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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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为特选中学提供额外的师资，通过语言特别课程协助学生掌握华、英两种语言。
特选中学成功地保留了传统华校尊师重道、守纪律、讲礼貌的优点。无论是过去或
现在，这些学校的校风，是纪律和礼仪等比较散漫的英校远远比不上的。今天，大
部分特选中学，包括一度受共产分子控制的华侨中学，是顶尖名校，既拥有现代0　
化的设备，也有骄人的历史和传统。

　　　　南大在1978年迁入新大校园进行联合教学之后，我认为鼓励华族人民放弃方言，
改说华语的时机成熟了。我相信学生若能免除在家中用方言沟通的负担，他们在学
校里将会更易于掌握0　英语和华语。在家中讲华语对学生在学校学习华语将有所帮
助。于是，我发起“推广华语运动”，每年为期一个月。

　　　　为强调推广华语的重要性，我不再以福建话发表演讲。我们也取消了电视台和
电台所有的方言节目，不过，为老一辈着想，仍然有使用方言播报的新闻。可惜到
了选举的时候，为了不让反l　对党候选人占优势，我们还是必须讲方言。直到1997
年1　月的大选之前举行的群众大会，引起选民最热烈反应的一些演讲仍然是用福建
话发表的。对老一辈的人来说，方言才是他们真正的母语。

　　　　要改变华族家庭的用语习惯谈何容易。到70年代为止，八成左右的华人在家中
依然说方言。华族方言和华语不同，它对人们学习和使用华语造成干扰。我在电视
上发现年轻工人在受访时，说起华语来并不流利，因为他们一回到家中和工作场所
就使用方言。我以自己对人民的影响力规劝他们改变沟通的语言。人们知道我的三
个孩子兼通华、英、巫三种语言，对我的教子之方总有几分敬意。我和芝到公园散
步时，通常注意到家长总是用方言跟孩子交谈，直到他们发现我们在场，才一脸难
为情地改用华语。他们心里明白，让子女使用方言并非正确的做法，他们为不理会
我的劝告而觉得不好意思。这种改变尤其难为了祖父母一辈，但是大多数人应付得
不错，他们用方言跟孙子谈话，却也听得懂孙子用华语的回答。我们倘若不积极推
广使用华语，双语政策就不能在华族学生身上奏效。讲华语的家庭从1980年的26％
增加到1990年的60％，数字还在不断上升。然而与此同时，讲英语的家庭也从1988
年的20％上升到1998年的40％。

　　　　使华族人士改变学习华语的态度，关键因素是中国的逐渐对外开放。不管是专
业人士或督工，兼通中英双语的人都占有优势。再也没有人抱怨使用华语而非方言
了。1965年独立之初，我们决定推行华文为第二语文的政策是正确的。新加坡华族
讲七种中国南方的主要方言，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说服大家一起改用华语。要
像香港，有95％的人说广东话，别说是棘手，简直办不到。对许多新加坡华人来说，
方言是真正的母语，华语不过是次母语。不过，再过两代人，华语就会成为新加坡
华人的母语了。

　　　　对我们的子女来说，要兼通英语和母语（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是吃力的
事。这三种母语跟英语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如果只通晓自己的母语，新加坡
就无法生存。只懂英语的后果则是倒退，我们会丧失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失去那份
内心的自信——是这种自信，让我们明确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无论如何，
我们也绝对没办法说服国人舍弃母语。

　　　　因此，推行双语政策是前进的最佳策略——尽管有人批评这种政策导致新加坡
人民两种语言都不到岸。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使新加坡的不同种族避免了因语言问题
引起的冲突。掌握英语也使我们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商业。
外交和科技的语言。没有它，新加坡今天不会有全球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和200　多家
数一数二的国际银行在这里营业，国人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接受电脑和互联网。
　　　　　　　　　11、铁腕护廉洁

　　　　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
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
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

　　　　在1959年5　月大选之前，我们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突出了我们反对贪污的立
场。

　　　　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1959年6　月，在市政厅大厦
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
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人民期待着我们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决心不辜负他们的期
望。亲共分子穿皱巴巴的衬衫和裤子，搭巴士和的士，睡在工会会所后面的房间里，
受的是华校教育，以此显示自己的工人阶级身分。他们嘲笑我在办公室和家里装冷
气机，开大型的美国别克汽车，打高尔夫球，喝啤酒，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在剑桥
受教育。但是，我和我的同僚帮助过工人和工会，他们却不能指责我们因此捞了钱。

　　　　除了一人之外，我的部长全是大学毕业生。不担任公职的话，我们深信自己能
生活下去，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完全有把握，没有必要增加额外的储蓄以防万一。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妻子多数在工作。要是我们坐牢或不在，她们自己也有能力谋
生，照顾家庭。这使得我的部长和他们的妻子，具有与别人不同的心理状态。部长
获得人民的尊敬与信任，公务员也就能抬起头来，满怀信心地做出决定。

　　　　从1959年6　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
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
所以一开始，我们便特别注意过去被人利用便宜行事权中饱私囊的领域，强化了能
防止。发现或制止这种枉法行径的手段。

　　　　由英国人在1952年成立的贪污调查局，是执行这项任务的主要机构。英国人当
年设立这个调查局，是要对付公务员当中出现的越来越猖獗的贪污行径，尤其是中
下级的警察、小贩稽查员和土地管理员。这些下级官员必须采取行动，对付在街道
上进行非法买卖，或是侵占公地非法建造住房的违法者。许多稽查员要么发出传票，
要么在接受了满意的贿赂后假装没看见。

　　　　集中力量对付大鱼我们决定集中力量对付职位比较高的大鱼，于是向贪污调查
局发出指示。对于小鱼，我们着手简化程序，印就清楚的准则，取消便宜行事权，
甚至在比较不重要的领域取消发出准证或给予批准的手续。当检控一个人使之罪名
成立遇到困难时，我们分阶段把法律修订得更严密。

　　　　1960年，我们修改了1937年殖民地时期通过的已经过时的防止贪污的法律。
“赏钱”的定义扩大了，它包括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修正案赋予调查人员更大的权
力，包括逮捕、搜查，以及翻查嫌疑犯和他们妻子、儿女和代理人的银行户头和银
行存折。当局不必证明受贿者能够给予行贿者所要求的便利。任何人一旦受到调查，
所得税局局长就必须提供有关于他的资料。原有的法律本来规定，除非同谋的证据
有佐证，否则不能置信。法律修改后，法官有权接受同谋提供的证据。

　　　　在1960年修订的最有效的法律条文，是控方一旦证明被告生活阔气，超过他的
收人所能承受的程度，或是拥有同收人不相称的财产，法庭就可以以此作为被告已
经受贿的佐证。在总理公署工作的贪污调查局局长由于嗅觉灵敏，又有权调查所有
官员和部长，逐渐建立了令人闻之丧胆的名声，能把贪污读职的政府工作人员揪出
来。
　　　　　　　1963年，我们制订法律，规定任何证人若受贪污调查局传召，都必须前往据情
实报。1989年，贪污罪的最高罚款从1　万元提高到10万元。因提供假情报或误导性
情报而被提控者，罪名一旦成立，最高罚款1　万元，同时面对监禁的惩罚。法庭有
权充公贪污者所获得的利益。

　　　　在某些领域，贪污读职一向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活动。1971年，贪污调查局
侦破了一个由250　名交警巡逻队队员组成的犯罪集团。罗厘车主每月“孝敬”5　到
10元给集团的每个成员，这些罗厘两旁都写上地址。不给钱的车主会受到骚扰，不
断地接到传票。

　　　　关税人员如果放松检查走私违禁品的车辆，让它们容易过关，有“油水”可拿。
中央供应处（政府的采购部门）人员向投标者提供消息，然后收费。出人口部门的
官员加速发出准证，就有钱放进口袋。承包商向工场的督工行贿，打桩工程便可以
不必达到规定的深度。店主和居民付钱给公共卫生部门的工人，以便清除垃圾。一
些华校校长和教师从文具供应商那里收取佣金。人们千方百计利用权力和便宜行事
权营私舞弊。

　　　　要取缔这些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不太难。但是，要对付“投机性”的贪污活动就
很困难，一发现就得取缔。

　　　　成为报刊头条新闻的是一些大案子。从60年代到80年代，有几名部长先后涉及
贪污，每十年一人。陈家彦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直到1963年在大选中落选。50年
代初期，他是马来亚航空公司工程师联合会的领袖，我是这个工会的法律顾问。我
们委任他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1966年8　月，在马航的一次董事会议
上，陈家彦坚决反对购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几天后一位林先生跟波音的银行第一花
旗银行接触，表示愿意提供有代价的服务。他是陈家彦在商界的朋友。银行知道政
府对贪污受贿立场严正，报告了这件事情。林先生不肯牵连陈家彦，因为政府控告
不了他，可我深信背后的人就是陈家彦。尽管做出决定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甚至
会感到痛苦，我发表文告说，作为在马航董事会里的政府代表，陈家彦执行任务未
能做到无可指责的地步。我解除了他的董事和其他植物。后来林金山告诉我，由于
遭人们唾弃，他潦到落魄，谋生无门。我觉得难过，但是我是不得不采取有关行动
的。

　　　　1975年。环联发展部政务部长莆循市和家人到印尼旅行，务员提意见。后来，
他又接受了对方一座价值50万元的独立式洋房，并且以父亲的名义透支两笔总共30
万元的款项，由对方担保，进行股票买卖的投机活动。自50年代开始，他就是我们
忠心耿耿的非共工会领袖之一。跟他对质，听他那叫我无法信服的辩白，是痛苦的
事。他被控贪污，罪名成立，判监禁四年半。他提出上诉，罪名不变，不过减刑18
个月。

　　　　1979年12月，我们突然面临另一次挫折。当时的职总主席，同时也是人民行动
党国会议员的彭由国，被控四项总共涉及83000　元的失信罪名。他也在职工会法令
下被控两项罪名，指他未经部长许可，动用工会的公款，在一家私人超级市场投资
1。8　万元。他获准依法保释。

　　　　当时的职总秘书长德万。奈尔跟彭由国关系非常密切，相信彭由国是无辜的。
德万。奈尔主张贪污调查局检讨这起案子，认为该局平白无故地控告彭由国，把一
个人给毁了。我不同意。我看过调查文件，批准让调查继续进行。德万。奈尔深信
彭由国是无辜的，并担心他将损失一名有用的职工运动干部。一个星期六，他和我
共进午餐，谈话时非常激动。我在他面前打电话给贪污调查局局长，下令局长在我
们的午餐结束之后，立即让德万。奈尔在保密的条件下看他手头上有关彭由国的证
据。德万。奈。尔看过那些证据之后，没打电话给我。彭由国决定弃保潜逃，两名
保人损失了5　万元的保金。彭由国始终没有回来。最后听到的消息是，他逃亡到泰
国，受到当地移民厅和警察局的敲诈，穷困潦倒。

　　　　下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郑章远。他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长。1986年11月，他的一个
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盘问下，承认曾经前后l　给过他两笔各40万元的现款。第一次
是让一家发展公司保留一块地段。这块地段原已被列为政府将征用土地的一部分；
第二次是协助一名发展商购买政府的土地，供私人发展之用。有关的贿l　赂行为先
后发生在1981和1982年。郑章远否认拿了钱，却企图跟贪污调查局高级助理局长讨
价还价，要求他不再查下去。内阁0　秘书向我报告事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