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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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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亟需合作、整合长远规划。
    毛泽东、 邓小平经常可以发号施令,几乎所有人都会贯彻执行。而江泽民要与人达成共识。他的办法是把有关领导召集到一起,推出新政策,让大家讨论,鼓励提出修改意见,只有在他和他的下属确信此项建议能被接受和成功执行时,才制定成新的官方政策。
    但一次经济过热十分严重,江泽民下定决心要管一管这些地方大员。在1994年底的一次省长会议上,他和李鹏、朱镕基众口一词,批评地方保护主义。江首先为谈话定调子,他问一位省长他管辖的省份里“1斤鸡蛋多少钱?”省长答:“3元多一点。”朱镕基插话说:“我看不是。几天前我还在那里,价格是5元多1斤。”
    这一插曲是“山雨欲来”的预兆。江要求各省报告其1994年的通货膨胀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并对1995年的情况作出预测。
    江泽民点名批评了没能支持中央政府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他说对缺乏诚信者,要免去职务。当晚,江让他的工作人员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要求地方“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江和朱还与每一位省长进行了单独谈话。他们要求这些人表态拥护中央及其经济紧缩政策,但省长们却要各自去面对如何处理地方的反应这一难题。然而总体来说,这种会议大多是和风细雨的,它成为江泽民一直坚持的领导方式。
    对于新闻媒体,江就不那么含蓄了。当年年初下达了一份名为《关于新闻管理十二条规定》的文件,这份文件是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计划的一部分。规定包括:禁止外国对中国报纸进行投资;禁止中国记者为国外出版物撰稿;重要新闻应该通过官方的新华社集中播发,而不能由地方作出解释;对重要人物进行采访应事先征得批准;禁止有偿新闻报道等。媒体应该“补台而不是拆台”,江说。他又补充说,媒体应当“团结所有社会力量而不是造成不和”。
    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就媒体应否报道的内容提出了“二十点指示”。根据江的指示,不应报道的容包括各种“负面现象”,应该报道的内容自然包括反映“团结和稳定”的报道,他认为这种报道对塑造“新时期”的公众舆论至关重要。
    春节期间,江提出了将在未来几年中决定对台政策的“八项主张”。这篇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既承诺了保持经济繁荣,又威胁不放弃采取军事行动。
    江说:“解决台湾问题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
    他接着向听众保证:统一不是大陆吃掉台湾,也不是台湾吃掉大陆。
    他承诺,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及台湾与其他国家的民间交往不会受到影响,岛内将享有立法权和独立的司法权,可保留自己的军队并独立管理其党、政、军系统。江还称大陆不派军队或行政人员驻台,而台湾人还将被允许在中央政府内任职。尤其重要的是,他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违背和无法通融的。
     与此同时,台湾岛内近期出版的一些书籍借机利用台海日趋紧张的局势。其中一本还对中国大陆“入侵”台湾可能使用的作战方案作出了详细预测。有人将该书送江时,江不表态。他说:“台湾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书。我一本都没有读过。”接着他又补充说:“我是中央军委主席,这些计划连我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存在呢?”
    江泽民的反行动导致了舆论的分歧。1995年2月,庞大的首都钢铁公司香港分公司总经理周北方因“重大经济犯罪”被捕。对有些人来说,这条消息意味着江泽民对于打击腐败是动真格的。而对其他人来说,周的被捕其实是中央政府控制有独立倾向的企业的一次行动,而不是为了惩治腐败。
    在3月全国人民代大会会议期间,江的日常生活成为媒体报道的一个内容。他说:“在北京,我一般都围着中南海转,要不就去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参加军队会议,或是到钓鱼台(国宾馆)参加国事活动。就是从来没机会到王府井百货商店或燕莎(汉莎)购物中心去转转。第一是因为我工作太忙。第二我也不想打扰大家。” 
    江泽民说他读书时曾学过游泳,但没学会“文革”时他有了这样的机会: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他有了很多时间在武汉的东湖练习游泳。江说,现在游泳是他的主要运动项目,他几乎每天都要游600米。
    3月下旬,江总书记视察江西省,在那里他专程赶往前任总书记胡耀邦的骨灰安放地。此行中,胡的遗孀请求江为她丈夫立一纪念碑,上刻“光明磊落,无私无愧”。江当即同意。江说,胡耀邦生活俭朴,两袖清风——这表明他的无私。
    4月10日,陈云去世,象征着老一辈领导人逐渐淡出。一些人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更为稳固,而实际上,由于作为总书记的江泽民日趋强大,那些改革已毋庸置疑了。
    就在同一个星期,北京市常副市长王宝森在京郊偏远山区向自己头部开枪自杀。王宝森曾指示一家银行为某私营电信公司贷款10亿元(约1。2亿美元),死前正接受审查。
    新华社只在英语节目中播报了这令人不安的新闻。除此以外,国内没有报道这一事件,这使人们纷推测其中必有重大丑闻。有传言说,市委书记陈希同及其同伙都卷入了王宝森的违法活动——王被称为“陈的钱袋子”。
    关于陈及其亲信的贪婪和傲慢传闻在北京比比皆是。他们腐败至极,收取贿赂肆无忌惮。“疏通关系”明码标价,审批同意要价更高。为支持申办2000年奥运会而筹集的资金不翼而飞;主管基建的副市长将利润最丰的项目交给了其兄弟开办的公司;甚至出租汽车司机也说,北京的市政资金被用来包养情妇和妓女。
    恶事终有了结之日。一桩发生在遥远的无锡、涉案金额达3。8亿美元的集资丑闻经查证与陈希同“帝国”的组成部分——北京首都钢铁公司有关。反腐人员从1992年就开始关注这个非法集资骗局。1994年,他们在收集到确凿证据后开始收网。因案件涉及陈希同且存在重大腐问题,曾庆红开始亲自坐镇调查。
    陈在倒台前也作过一番挣扎。王宝森自杀后,他曾大谈反腐败。陈说“王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并将这个副市长的罪行归咎于“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995年4月底,陈希同被免职。1997年,他因收受贿赂和挪用公款被判处12年监禁,他的名字成为腐败的同义词。“希同”在中文里和“系统”是同音词—而“陈系统”正代表了江试图铲除的那一类明目张胆的腐败官员。
    陈的倒台自属罪有应得,但从中可窥见江泽民的政治敏锐性。为此他和曾庆红想方设法获得了每一位相关领导人的同意,从党内7位元老到政治局的同事李鹏和乔石,以及身体欠佳的邓小平的家人。尉健行全面负责调查腐败问题,并成为取代陈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首要人选。
    在北京,几乎没有人同情陈希同,奢靡的生活使他声名狼藉:别墅、游泳池、情妇、看家犬和挥霍无度的开销。一名昔日参加过示威的学生调侃说:“如果政府允许游行人们会到街上去跳舞。”
    江泽民在有北京市委领导参加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宣布免去陈的职务,此时,他既要强调遵纪守法和根除腐败的必要性,又要鼓舞那些心存畏惧、不知所措的官员的士气。
    陈的出局使江“腐败斗士”的形象更加鲜明,也给那些屁股不干净的官员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江在陈被捕后不久说:“生活腐化、乱搞女人的干部不得提拔。”他警告任何以下5个方面不检点的官员——贪求权力、贪求钱财、贪求女人、贪求名望以及利用关系谋取不义之财——都将被免职。不过,江并不因此得意。在就这个案件公开发表意见时,他就事论事地说:“中央负责处理王宝森和陈希同案,在党内外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因此,反腐败工作正在全面展开。”
    1995年5月是历史、艺术和科学的一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抵达北京,重申在中日这两个宿敌之间建立“面向未来的”关系。村山首相对北京郊外的卢沟桥——1937年引发侵华战争的冲突发生于此地——进行了隆重的道歉式的访问,对曾因日本侵略中断学业的江泽民来说,这一刻他的个人恩怨也得以了结。
    5月初,江在朱屺瞻105岁寿辰这天看望了这位国画大师。几周之后,江主席就艺术家和作家发表了一次讲话,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这篇题为《弘扬民族艺术,振奋民族精神》的讲话中,江鼓励所有艺术家热爱祖国,不断创新江同时也告诫他们:“要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风气,绝不能不惜降低艺术品位甚至降低人格,去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导致庸俗化倾向。”
    5月末召开了同类会议中规模最大的年度科技工作会议,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博士负责安排议程并帮助准备江主席的讲话。数月前,宋博士就已感觉到,中国已准备好迈出将科技提升为国家核心战略的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第一步是发展乡镇企业的星火计划,这一计划历时10年并取得了成功。第二步启动高科技公司的火炬计划也正在取得进展。宋博士称,当前亟需的是将这一战制度化。
    宋回忆道:“在我与江主席商定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1995年3月14日,信中建议确立‘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 
    由于宋博士的这封信,江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这项提议。因此,在5月的会议,江主席正式宣布了“科教兴国”的宏大国家战略。在讲话中,他指出应鼓励创新以促进科技进步,随后还强调了正确的教育的重要性。江曾多次说过中国传统的“应试教育”体制必须加以改革,向“素质教育”转变。
    6月,江泽民偕夫人王冶坪前往吉林省视察工作。在长春,他们参观了第一汽车制造厂,见到了老朋友沈永言。而也看到,对于江的家庭来说,高层的生活并不轻松。王冶坪向沈坦言道,他们的家根本不像个家。丈夫总是开会或者参加各种活动,常常很晚才回来。她的母亲和他们住在一起,而老人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
    王冶坪说,他们夫妇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家人也不常回家,因为他们不想看成自己在利用父亲的职位。她说,他们想依靠自己获得成功。王冶坪告诉沈永言,她能感觉到丈夫没完没了的工作压力,有时候看到丈夫办公室里的文件摊得到处都是。
    在公开场合露面始终让她作难,稍微动弹一下她就浑身痛。沈私下里对江说:“你和妻子一起出国访问的时候,你好像总是抓着她的胳膊拽着她走。在电视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别扭……”
    江无奈地回答说:“我怎么办?要是我不扶着她,她就走不动。”
    1994年王冶坪(随同江泽民)出访法国时,在一次国宴上,她自始至终都忍受着剧痛。她对沈永言说,她以后要尽量避免出国,而且再也不想参加宴会了,除非礼节上要求她非出席不可。但她仍然甘愿担负起必需的责任。沈感慨地说:“她变得那么坚强,真是不容易。”
    江视察期间,沈永言邀来了江以前的几位同事,一起唱了几个小时的京剧。沈回忆说,“我把这一段录了下来”,并把磁带送给了江。“他非常喜欢;他紧紧握住那盘磁带,好像那是一份国家机密一样到现在我已经为他安排了两次‘京剧节目’了。对江来说,这是整个行程的高潮——也是他放松的最好方法。”
    这种心情轻松的时刻少之又少。6月初,台湾李登辉在他的母校——纽约州北部的尔大学发表演讲,中美关系随之恶化。李登辉是第一个访美的台湾“首脑”,美国批准其入境激怒了中国政府。尽管李此行被冠以“私人访问”之名,但看起来这是迈向台湾“独立”的一步,也代表着美国政策的根本转变。李登辉似乎在利用这个机会撒播“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种子,认为这种煽动性的言论悍然侵害了中国主权。在动身前往美国之前,李登辉还观看了军事演习,这显然非巧合。
    江泽民认为这是美国总统的欺骗行为。区区几周前,在莫斯科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的仪式上,中美领导人曾谈及台湾问题。据江说,克林顿承诺决不会允许李访美。江引用克林顿的话说:“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坚持只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但是,克林顿回到美国之后没几天就亲自批准了李的访问。
    江在一次与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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