非常不恰当地被当作一种政治机器来使用，从而破
坏了它的真实性，因此，我在结束本书之前要阐述一下我对宗教的看法。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有一个大家庭的孩子们，在特定的日子或特定的情
况下，照例要送一些礼物给他们的父母，表示他们的热爱和感激之情，每个
孩子送的礼物不会相同，送的方式也很可能不同。一些孩子用诗文来表示祝
贺；另一些孩子按他们的聪明所及或根据他们自以为会博得父母欢心的方式
做点小玩意；有个孩子最不行，什么都不会做，他会跑到花园或田野里去采
一朵他能找到的他认为是最美丽的鲜花，尽管这实际上也许只是一根野草。
父母看到这些丰富多彩的礼物，会比看到如果所有的孩子预先讲好每人都送
完全相同的东西格外高兴。因为后一种做法是人为安排的，缺少热情，或者
叫人感到机械生硬。但是在所有不愉快的事情中，最使父母伤心的莫过于看
到，孩子们事后为了争论哪件礼物最好或最坏，竟然大打出手，兄弟姐妹相
互辱骂扭抓，闹得不可开交。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设想伟大的上帝喜欢受到多种方式的礼拜呢？而最大
的冒犯行为不就是想法子互相折磨，使大家都倒霉吗？就我个人而言，我是
在尽力使人类和解，使他们生活幸福，使一向敌对的国家团结起来，消除战
争的恐怖行为和砸碎奴役与压迫的锁链，这一切在上帝看来是可取的，因此
我感到十分满足；这是我所能尽的最好义务，我心甘情愿地去履行。
我并不认为，任何两个肯动脑筋的人，对于所谓学术论点，想法会完全
相同。只有那些不动脑筋的人，才表现得意见一致。在所谓的英国宪法问题
上，情形就是如此。一向认为英国宪法理所当然是好的，所以就用颂词去代
替真凭实据。但是，一旦英国国民着手审查它的原则和它所包含的弊病，就
会发现它的毛病比我在本书和前一部书中所指出的还要多。
①我知道，在法国，不但在人民大众中间，而且在前国民议会的许多主要成员中间，有许多最开朗的人士
（总是有一些人对时间的看法比别人远大）都认为君主政体的计划在那个国家中是维持不了多少年的。他
们发现，聪明才智不能世袭，所以权力也不应当世袭；并且认为，一个人每年从一个国家领取一百万镑，
应当小至原子，大到宇宙，无所不知；如果他确有这样的才智，他就不屑拿这笔钱。可是他们并不愿意使
国民前进的步子快于他们自己的理智和利益所限定的速度。在我出席讨论这个问题的所有场合，人们的想
法总是这样的，即全体国民普遍认为，一旦时机成熟，一个体面而宽大的办法就是给当时坐在王位上的那
个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送一大笔钱，让他带着他那一分普通的权利和特权舒舒服服过隐居生活，而对于
公众，他的所作所为不用比任何一个公民多负一点责任。——作者
至于谈到所谓国教，我们倒不如把它叫做国神。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特定
的神，那要么是政治手腕，要么是异教体系的残余。在所有论述过宗教这一
普遍主题的英国教会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胜过当今的兰道夫主教
至于谈到所谓国教，我们倒不如把它叫做国神。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特定
的神，那要么是政治手腕，要么是异教体系的残余。在所有论述过宗教这一
普遍主题的英国教会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胜过当今的兰道夫主教；我非常高
兴借此机会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
现在我已经把整个问题探讨过了，至少在我目前看来是如此。在我旅居
欧洲五年期间，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在我返回美国之前向英国人民谈谈政府
问题。柏克先生给了我这个机会，我要谢谢他。在三年前的某一场合，我曾
力促他建议召开一次公平选举出来的全国代表大会，以便研究国家形势；但
是我发现不管议会当时怎样强烈地倾向于反对他与之采取一致行动的那个
党，他们的指导方针是继续保持贪污腐化，并且相信不测事件。长期的经验
表明议会总是服从大臣们的任何更迭，并把希望和期待寄托在这上面。
从前，当政府发生分裂时，就诉诸武力，于是爆发内战。那种野蛮的惯
例已被新的制度打破；方法就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问题通过商讨与公共意
志得到裁决，个人意见欣然服从裁决，社会秩序乃得以维持。
有些先生喜欢把本书的这一部分以及第一部分所依据的各项原则称做
“新流行的学说”。问题不在于那些原则是新的还是旧的，而在于它们是否
正确。假定它们是正确的，那就可以用一个易懂的比喻来表明它们的效果。
现在已是
2月中旬。如果我到乡间去蹓跶蹓跶，就会看到树木还光秃秃
的，一片冬季景象。人们一路走的时候往往攀折细小的树枝，我可能也会这
样做，并且可能碰巧看到树枝上有一个嫩芽已在萌发。我可能勉强讲一番道
理，或者根本不讲道理，就认为这是在英国长出的独一无二的一个嫩芽。但
我不这样决定，而要立刻断言：同样的嫩芽正到处在萌发，或就要萌发；尽
管植物的冬眠期各不相同，有些树木长些，有些短些，有些也许两、三年都
不开花，可是，除了已经枯死的之外，所有的树木在夏季都会枝叶茂密。政
治上的夏季怎样才能跟上自然界的夏季，这不是人所能预见确定的。然而，
不难看出，春天已经来了。据此，我衷心祝愿所有的国家都获得自由和幸福，
从而结束《人权论》第二部分。
①蒙丘尔·D。康韦在他最近出版的潘恩著作中评论说，“
1792年向这个作家表示敬意值得注意，因为该作
家的成名主要是基于他对潘恩的《理性时代》一书所作的驳斥（《为圣经辩护》，
1796年）。”——原编
者
附录
附录
读者也许会发现，本书中有关减税计划的一些部分同皮特先生在一月三
十一日（星期二）本届议会开幕词中的某些部分非常相似，以致认为不是作
者得到了皮特先生的启示，就是皮特先生得到了作者的启示。——我先来指
出那些相似的部分，然后说明我所了解的情况，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
提出免税建议几乎是空前未有的事；同样出奇的是，这样一种方案竟然
由两个人同时提出；更有甚者（考虑到捐税名目之繁多），这两个人竟然都
会看中同一些特定税。皮特先生在他的演说中提到了货车税——女仆税——
降低蜡烛税，以及免除对七扇窗以下的房屋征收的三先令税。
这些特定税的每一项都是本书所列计划的一部分，并且也都建议予以免
除。诚然，皮特先生计划的减税额不超出三十二万镑；而本书建议的减税额
则将近六百万镑。我是根据岁入仅为一千六百五十万镑来计算的，还是断定
“如果不是一千七百万镑，也非常接近此数。”皮特先生说是一千六百六十
九万镑。我可以有把握他说，他并没有说过了头。在讲了本书和皮特先生的
演说雷同的地方之后，我想摆一些可以说明问题的事实。
作为法国革命带来的影响，关于减税的最初暗示见诸于
1791年
8月
20
日在茅舍酒店集会的先生们所发表的“演说与宣言”。那篇演说中提到许多
问题，其中有一段话是向反对法国革命的政府人士提出质问：“他们不是因
征收沉重新税的借口和继续征收许多旧税的机会行将结束而感到遗憾吗？”
众所周知，那些经常光临茅舍酒店的人都是同官廷有瓜葛的，他们对这
个涉及法国革命和减税的“演说和宣言”深恶痛绝，以致酒店老板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