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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性的历程:从上古到隋唐(一部中华版-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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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人眼中,最强悍的两性人则是能够时男时女。什么叫做时男时女?就是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兼有女性的阴道和男性的阴茎,早在宋代的《重刊补注洗冤录集证》中就有一条这样的记载:

  吴县民马允升妻王氏与金三观妻周四姐奸宿一案。验讯周四姐产门内从小生有软肉桩一条,与丈夫交媾并不关碍。肉桩举发即伸出,长有二三寸,粗如大指,可与妇人通奸。

  中国现存最早的案例选编《疑狱集》上说道:

  宋咸淳间,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其女刺绣,女忽有娠。父母究问,曰:“尼也。”父母怪之,曰:“尼与同寝,常言夫妇咸恒事。时偶动心,尼曰:妾有二形,逢阳则女,逢阴则男。揣之则俨然男子也,遂数与合。”父母闻官,尼不服,验之无状。至于宪司,时翁丹山会作宪,亦莫能明。某官曰:“昔端平丙申年,广州尼董师秀有姿色,偶有欲滥之者,揣其阴,男子也。事闻于官,验之,女也。一坐婆曰:令仰卧,以盐肉水渍其阴,令犬舐之。已而阴中果露男形。”如其说验,果然,遂处死。

  这个故事后来经明代才子凌濛初的改写,收入《初刻拍案惊奇》,至今读起来还让人惊叹。在明清小说中,这些时男时女的两性人往往被描绘成邪淫之徒,他们伪装隐秘,通过各种方式与妇人闺女接近,进而诱骗奸淫之。

  总之,这种时男时女的两性人引起了小说家们的高度关注,男女身份的随时转换,带来的不仅仅是性技巧上的花样百出,还有性心理上的迷离蛊惑。


  平康坊:中国第一个红灯区

  才、貌、情兼备的妓女,成为众才子追逐的对象,而妓女也要借助与士子的交往增加自己的身价。

  贵族与平民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开放,大量人口的流动,各国商贾的云集,让唐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

  长安城坊市规划整齐,制度严密。以贯通南北的朱雀大街为中轴,分东西两区。平康坊位于东区第三街(自北向南)第五坊,东邻东市,北与崇仁坊隔春明大道相邻,南邻宣阳坊,都是“要闹坊曲”。而尚书省官署位于皇城东,于是附近诸坊就成为举子、选人和外省驻京官吏和各地进京人员的聚集地。当时地方各方镇驻京办事处叫做进奏院,崇仁坊内有进奏院二十五个,而平康坊内就有十五个。

  平康坊和崇仁坊夹道南北,考生和选人每年少则数千,多至数万人,云集京城赴选应举,上述两坊“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因此平康坊成为诸妓聚居坊曲自可想见。据《开元天宝遗事》卷二载:“长安有平康坊者,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唐人孟郊的《登科后》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的是一朝青云直上,成为天子门生的得意之情。这位老兄真是雅人,中了进士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骑上快马去赏花。若有人问这位老兄赏的是牡丹花还是牵牛花,估计会遭他翻白眼了。因为唐进士中举之后的第一件事就去跑到平康坊,干什么去?去妓院找漂亮妹妹。这平康坊就是长安城特意开辟的红灯区。

  因为平康坊地处城北,又称为“北里”。晚唐僖宗时有一位垂垂老矣的官员孙棨在中和四年(884年)写了一本《北里志》,记录的是黄巢攻入长安之前的平康坊歌妓的生活,用于缅怀永不再来的好时光。

  他在序上说,举子们在考试之前,总是喜欢到教坊游荡。教坊的女子“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她们“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他当年因为公事,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看着平康坊繁华鼎盛,常常想起物极则反,总是怀疑这样的繁华还能持续多久。其后黄巢播乱天下,僖宗逃到四川,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长安城顿成人间地狱。现在天下稍微安定,但自己已经老了,回想以前的往事,只能写上一点是一点了。(原序较长,还有很多典故,此处为意译)

  正是孙棨随随便便写下了这本书,我们现在才能在纸面上追慕唐长安城的繁华,特别是了解娼妓这一行业在唐朝的兴盛发达。

  平康坊诸妓隶籍教坊,从小受到比较严格的歌舞、诗词、乐器等训练,供奉和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喜好吟诗弄文的皇室官僚贵族士大夫,经常要应召供奉和侍宴,她们的文化素养和品位也比较高。因此赴京赶考的举子在温柔乡中一旦找到知音,便会萌生出真挚的爱情,我们比较熟悉的唐传奇《李娃传》,描写的就是一位进京赴考的举子,与平康坊名妓李娃演绎出的旷世艳情。而《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是新科进士尚未得官,属于留京待选,也寓居在妓女霍小玉家中。这些本是小说家言,《北里志》却给我们留下很多当时妓女的名字,还有她们和士子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绛真)善谈谑,能歌令,其姿亦常常,但蕴藉不恶,时贤大雅尚之。

  (杨妙儿)长妓曰莱儿,貌不甚扬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

  (郑举举)充博非貌者,但负流品,巧诙谐,亦为诸朝士所眷。

  (王圉儿)次妓福娘,谈论风雅,且有体裁。

  (小福)虽乏风姿,亦甚慧黠。

  (王苏苏)居室宽博,卮馔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谐谑。

  (张住住)少而敏慧,能辨音律。(以上俱见《北里志》)

  进士们也以能和妓女中的头牌交往为荣,她们的月旦之评,对自己的未来也不无助益。要“赢得青楼薄幸名”,没有子建的才,就算是有潘安的貌、邓通的财、驴大的行货也是搞不定的。

  才、貌、情兼备的妓女,成为众才子追逐的对象,而妓女也要借助与士子的交往增添自己的身价。《北里志》就记载了一位叫裴思谦的士子状元及第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既不是拜会恩师,也不是会见同年,而是“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估计他之前是没有被名妓们待见,现在金榜题名高中魁首,就像中了头奖一样,有了底气,马上乱派名片。名妓们冲着状元的名头,自然改颜相向。第二天,这位新科状元起床后,估计不好意思不付钱,牙也没洗就赋了一首诗:

  银缸斜背解鸣,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染桂枝香。

  裴思谦的姿态还算是好的,另一位叫郑合敬的士子则在及第之后赶紧跑到平康坊大睡特睡,还写了这样一首诗:

  春来无处不闲行,楚润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元声。

  一副臭显摆的面孔,我呸!


  名为风流阵:官妓鼎盛的时代

  诗人和妓女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买卖,更有精神交流的成分。

  《开元遗事》说:“明皇与贵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统宫妓百余人,帝统小中贵百余人,排两阵于掖庭中,名为风流阵,互相攻门,以为笑乐。”

  这里的“宫妓”其实相当于夏桀的女乐了。宫妓是天子独自享受的,所以不必多说。

  唐代娼妓,名目很多,如:“营妓”(《北梦琐言》);“官使妇人”(《旧唐书·宇文融传》);“风声妇人”(《唐语林》);“官妓”(《唐书·张延赏传》)。综合起来,其实都是“官妓”。

  “官妓”的来源一是买卖,如《唐律》载: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二是误堕风尘;三是罪人家小籍没。为了管理数目庞大的妓女,唐代妓乐籍贯,先隶太常,后属教坊。

  唐代人才晋升,尽由科举,尤重进士。进士最出风头,尤在初及第的时候。唐朝初期,六朝时盛行的门阀制度甚至让一代明主唐太宗感到愤慨,为了对门阀进行限制,皇帝们对其门生就格外加以推恩,甚至允许他们挟妓游宴,《开元遗事》上便说:“长安进士郑宪、刘参、郭保卫、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姬三五人,乘小犊车揭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帽,叫笑喧呼,自谓颠饮。”进士是何等风头!可以雁塔题名,参与曲江大会,推重谓之“白衣卿相”,又曰“一品白衫”。

  《北里志》写一位叫做颜令宾的名妓“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为时贤所厚事笔砚;有词句”,固曲中妓女之佼佼者,乃使小童持诗迎及第进士,卑词云:“曲中颜家娘子将来扶病奉候郎君。”

  此外更有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容,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他人莫能窥也。后昭述释褐,授天长簿,遂与国容相别。诘旦赴任,行至咸阳,国容使一女仆驰矮驹赉短书曰: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恩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成疾,再期后会,以冀齐眉。长安弟子多讽诵焉”(《开元遗事》)。

  相形之下,不得第进士,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亦为妓女所嘲笑。何光远《诫鉴录》说:“罗隐初赴举子日,于钟陵筵上遇娼妓云英同席。一纪后,下第,又过钟陵,复与云英相见。云英抚掌曰:罗秀才犹未脱白。隐虽内愧,亦嘲之以诗。”

  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是因为唐科场以诗歌取士,因此上至皇帝将相,旁及贩夫走卒,方外之僧尼女冠,以及坊曲妓女,几无一人不能诗。所以为了接客,或者说为了接到更好的客,妓女除了旧有的歌、舞两项技能之外,还须写得一手好诗。根据《全唐诗》选录可知,娼妓能诗的,亦以唐代为最多,往往有集行世。诸如江淮名妓徐月英之《送人》:“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鸳鸯相背飞。”写的便是与才子间的纠缠恨事。

  诸妓既多工诗,故对当时诗人特别敬重。白居易《与元稹书》说:“及再来长安,又闻右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见《白氏长庆集》及《旧唐书·本传》)

  而诗人的文笔之毁誉也往往关系妓女的兴衰,所谓“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范据的《云溪友议》就写道:

  滥州宴席酒纠崔云娘者,形貌瘦瘠,而戏调罚于众宾。兼恃歌声,自以为郢人之妙也。李生宣古,乃当筵一咏,遂至钳口。诗云:“何事最堪悲,云娘色色奇。瘦拳抛令急,长嘴出言迟。只怕肩侵鬓,唯愁首透皮。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

  这完全是不让人下台啊。

  王灼《碧鸡漫志》记载: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涣之诣旗亭饮酒,梨园伶官亦召妓聚宴。三人私约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试观诸伶讴诗分优劣。”一伶唱昌龄二绝句:“寒雨连江夜入吴”一伶唱适绝句云:“开箧泪沾臆”一妓唱涣之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以是知李唐伶妓,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尝俗也。

  可见唐诗大类于如今的流行歌曲,歌曲要流行,少不得要出现歌星;有了歌星,少不得要自出新意,有所创新。妓女既时时与诗人接近,便要让他们帮忙修改订正曲谱,代她们作乐词,而长短句词乃崛兴。胡适在《词的起源》就说:“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

  这种产业越来越成熟,到了晚唐,更出现如温庭筠之类的诗人,他们甚至大拍妓女们的马屁,“能逐弦歌之音,为侧艳之词”。

  所以说,诗人和妓女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买卖,更有精神交流的成分。清代的章实斋便说:“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致诗礼大家,多沦北里。其有妙兼色艺,慧传声诗,都人士从而酬唱。大抵情绵春草,恩远秋枫,投赠类于交游,殷勤通于燕婉,诗情阔达,不复嫌疑;闺阁之篇,鼓钟闻外。其道固当然耳?”

  唐代官妓文化发达的另一因素还在于高级官僚的维持,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庶僚牧守,无一不是怜香惜玉之徒,如果对妓女太过分了则会影响官声,严重时甚至会妨碍自己的升迁。而与妓女的两情相悦,更是往往传为一时之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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