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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

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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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古老名称“seen p”是英文字“Seehp ty”(有意外发现奇珍异宝的本领之
意)的词源,现在却成了纠纷、悲痛、哀伤和绝望的代名词,真是可悲。

    新加坡和巴基斯坦两国在1968年建交,但是多年来在贸易或其他方面甚少往来。
在国际事务上,我们没有共同的立场可言。一直到80年代,阿富汗和柬埔寨纠纷—
—两国都由苏联提供援助——才把新巴两国拉在一起。

    齐亚。哈克总统在1982年到东南亚巡回访问时,访问了新加坡。他告诉我,他
访问新加坡的惟一目的是同我见面。他推崇我为新加坡现代化的功臣,我以自己一
贯的答复告诉他,现代化的新加坡是整体合作的成果。我们谈论了印巴关系。新印
双方当时因为对柬埔寨问题存有歧见而发生摩擦。我同意齐亚的看法,就是苏联的
战略和意图造成了阿富汗和柬埔寨的战争。

    他邀请我到巴基斯坦访问。我在1988年3 月成行,他隆重地欢迎我,就跟马科
斯总统在1974年迎接我的情形一样。我们乘搭的商用客机一飞越拉合尔附近的印巴
边界,六架F -16型战斗机就一路护送我们到伊斯兰堡。我检阅了阵容强大的仪仗
队,礼炮鸣放19响,数百名挥舞彩旗的儿童、身穿传统服装的舞蹈员在机场迎接我。
伊斯兰堡的环境显然比德里干净,打理得整齐多了,不像德里那么儠遢,市中心也
没有贫民窟和人潮汹涌的街道,令人刮目相看。他们的宾馆和酒店水平也比较高。
齐亚体格粗壮,一头乌黑的直发细心地往后梳理,胡子浓密,声音响亮,流露出满
怀自信的军人风范。他是个严守教规的穆斯林。他下令巴基斯坦军方官员禁酒,一
如其他民众。作为他0 的宾客,我们在宾馆可以喝到当地酿造的啤酒。齐亚在晚宴
上即席发表演讲夸奖我——不单就新加坡而言,而是特别针对我敢于驳斥西方新闻
界一事。他一直留意新加坡政府和西方媒体一来一往的辩论,并为我们喝彩。他曾
经在他们笔下吃过苦头,因此为我们的并不忍气吞声而高兴。他颁给我一枚巴基斯
坦的“伟大领袖勋章”。

    在离开巴基斯坦之前举行的记者会上,我赞扬齐亚总统勇于冒险为阿富汗提供
后勤支援。如果他是一个胆怯的领袖,当初宁可采取视若无睹的态度,世界局势会
变得更糟糕。不幸的是,5 个月后,新巴两国关系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发展,他就在
疑云重重的坠机事件中丧生了。

    新巴关系再次陷于低潮,直到1990年11月,纳瓦兹。谢里夫当上总理。谢里夫
体格健壮,身高中等,但是以巴基斯坦人的标准而言,算是矮小的。他不过是个40
多快50岁的人,头顶却已光秃。谢里夫和布托家族的两位领袖不同,他不是封建地
主阶级出身,而是来自拉合尔一个做生意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在巴基斯坦军事领袖,
包括齐亚统治期间,创立了钢铁、白糖和纺织公司。他在1991年两度访问新加坡:
一次在3 月,静悄悄地到来探求新加坡经济繁荣进步的原因;另一次在12月,这回
是邀请我到巴基斯坦访问,并在开发巴基斯坦经济方面给他提意见。他说,巴基斯
坦以新加坡为模式,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计划。令人心惊的数字他给我的印象是
急切盼望推行改革,使巴基斯坦的经济更加倾向市场。我答应在第二年前往访问。
他应我的要求,派遣巴基斯坦财政部秘书长赛义德。库雷希到新加坡为我先做一番
介绍。库雷希跟我见了三次面,每次长达三个小时。我们讨论了他早些时候送来的
资料。用不了多久,巴基斯坦所面对的非常严重又棘手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他们
的计税基数低,所得税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 %。许多土地交易没有档案记录,逃
税事件屡见不鲜。农业、铁路服务和钢铁厂获得政府津贴。他们的国防开支占预算
的44%,债息占35%,只剩21%用于国家行政。所以,他们的预算赤字在国内生产
总值的8 %到10%之间,通货膨胀则快达到双位数。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数字,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向他们指出解决办法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地选民没受过教
育,地主又控制着目不识丁的佃农的选票,从而掌握立法权,要在这样的国家行使
政治意志,谈何容易。推行土地和税务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地贪污十分猖
獗,国家财产被大量偷取,包括盗用电力。

    1992年2 月28日,我到巴基斯坦访问,前后逗留了一个星期。我同谢里夫和他
的主要内阁同僚,包括财政与经济部长萨尔塔杰。阿芝斯举行过两次会谈。阿芝斯
是天生的乐观派。回国后,我给了谢里夫一份报告,随附一封私函,简要地告诉他
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谢里夫是个精力旺盛的行动派人物。他同情的士司机的处境,
便降低的士税收,尽管这引起对其他车主有欠公平的问题。他的商业背景使他相信,
企业私营化是解决增长缓慢的途径,他急于推行国有企业私营化措施。但是在巴基
斯坦,这些国有企业不是通过公开招标出售的。交情,尤其是政治交情,决定了哪
个企业该落谁家。他总相信,无论什么问题,一定有改善的办法。问题是,他往往
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耐心先进行全面的研究,然后才决定采取哪一个解决方案。总的
来说,我相信他比贝娜齐尔。布托更有能力治国。当时贝娜齐尔是主要的在野领袖,
后来接替谢里夫成为巴基斯坦总理。不管有没有达官贵人关照,就经商而言,谢里
夫比贝娜齐尔或她的夫婿阿锡夫。阿里。扎达里都在行。

    回国途中我在卡拉奇停留,前往会见贝娜齐尔。她对谢里夫和总统吴拉姆。阿
末汗满怀怨恨。她说她的政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政府提控她的同僚和夫婿,企图
借此把她和她的政党搞得名誉扫地。腐败的警察在一旁助纣为虐,军队、总统、总
理三巨头恻控制了整个国家。她也说,他们现有的放松经济管制运动始于0 她,私
营化法案也是她当初通过的。

    1992年12月,谢里夫在从日本回国途中到新加坡访问。他要我继续到巴基斯坦
访问,评估他们在落实我的建议之后所取得的进展。他说,列人私营化计划的国有
企业已有60%落实计划,外来投资也增加了。库雷希再次给我做了简要的汇报,结
果发现我的建议有许多并未落实。这正是我一直担心的。我还来不及重访伊斯兰堡,
阿末汗总统和谢里夫总理就因彼此对抗相持不下,双双辞职。巴基斯坦再度举行选
举,贝娜齐尔随后当上总理。

    1994年五月,大选过后不久,我在瑞士的达沃斯见到贝娜齐尔。她一副神采飞
扬的样子,满脑子都是主意。她要新加坡参与一项工程,从巴基斯坦兴建一条公路
途经阿富汗,直达中亚地区。我向她要一份详细的建议书来看。她也要求我们对那
些陷入困境的巴基斯坦企业进行研究,看它们是否还有成功的希望,并加以接管。
她的夫婿兴致更高,他准备在卡拉奇岸外填土造岛,以把它发展成自由港和设有赌
场的自由贸易区。这根本不符合经济效益。巴基斯坦有那么多荒废的土地,哪里还
需要填造一个新岛屿?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新加坡是一个成功的国家,有大把钞票,
因此大可以在巴基斯坦投资,使它也成功。

    1995年3 月,贝娜齐尔和她的夫婿到新加坡来访问。她说她采纳了我在达沃斯
提出的意见,并向我保证,她建议推行的一切计划都经过周详的考虑。她邀请新加
坡把劳工密集的工业转移到巴基斯坦。我告诉她,她首先得说服我们的商家。当投
资者每晚在电视上看到卡拉奇的穆斯林以重型武器和炸弹杀害其他穆斯林时,他们
必定会问自己为什么要牵涉在内。我没有到巴基斯坦访问。贝娜齐尔在1996年遭她
自己委任的勒哈里总统革职。谢里夫在1997年2 月举行的另一届选举中获胜,再次
坐上总理的位子。

    巴基斯坦根深蒂固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防务开支占用了太多预算。
两大政党领袖之间的敌意浓得化不开,继续毒害着当地的政坛。阿锡夫被控谋杀妻
舅穆尔塔扎。布托,夫妇俩也被控贪污,案件涉及巨额款项,一部分贿款经追查被
发现存放在瑞士。

    巴基斯坦的问题还不止于此。1998年5 月印度进行了数次核试炸,巴基斯坦两
个星期后也进行试炸。两国经济能力都捉襟见肘,巴基斯坦更加不如印度。1999年
5 月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到新加坡访问时,向我保证已经在上个月同印度总统瓦杰
帕伊详谈过,双方都不准备部署装上核弹头的导弹。他大胆表示,由于双方都有核
武力量,两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这是大家所衷心盼望的。

    巴基斯坦人是能够吃苦的民族,他们有足够的人才和受过高深教育的人来建立
现代化的国家。但是跟印度冤冤相报的结果耗尽了巴基斯坦自己的资源,致使它的
潜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25、在欧盟留下足迹

    英国想加入欧共体,是为了摆脱经济增长缓慢而一再带来的问题。因为相比之
下,欧共体成员如德国、法国、比荷卢经济联盟国,甚至是意大利,增长步伐都比
英国快,显然较大规模的市场刺激了它们的增长。我希望同这个新欧洲建立关系,
以防英国日后成功加入时,新加坡被拒于门外。

    英国人在五六十年代对欧洲所采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欧洲人的
看法:欧洲的民情似乎有所不同,又有点古怪,不如一个国家那么团结,又不像英
国那么重视宪制。法国人动辄搞暴动、闹革命或推翻宪制;德国人习惯用武力解决
纠纷。然而当1962年哈罗德。麦克米伦以英国首相的身分,尝试让英国加入欧洲经
济共同体(欧共体,现为欧洲联盟)而被拒绝时,我就认为这类申请迟早会成功,
有可能在再次或三度尝试之后。英国在1968年宣布撤离苏伊士运河以东,哈罗德。
威尔逊首相向夏尔。戴高乐总统表明有意加入欧共体。这次尝试又失败了,但却显
出欧洲对英国已变得多么重要。

    英国想加入欧共体,是为了摆脱经济增长缓慢而一再带来的问题。因为相比之
下,欧共体成员如德国、法国、比荷卢经济联盟国,甚至是意大利,增长速度都比
英国快,显然较大规模的市场刺激了它们的增长。我希望同这个新欧洲建立关系,
以防英国日后成功加入时,新加坡被拒于门外。

    同大部分官僚组织一样,高层发表的原则声明不保证一切就会顺利。我在70年
代因为新加坡出口货物遇上问题而见识了“欧洲堡垒”的保护主义政策。1977年10
月,我到布鲁塞尔会见欧共体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从60年代詹金斯担任英国
财政部长时期开始,我就一直跟他保持联系。早些时候我写信告诉他,委员会把普
惠制条例(即普遍特惠制,让发展中国家享有受限制的免税人口优待)加诸新加坡,
给新加坡出口电子计算机。雨伞、投影机和三合板带来困难,近期连出口新鲜的胡
姬花也遭荷兰和意大利的花农反对。我补充说,纺织品和雨伞有问题早在我意料之
中,但是电子计算机和新鲜的胡姬花却不然。詹金斯同情我们的处境,答应调查这
件事,但是就雨伞而言,他无能为力——好像是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选区也生
产雨伞。

    我和其他委员讨论如何停止制造那些欧共体国家因为失业率居高不下而视为敏
感物件的产品,结果发现,要列出这样的单子简直没完没了,看了令人沮丧。任何
一个有能力影响布鲁塞尔的成员国,尽管所受打击程度很小,却都会动辄要求布鲁
塞尔给予保护,而且有求必应。然而欧共体还不肯承认它是所有贸易集团中保护主
义最强的一个。我以飞利浦和西门子两家最出名的欧洲跨国公司的经验为例,它们
要把在新加坡生产的电子产品出口到欧洲,结果比出口到美国或亚洲国家还困难。

    我提出两件事情:第一、不该时机尚未成熟时就让新加坡“毕业”,以致我们
无法继续享受普惠制的优惠;第二、有选择性的防护措施阻止人口,不见得能够有
效地解决欧共体的问题。我尝试说服詹金斯:作为欧共体委员会的主席,他应该通
过签署经济合作协议,使前途无量的欧共体一东盟关系正式建立起来。如果他能到
东盟国家访问,将显示出委员会对这个目标的认可。他反而派来了负责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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