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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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企业工会成立后，工会的会员人数增加了，它们鼓励有关各方开诚布公，
互相信赖，有利于维持劳资关系。不过到了90年代，林文兴发现，本地企业工会所
发挥的效果不比日本好。新加坡公司的规模太小，大部分的员工人数不到1000，日
本公司的员工却是以万人计。更何况在日本，执行级人员、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士
都能参加工会，不像新加坡，这里的企业工会缺乏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士担任领导职
位。它们同资方谈判必须依靠职总帮助。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确保
不分行业的工会所产生的弊端不会再起作用。
新加坡工会这些制度上的改变是在鲜少发生罢工或工业纠纷的情况下完成的。
1962年，继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在1961年脱离新加坡职工总会，自立门户，造成非
共派工会缺乏高明的谈判代表之后，我从政府行政服务体系调派几个忠于职守的能
干官员到职总的劳工研究组。这些官员在协助职工运动和工会领袖趋向成熟方面要
记上一功，其中之一是曾经当过社工的纳丹。他的判断力强，跟工会领袖合作融洽。
他后来出任外交部常任秘书和新加坡驻华盛顿大使，并在1999年当选总统。另一个
被调派到职总的官员是徐籍光，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行动派人物，后来当上新加坡
所得税局局长。他们协助非共工会领袖进行集体谈判，也在工业仲裁庭上助以陈词。
他们教育工会领袖了解有关新加坡经济求存的现实情况，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职总领
导层塑造成踏实而不好高骛远的一群。90年代，我鼓励一些拿奖学金到国外深造归
来的优秀青年在职总全职发展他们的事业，以加强职总的研究和谈判实力。到那个
时候，在教育普及又有无数奖学金可供申请的情况下，出身贫寒但是生来聪明的孩
子都有办法上大学了。工会里从普通会员起家，一路坐上领导位子的能干领袖变得
少之又少。
为了维系行动党政府和职总之间的共生关系，我鼓励职总安排一些国会议员全
职负责工会事务，并委任另一些议员到各个工会担任顾问。这些议员在国会提出工
会的课题。有了他们的额外支援，工会的人力阵容在素质上就大不相同了。这些议
员提意见有分寸而不乏深度，又容易跟部长接触。没有他们，工会不易在表明立场
的时候，既能引起广泛的注意，又能时不时促成政府修改政策。
我们制定了公平的架构监管劳资关系，一方面对工会过火的行为加以节制，另
一方面通过协商和仲裁程序，让工会能够保护工人的利益，以便平衡整个局面。社
会要和谐太平，关键就在于制度必须公正无私，人人都能分享进步的成果。
职总以积极的态度处理问题，使失业率从1965年的14％下降到1997年的1。8 ％。
从1973到1997年，25年间的实得工资每年平均增长近5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
机中，我们受到挫折：失业率在1998年上升到3。2 ％。为了恢复竞争力，工会同政
府达成协议，从1999年1 月1 日起，推行一整套措施，把工资和其他成本削减15％。
7、我们不搞施舍
反对党和西方媒体总是不断地批评和攻击我……他们抨击政府推行冷酷无倩的
政策，不愿意补贴消费。在选举期间，要应付反对党提出的福利诱惑是非常困难的。
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
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幸而我在历届选举中顶得住这些批评。直到80年代，西方媒
体才承认福利社会的失败。
我们信奉社会主义，相信人人平等。后来我们意识到要使一个经济体有效率，
个人的积极性和回报不可少。然而人的能力本来就有大小，如果完全让市场来评估
一个人的表现并决定报酬，大赢家将会非常少，中等赢家占多数，失败者也会相当
多。人们觉得社会不公，局势难免紧张。
60年代，香港在殖民统治下竞争力强，强调胜者为王。这样的社会制度在新加
坡不适用。殖民政府不像新加坡政府那样每隔五年须面对一次选举。我们必须确保
国民收人适当地重新分；配，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下出现的极端后果。在诸如教育、
住房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提供津贴，从而提高人民谋生能力的政策显然是必要的。可
是，要为个人保健护理、养老金或退休优惠寻找正确无误的解决方案谈何容易。决
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采取务实的态度，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滥用和浪费。
要是我们通过提高税率，重新分配做过了头，表现卓越者将停止发奋图强。我
们的困难在于如何求取准确的平衡。
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我要建
设一个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
为能购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
这使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1963年9 月
我们在大选中获胜后，在还没脱离马来西亚之前，我通过建屋发展局公布了“居者
有其屋”计划。建屋局是1960年成立的法定机构，目的是为工人们建造廉价住房。
1964年，建屋局向买主提供低息贷款，摊还期长达15年。当时计划推行得不成
功，因为有意买房子的人筹不到相当于售价2 ％的首期付款。
1965年独立后，我对新加坡的选民几乎都住在市区心感不安。我注意到各国首
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政府，因此决心让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否
则政治就不会稳定。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
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
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我
深信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
国防部长吴庆瑞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其他部长却认为居者有其屋虽有需要却不
是关键。
中央公积金原来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创立的，当年只是个简单的储蓄计划：雇
员缴交5 ％的工资，雇主同样替雇员缴交5 ％，55岁退休时雇员可以领回这笔钱。
作为养老之用，这个计划是不够的。我跟吴庆瑞决定扩大这一强制性储蓄计划，
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基金，使每个工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住房。1968年，我们修改了中
央公积金法令，把缴交率提高。建屋局也推出了经过修订的购屋计划。工人可以利
用累积的公积金储蓄缴付2 ％的首期购屋款额，也可以利用正在缴纳的公积金，在
20年内按月分期，缴还购屋贷款。
7、我们不搞施舍
反对党和西方媒体总是不断地批评和攻击我……他们抨击政府推行冷酷无倩的
政策，不愿意补贴消费。在选举期间，要应付反对党提出的福利诱惑是非常困难的。
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
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幸而我在历届选举中顶得住这些批评。直到80年代，西方媒
体才承认福利社会的失败。
我们信奉社会主义，相信人人平等。后来我们意识到要使一个经济体有效率，
个人的积极性和回报不可少。然而人的能力本来就有大小，如果完全让市场来评估
一个人的表现并决定报酬，大赢家将会非常少，中等赢家占多数，失败者也会相当
多。人们觉得社会不公，局势难免紧张。
60年代，香港在殖民统治下竞争力强，强调胜者为王。这样的社会制度在新加
坡不适用。殖民政府不像新加坡政府那样每隔五年须面对一次选举。我们必须确保
国民收人适当地重新分；配，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下出现的极端后果。在诸如教育、
住房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提供津贴，从而提高人民谋生能力的政策显然是必要的。可
是，要为个人保健护理、养老金或退休优惠寻找正确无误的解决方案谈何容易。决
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采取务实的态度，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滥用和浪费。
要是我们通过提高税率，重新分配做过了头，表现卓越者将停止发奋图强。我
们的困难在于如何求取准确的平衡。
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我要建
设一个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
为能购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
这使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1963年9 月
我们在大选中获胜后，在还没脱离马来西亚之前，我通过建屋发展局公布了“居者
有其屋”计划。建屋局是1960年成立的法定机构，目的是为工人们建造廉价住房。
1964年，建屋局向买主提供低息贷款，摊还期长达15年。当时计划推行得不成
功，因为有意买房子的人筹不到相当于售价2 ％的首期付款。
1965年独立后，我对新加坡的选民几乎都住在市区心感不安。我注意到各国首
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政府，因此决心让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否
则政治就不会稳定。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
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
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我
深信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
国防部长吴庆瑞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其他部长却认为居者有其屋虽有需要却不
是关键。
中央公积金原来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创立的，当年只是个简单的储蓄计划：雇
员缴交5 ％的工资，雇主同样替雇员缴交5 ％，55岁退休时雇员可以领回这笔钱。
作为养老之用，这个计划是不够的。我跟吴庆瑞决定扩大这一强制性储蓄计划，
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基金，使每个工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住房。1968年，我们修改了中
央公积金法令，把缴交率提高。建屋局也推出了经过修订的购屋计划。工人可以利
用累积的公积金储蓄缴付2 ％的首期购屋款额，也可以利用正在缴纳的公积金，在
20年内按月分期，缴还购屋贷款。
8、中流砥柱四十年
我和同僚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否多维持一代人，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继续运作？
我有所怀疑……行动党能否继续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党将来会
形成多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如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断改变
的需求和意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主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享有更大参与
权的欲望。
1959年至今，40年来人民行动党连续十次赢得大选，始终没有变得臃肿懈怠。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批评新加坡的人相信行动党能够屹立不倒，是因为我们对付敌对者向来毫不留
情。然而这样的解释未免简单化了。如果我l 们违背了同人民缔结的信约，早就被
踢出局了。我们在60年代领导人民走出绝望的深渊，进人前所未有的增长与发展的
时代。我们利用世界贸易与投资增长作为垫脚石，只用一代人的时间便从第三世界
晋升到第一世界的水平。
在最难应付的政敌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的反对党领袖走访选区是
为了试探他们在哪一区会有所作为——凭的是人们在小贩中心、咖啡店、食阁、超
级市场等场所对他们做出怎样的反应，以及接不接受他们分发的传单等等。我从来
不信这一套。我跟政敌之间有过许多次不愉快的交手，从中认识到了选旧的总体情
绪固然重要，关键其实在于争取民众支持的机制和组织网络。当年我们到共产党人
的地盘访问，结果遭当地的居民冷落。选区里的主要人物，包括工会领袖，以及零
售商或小贩公会、宗乡会馆、校友会等等的理事，全被共产党干部拉拢到同一个网
络中，使他们感到自己属于一支稳操胜券的队伍。碰上他们，不管我们在竞选期间
付出多少心血，仍始终无法取得显著的进展。他们牢牢地控制着基层，惟一对付他
们的办法是年复一年地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