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短篇小说大全集-第10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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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像个小学生。他虽然受到笑脸和热情相迎，但他还没有张嘴就知道，所有的潮流都是逆着他的方向的，他不会有什么进展。但是他还是开口问道：“这里可有人知道我怎么能够把一张支票送到图利弗格林先生手里吗？”
“格林？”说话的是开门让他进来的那个男人。他穿着一件短袖方格衬衫，他的长脑袋长得很怪，像一顶大檐军帽一样又大又长；前额青筋毕露。“我从来没听人说起过他。他住在这里吗？”
“救济站给我的地址就是这里。他是个病人，等着他的支票。有谁能告诉我到哪儿去找他吗？”
他坚持着等待答复。他的猩红色羊毛围巾围着脖子，拖在军式雨衣外面，口袋里是一叠重甸甸的支票和正式表格。他们一定认出了他不是个收账的雇来在下午挣外快的大学生，狡猾地想冒充救济站职员，而是个年龄较大的人，自己也知道什么叫做拮据，饱尝过一般人所没有尝到过的艰辛。如果你看一看他眼圈下面和嘴角周围的纹路，这就够明显的了。
“有谁知道这个病人吗？”
“没有，先生。”他看到四周围的人都摇着头，微笑着表示不知道。一个知道的人也没有。也许这是实话，他思量着，沉默地站在那个有着一股泥土味和混合着香气的人味的阴郁的地方，这时谈话声嗡嗡地继续着。但是他是永远拿不准的。
“这个人怎么啦？”大檐军帽脑袋问。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能够告诉你们的是，他不能自己来领救济金。我是头一天到这一区来。”
“他们会不会把号码给弄错了？”
“我想不会。还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去打听到他？”他感到他这股固执劲儿使他们觉得很好笑，他自己也感到有点好笑，他居然敢对他们这样固执。他虽然个子比他们瘦小，却一点也不怕，毫不退缩，灰色的眼睛正眼瞧着他们，感到又好笑，又有点儿大胆。有个坐在条凳上的人在嗓子眼里说了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却听不清楚，一个女人听了尖声大笑，但又马上止住了。
“那么，没有人肯告诉我？”
“没有人知道。”
“要是他住在这里，至少他总得向谁付房租。这所房子是谁管的？”
“格里特哈姆公司。在第三十九号街。”
格里布在小本子上记了下来。但是，回到了街上以后，一张纸片给风吹过来，紧贴在他的腿上，这时他在考虑下一步走什么方向，他觉得这个线索似乎太靠不住了。也许这个格林租的不是一套公寓，而是一间屋子。有的时候，有多到二十个人住一套公寓的；房地产经租人只知道承租的租户。有时，甚至经租人也不能告诉你租户是谁。在有些地方，床位甚至早晚分班出租，守夜的、野鸡汽车司机、夜宵餐室的快餐厨师，白天睡了觉以后，就把床位转让给一个姊妹、侄子，甚至刚下公共汽车的陌生人。在芝加哥的格罗夫村和阿希兰之间的这个残败破落地区里，有大量大量新来的人，从这所房子搬到那所房子，这间屋子搬到那间屋子。你见到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是谁呢？他们的背上没有背着行李，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色。你见到的只是一个人，一个黑人，在街上走，或者坐在电车里，像别人一模一样，手里捏着一张转车票。因此，你能知道什么呢？格里布想，格里特哈姆公司经租人对他的问题只会感到好笑。
但是，如果知道格林是个老头子，是个瞎子，或者是个痨病鬼，那他的工作就会简单多了。如果当初他花一个小时翻看一下档案，记些笔记，他就不会处在这样不利的地位了。雷纳把那叠支票给他时，他曾问过，“对于这些人，我该了解些什么？”当时雷纳的神色好像是责备他过于夸大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他微笑起来，因为那时他们的关系已经不错，但尽管如此，雷纳还是要说这样的话，他正要讲时，救济站里由于斯泰卡和她的孩子而乱成一片。
格里布为了谋得这份差使等了很长时候。他是通过市政厅法律顾问办公室的一个老同学的门路才得到了这份差使，那个老同学从来不是什么好朋友，可是突然对他表示同情和关心起来——此外，也乐于表示，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时世，自己也混得很不错，很有办法。是啊，他跟着民主党政府混得很有办法。格里布到市政厅去找他，他们至少一个月有那么一次，在饭馆里一起吃一顿中饭，或者喝杯啤酒，这样有一年之久，终于有可能把这份差使搞到手。他不在乎给定在职员的最低一级，甚至当送信的也不在乎，不过雷纳以为他是在乎的。
这个雷纳是个与众不同的家伙，格里布一见就喜欢他。第一天格里布照例来得很早，但是他等了很久，因为雷纳迟到了。他终于窜进了他的隔开的小办公室，好像他刚从来回疾驰于印第安纳大道的红色大电车上跳下来。他的瘦削粗犷的脸给风吹得生疼，他咧着嘴，上气不接下气地在自言自语。他戴着一顶浅顶小呢帽，穿着丝绒翻领整洁地围着脖子的大衣，围着一条使他的下巴神经质地抽搐得更加显眼的丝质围巾，坐在转椅上摇来转去，双脚离地；因此他坐着老是有点儿在颠。这时，他斜眼打量格里布，他的眼睛上下长得出奇，略带嘲意。这两个人就这样坐了一会儿，没说话，这时，那个主管把帽子从头发梳得乱糟糟的头上摘下来，放在膝上。他的冻得发青的手不太干净。一根钢梁横在这间临时隔开的小办公室里，原来是挂机器皮带的。这所房子以前是家工厂。
“我比你年轻；我希望你听到我的命令不会觉得不好受，”雷纳说。“不过这些命令也不是我作出来的。你多大了，大概？”
“三十五。”
“你以为会在办公室里做文书工作。但是结果却是，我得派你出去。”
“我不在乎。”
“咱们这一区的主要对象是黑人。”
“这我想到过。”
那很好。你能对付下来的。c’est un bon boulot法语：“这是个好差使。”。你会法语吗？
“会一点儿。”
“我知道你是个大学老师。”
“你到过法国吗？”格里布问。
没有，我学的是伯烈兹学校伯烈兹学校：一家有名的速成外语函授学校。的法语。我学了已有一年多，我敢说，就像全世界别的地方的人一样，中国的办公室小厮啦，坦噶尼喀的战士啦，都在学。事实上，我法语说得挺棒。这就是文明的吸引力。这有点估计过高了，但是你想要什么？que voulezvous？法语：“你要什么？”我订阅le rire法语幽默杂志笑。和所有小报，就像在坦噶尼喀一样。那里一定很神秘。但是我学法语的原因是我想当外交官。我有一个表哥是外交信使，照他的说法，这工作非常吸引人。他坐wagonlits法语：火车卧铺。读各种书籍。而我们却——你以前干什么？
“我售货。”
“在哪儿？”
“在欲购从速公司卖罐头肉。在地下室。”
“在这以前呢？”
“在戈德布拉特公司卖窗帘。”
“固定工作？”
“不，星期四、六两天。我也卖过鞋子。”
“原来你也卖过鞋子。那么，在这以前呢？其实这都在你的档案里。”他打开记录。“圣奥拉夫学院，古典语言讲师。1926—1927年，芝加哥大学，研究员。我也学过拉丁文。我们交换一下语录怎么样——‘dum spiro spero。’”
“‘da dextram misero。’”
“‘alea jacta est。’”
“‘excelsior。’”常用拉丁文语录：“只要有口气，总是有希望。”“把你的右手伸给倒霉的人。”“般子已经掷下。”“再高一点！”
雷纳放声大笑，别的工作人员过来从隔板上探过头来看他们是怎么回事。格里布也大笑，感到高兴、随便。在一个神经紧张的早晨，能这样散散心，是很难得的。
他们笑完了以后，在没有人看着和听见的时候，雷纳很严肃地说，“你当初为什么学拉丁文？是要当神父吗？”
“不是。”
“就只是为学而学？为文化？唉，学些大家都认为有出路的东西吧！”他的叫喊在笑音里带一点儿凄戚。“我拼死拼活，才有条件学了法律，通过了法学考试，因此我每星期比你多挣十二元钱，算是经过生活磨炼的报酬。但是我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告诉你，虽然什么东西看上去都不是真实的，但是不论什么东西都代表一件别的东西，这件东西代表另外一件东西，那件又代表另外一件——二十五元一星期和三十七元一星期之间是很难相比的，不论最后的现实是什么。你认为，对你心目中的希腊人来说，这是不是清楚？希腊人是有思想的民族，但是他们不肯放弃奴隶。”
这大大超过了格里布原来设想的第一次同他的主管谈话的内容。他太羞怯，无法表示他感到的惊异。他笑了一笑，兴奋起来，摸了摸照在他头上的阳光和满头的尘土。“你也认为我的错误是这么严重吗？”
“你说得不错，是很严重。你现在知道了，你的背上吃到了艰难时世的鞭子。你早就应该有吃苦头的准备。你们家的人一定极有钱，才能送你上大学。如果我说话冒犯了你，请你打断我好了。你母亲惯你吗？你父亲姑息你吗？你是不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因此有条件可以去打破沙锅问到底，找出最后代表一切其他事物的是什么东西，而别人却都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体面世界里干活劳动？”
“嗯，不是的，不完全是这样，”格里布微笑道。分崩离析的体面世界！一卢也不假。但是现在是挨到他叫对方吃一惊了。“我们家并不有钱。我父亲是芝加哥最后一个地道的英国管家——”
“你开玩笑吗？”
“我为什么要开玩笑。”
“穿着号衣？”
“穿着号衣。在黄金湖岸。”
“而他希望你受上等人的教育？”
“他并不希望。他送我到军工学院去学化学工程。但是他死后我转了学。”
他自己停下来，心里想雷纳怎么这样快就使他交起心来。他刚把你的档案卷宗放在桌上，你的所有材料就都摊开来了。后来，到了街上，他仍在回想，要不是斯泰卡太太的大声吵闹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可能交心交到什么程度，他可能还会被引出些什么话来。
可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年轻妇女，雷纳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跑进小办公室嚷嚷道：“你们没有听见这吵闹吗？”
“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
“那是斯泰卡，使劲地在那里嚷嚷。记者们都来了。她说她给报馆打了电话，她真的打了。”
“可是她要干什么？”雷纳问。
“她把洗好的衣服带了来，在这里熨烫，用咱们的电流，因为救济金里不包括她的电费。她在问讯处的桌子旁边支起了烫衣板，她的孩子都跟着她，一共六个。他们上学一星期从来没有超过一次。她因为名声关系，总是拖着他们到处跑。”
“这场好戏我可不想错过，”雷纳说着跳了起来。格里布跟着那个秘书一起到了外面说，“这个斯泰卡是谁？”
“他们管她叫‘联邦街的输血妈妈’。她是在医院里卖血为生的。他们大概一品脱付她十元钱。当然这不是闹着玩的，但是她把这件事大肆宣扬，她和她的孩子们老是上报。”
在进口处那个狭窄的地方，有一小群人围观着，一边是工作人员，一边是领救济金的，中间隔着一道三夹板栏杆。斯泰卡一边用男人一样的嗓子粗声粗气地叫喊着，一边把熨斗一会儿使劲地在板上来回推着，一会儿又砰地掷在铁座上。
“我父亲母亲坐统舱来的，我生在我们自己的房子里，在休伦湖边的罗贝。我可不是肮脏的移民。我是美国公民。我的丈夫是在法国中了毒气的退伍军人，肺比一张纸还单薄，连自己上厕所也有困难。我的这六个孩子，我得卖自己的血才能替他们买鞋子穿。就是一条小小的蹩脚的白色圣餐领带，也是出了两滴血换来的；为了我的瓦佳上教堂不至于给别的姑娘取笑，我得买一块小小的蚊帐一样的面纱，可是他们戈德布拉特公司要了我的血。我就是靠这样过日子的。要是我得靠救济金生活，那早就完了。可是领救济金的人可不少——都是假的！他们没有弄不到手的东西，他们随时都可以到绥夫特阿莫公司当工人包火腿。他们通过屠宰场找他们去干活。他们从来不需要失业。只是他们宁可躺在懒床上，吃公家的。”她一点也不怕，在这个主要是黑人的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