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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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相关基准之上，所做到的已经远超过保持我们的资产价值了。
几次金融危机都过关不过跟香港比较，外界认为新加坡金融中心的管制过严。
一些批评者这么写道：“在香港，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在新加坡，没有明文批
准就不可以做。”他们忘记了香港过去有英国国旗和英格兰银行做后盾。新加坡没
有这样的保护网，我们不可能在跌得这么重之后，还能像他们那么样轻易地爬起来。
我们必须先靠自己树立本身的声望。来访的外国银行家以前常常告诉我，如果新加
坡肯让他们把新的金融产品引进来，不必等其他地方率先试验使用，我们的金融市
场将能增长得更快。我总是静静聆听，但是始终没有插手，因为我相信我们需要更
多时间建立新加坡的地位和声誉。
1990年卸下总理职务后，我有更多的时间深人探讨研究新加坡的银行业。我和
一些本地银行家吃午餐谈公事，其中一人是林和纪。他是一个精明的外汇交易员，
事业有成，在新加坡管理一家大规模的外资银行。他说服我重新检讨我们的政策。
他认为这些政策过分谨慎，妨碍新加坡金融中心扩大发展，以致无法追上比我们发
达的中心的活动。1994年年中，我也召集在外国金融机构担任管理要职的新加坡人
士，举行数次献策会议。在他们的劝说下，我确信我们有太多国民积蓄存放在公积
金户头里，而法定机构以及同政府有联系的公司，总是把余款存进银行的做法太保
守了。他们大可通过新加坡有经验、资深的国际基金管理公同进行投资，取得更高
的回报。这将扩大本地的基金管理业，招揽更多基金管理公司，从而吸引更多外资
流入本区域进行投资。1992年之后，我对本地管制措施和银行作风的看法开始起了
变化。前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这一年邀请我加入他所主持的JP摩根国际咨询
委员会。JP摩根是美国一流的银行，每年总要召开两次最高层会议。在从这些会议
上听到的汇报以及同银行高层的交流中，我见识了他们的作业方式，看到他们如何
为银行服务的环球化运筹帷幄。委员会成员的素质使我惊叹，除阿JP摩根各个部门
的主管外，他们还包括成功干练的企业总裁，以及来自全球各大经济区的前政治领
袖，大家为委员会提供阿不同的见解。他们觉得我有价值，因为我了解本区域的情
况。其他成员则就各自的区域或专长领域，带来鲜为外人所知的内幕资料。从这里
我了解到他们在比较了拉丁美洲、俄罗斯、前苏联其他成员、其他东欧国家等新兴
市场后，给东南亚怎样的定位。对于银行服务的创新和改革，他们表示非常欢迎并
做好充分准备，特别是在开拓资讯科技方面，这一点叫我心服口服。我断定新加坡
跟他们相比，差别何止十万八千里。
作为政府投资公司的主席，我有机会跟欧美和日本大银行的总裁商讨一系列银
行课题，因此知道他们怎么看待环球银行服务的未来走向。相比之下，新加坡银行
倾向于闭关自守，董事部成员以新加坡人为主，主要执行员亦然。我向四大银行中
的三家——华侨银行、大华银行和华联银行的主席，表达了我的顾虑。从他们的反
应来看，我得出结论：他们尚未意识到，在环球化趋势快马加鞭的时代，排他、不
放眼天下和缺乏前瞻性的心态有多么危险。他们的表现良好，没有竞争的压力。他
们希望政府继续约束外资银行，使它们不能增设分行，甚至不能多设自动提款机。
我向他们发出警告，新加坡迟早因为同美国签署双边协议，也有可能因为世界
贸易组织协议的规定而不得不开放银行业，停止保护本地银行。
我决定在1997年打破这个旧框框。新加坡银行需要注人外来人才，同时改变心
态。如果三大银行不肯向前，政府持有股份的新加坡发展银行只好以身作则，身体
力行。经过一番物色，发展银行在1998年聘请了当时即将离开Jp摩根的资深高级执
行人员约翰。奥尔兹担任副主席兼总裁，他把银行发展成为亚洲的主要银行之一。
不久后，华侨银行委任香港银行家欧肇基担任总裁。
30多年来，我一直支持高铭胜限制外资银行进入本地市场。我相信现在该是让
国际劲敌加入竞赛，以迫使本地四大银行选择提升服务或丧失市场占有率的时候了。
它们或许真有可能争不过人家，到头来我们落得失去由新加坡人持有和管理的银行
的下场，一旦爆发金融危机，我们将无所依靠。这样的风险确实存在。慢慢地，我
得出结论，金融管理局的银行及金融机构部门副董事经理高铭胜，没有赶上全球银
行业大步跨进的发展。他过于保护我们的投资者。我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总裁杰
拉尔德。科里根和英格兰银行前职员布赖恩。奎因请教，他们分别给予的意见是，
新加坡能够在不降低要求、不增加系统全面崩溃的风险的情况下，改换监管银行的
风格和方式。主要金融中心如纽约和伦敦，它们把重点放在保护制度本身，而不是
忙着保护各自的临场业者或个别投资者。科里根和奎因说服我们应该让基础较稳、
管理较好的机构享有更大的空间，承担较多的风险。我不想亲自整顿金融管理局，
于是在1997年初得到总理的们意后，让显龙参与其事。他开始同银行家和基金管理
人员会面，熟悉新加坡金融业的运作方式。一年后，在1998年1 月1 阳，当总理委
任他为金融管理局主席时，他已经准备出击了。在几名主要官员的支持下，他对金
融管理局进行改组，调整重点，以全新的风格管理和发展金融业。显龙和由他领导
的小组改变了金融管理局对金融界的监管风格；手法比较宽松，也比较能够接纳业
者的建议和意见。在管理顾问和各个行业委员会的指导下，他们修订有关政策，金
融界上上下下无不受影响。他们也采取措施推动资产管理业和修订关于新元国际化
的条例，借以刺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管理局鼓励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和新加坡国
际金融交易所进行合并，并停止制约佣金收费率和交易所的服务管道。金融管理局
批准外资特准全面银行增设更多分行和自动提款机，通过这个方法开放国内银行业。
该局撤销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地银行的股权限制，同时效法许多美国银行的制度，规
定本地银行的董事部成立提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负责审查董事部和管理要职的提
名名单，确保只有能干的人才会受委，而且受委者会顾全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单单
照顾手握控制大权的大股东的利益。
各家银行相信，金融管理局放宽监管将能让它们发挥更大的创意来推出新的金
融产品。或许我们早就应该推行这些改革。但是，只有在金融管理局证明了它所建
立的体制经得起1987年和1997年至1998年两次金融风暴的吹袭后，我才有足够的信
心让新加坡朝“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的方向推进。我们的审慎态度支撑新加坡
渡过1997至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这里的银行稳步过关，没有发生放账过多的情
形，股市也没有出现过热的泡沫现象。从o s 年第一次推出亚元市场至今，我们花
了整整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妥善的信誉。
从1997年7 月开始，金融风暴随着泰铣贬值横扫东亚，一连串灾难把这个区域
的货币、股市和经济都搞垮了，但是新加坡却没有一家银行受到动摇。投资者都急
着撤离新兴市场，新加坡市场正好属于这个类别。当基金经理都存有掉入隐匿陷阱
的顾虑时，隐瞒资料是不智的。我们决定尽量公开资料。为了方便投资者评估我们
的资产价值，我们说服新加坡银行摒弃维持秘密储备和不公开不良贷款的一贯作风。
新加坡银行披露它们向本区域提供的贷款数额，为这些区域贷款大幅度制定另外的
总体应付措施，预先处理可能出问题的账目，而不是坐待贷款变成呆账。由于金融
管理局采取了有效率的措施应付危机，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得以巩固。
6、工会脱胎换骨
1968年初，我在职总代表大会上说服与会代表们相信，对新加坡的生存来说，
劳资关系比加薪更重要。我们必须联手改善劳工运动，废除束缚手脚的惯例，制止
滥用附加福利……我追述了英国码头在工潮中陷入瘫痪，平白浪费了几年的时间，
并导致1967年英镑贬值的事件，借此发出警告：“要是我们的港口发生这种事情，
我会宣布那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
我的政治生涯一开始是为工会斗争，出任工会的法律顾问和谈判代表。到了50
年代中期，工会一般都变得好斗起来。为了争取投资，并且教育工会领袖和工会会
员，使他们了解，为了提供新的职位，我们非争取投资不可。不过，要这么做谈何
容易。
4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工会引起数不尽的罢工、怠工和暴乱。从1961年7 月到
1962年9 月，新加坡发生了153 次罢工行动，创下本地记录。1969年，这也是战前
以来的第一次，全年没有发生过一起罢工或停工事件。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不能
杀死下金蛋的鹅英国式的工会作风毒害了新加坡的劳工运动。殖民地政府请来英国
职工大会的杰克。布雷热等顾问。这些顾问把压榨雇主的种种不良做法传授给他们，
不顾公司状况一味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福利。1966年7 月，我在军部平民雇员联合
会的会议上，呼吁英军雇员摈弃这些摧毁了英国经济的英国工会陋习。我承认，当
我代表工会进行谈判时采取过好些类似的做法，因为当时工人受到太多的剥削。但
是，那么做的后果很糟，失业问题更因此雪上加霜，我悔不当初。例如，公共假日
三薪导致清洁工人故意在公共假日前夕积压垃圾，这样他们在假日就一定有工作。
规定公共假日的用意是让工人有时间休息，可我们的工人要的是更多的薪水，不是
更多的闲暇。我促请工会领袖改变工会的一贯作风，破旧立新。
为了强调这方面的看法，我于1966年11月在国际劳工组织亚洲顾问委员会会议
上，当着该组织的职员和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工会领袖的面，重提这个问题。我告
诉新加坡的工会领袖，他们不能杀死下金蛋的鹅，我们需要这些金蛋。我说，工会
曾经是新加坡反英政治运动的一分子。政治领袖，包括我在内，答应过为工人争取
独立。我们说过：“跟我们一起争取自由吧，英国雇主给英国工人什么样的待遇，
我们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待遇。”许下的诺言如今无论如何必须兑现，但是要做到这
点，我们必须重新建立“监管制度、纪律和工作准则”，以提高工作效率。
每年有三万人离校找工作。我解释说，新加坡工会的行事作风迫使雇主走资本
密集路线，投资添置昂贵的机器来进行生产，尽量少请工人，情况和英国大同小异。
这就造成一小批享有特权的工会会员领取高薪，而待遇太低和未充分就业的工人则
越来越多。如果我们维持凝聚力和稳定，不重犯过去的愚蠢错误而动摇人们对新加
坡的信心，我们应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新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
报酬必须以工作表现而不是工作时间为根据。新马分家给工会和工人带来的震撼太
大了，加上英军撤退后前途未卜，人心惶惶，因此他们接受了我这种讲究实际的做
法。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危急，国家独立面临威胁。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职工
总会秘书长何思明是我在工会服务时期的老同事，他对我的政策，例如取消公共假
日三薪的决定，提出抗议。他和工会同仁必须应付基层的压力，争取工人群众站在
他们那一边，以免被共产党的工会领袖盖过。我不得不对0 他的抗议置之不理，但
是私下里特地同工会领袖会面，向他们解释我的顾虑。这些非正式会谈使他们明白
我为什么必须建立新的架构，精简我们的劳动队伍。
1967年1 月，卫生部开始推行新的清洁工人工作制度。同年2 月1 日，公共日
薪雇员联合总会属下的公共日薪清洁工友联合会大约2400名工人发动“野猫”式
（指未经工会批准或自行发动的）罢工。
这次罢工是新加坡劳资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换点。政府针锋相对地应付罢工行动，
赢得公众的支持，也导致工会文化产生了变化从目无法纪转为讲理并互谅互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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