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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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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安乐与患难虽不同,我仍是一我,我仍无所失。但试问,所谓我者又究是什么呢?你若说,我是一富人,这不可靠。因你或许一旦会变成一穷人。你若定说你是一富人,一旦穷了,这不是失掉了你了吗?纵使不变穷,死了,财帛珠宝,带不进棺材,你仍是失掉了你。当知人之生,天赋以人之性,因其具有了人性,始成其为人,不能说有了财富安乐,始成其为人。于人之中有我,因我在人性中,又有我自己之个性,才始成为我,不是有了财富而始成为我。但个性又指什么而言呢?如舜是一大孝人,周公亦是一大孝人,孝是一种德性。舜与周公完成此德性,所以舜与周公是孝子。孝子是人生中一品目,一样色,舜与周公则确然成为一个有品有样子的人。但舜与周公,一处贫贱,一处富贵,一处安乐,一处患难,时与境绝不同,可见时境与人生实无大关系。
  我要孝,我便能得孝,孝是率性,同时是立命。因我要得便可得,故说是立命。而且孝出乎人之天性,我要孝,则只是要孝,孝之外无他求。因此行孝乃当下而即是,现前而具足,报应即刻兑现,所谓心安而理得。如是则孝之德,乃是一种大自由与大自在。此种自由自在,中国人又称之为福。故又称“自求多福”,又常福德兼言。当知只有有德人,才始是有福人。
  中国人又常重德不重才。因德乃求之己而无不得,因此重德便走向安与平。才则求之外而不必得,因此,重才可以走向危与不平,即乱。重德便有福了,太平了。重才便各向外面去求得,才尽大,他的生活圈,却可反成小,因此小人也可有才,却不能说他可有德。
  或许人会说,舜与周公死了,岂不那孝行也完了吗?当知舜与周公虽死,但他们生前,由于他们之孝行而发越出光辉.此种光辉则常存天地间人世间。所谓光辉,须得映照进别人心里,再反射出来,始成是光辉。富人照耀人眼者,是他的财富。财富失去,他便暗然无色了。而且,财富决不是生命,孝行则是生命本身真实的表现。所以获得财富,并非获得了生命。质言之,彼乃以生命去换得了财富。舜与周公,则以孝行获得其生命之充实。
  人或许会间,若说孝获得了生命之充实,不孝与贪财,岂不同样也获得了生命之充实吗?但人谁肯自认为不孝与贪财呢?当知不孝与贪财是恶德。所以说是恶德者,因人若不孝与贪财,必深自掩藏,不肯坦白自承认。世尽多不孝与贪财人,但相互间,并不相崇敬。但孝子与疏财仗义人,不仅彼此知相慕敬,即异世人亦慕敬之不衰。世间只闻有孝子感化了不孝子,有疏财仗义人感化了贪财者,绝不闻有不孝子感化了孝子,有贪财人感化了疏财仗义人。此因孝与疏财仗义,乃人类之公心,即人之性。故人心凡具此德,便易声气相通,风义相感召,故称这样的人为大人,说他有光辉,能照耀,能把人世间黑暗也化为光明。至于如不孝与贪财,此乃出自各人个别之私心,即人之欲。既是私心各别,故声气不相通,无所谓风义感召。这样的人,老封闭在自己私心私欲的小圈子内,只称是小人。他没有光辉照耀到外面,外面光辉也照耀不透他的心。在他生时,已是漆黑一团,与外面人生大圈隔绝不通气。他死了即休,哪能说他也获得了生命之充实?
  只有具公心公德的人,才是充实了生命,才可供给别人作榜样,我们称他是一个像样人,即有品有德人。只要有人类生存,只要那人生大圈存在,那些像样人,有品有德人,永远把他那样子即品德留在人心与人世间。让我举近代人作一例,如孙中山先生,他也处过贫践,也处过富贵,又处过患难,又处过夷狄,但孙中山毕竟完成了一个孙中山,他已完成了一个大人样子。因他有品有德。今试问,孙中山先生毕生究竟获得了些什么呢?若说他留了名,则寂寞身后事,苟非有得,则身后之名又何足贵。若论他功业,他手创中华民国。他自己临死也曾说:“革命尚未成功”,这也不算有所得。然则他究竟得了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说,孙中山先生成了品,成了德,即成了他那一个人。他那一个人,已投进了人生大圈了。因此他有福了。袁世凯死而有知,必然在侮恨,但孙中山先生则无所悔恨呀!
  何谓人生大圈,此语像甚抽象,但却甚具体,甚真实。凡属人生小圈中事,当知皆虚幻不实,当下即成空。一切宗教家,都会指点你认识当下即空的那一套。如说安乐,你可当下否认,安乐何在呢?你这一想,当下安乐即成空。如说贫贱,你仍可当下否认,贫贱何在呢?你这一想,当下贫贱即成空。其他成功失败,一切具如是。凡属小圈人生,具可如是当下否定了。但在人生大圈子里,却有绝不能否定的。如说孝,在我心中真实觉得有此一番孝,在别人心里,也会真实觉得我有此一番孝,那孝便成了品,成了德,无可否认。人生中只有无可否认的,我们才该尽力完成它。也只有无可否认的,才是最易完成的,才是人生之确然有得的。
  我们再具体说,人生过程,只是要做人,从头到尾,人生只是尽人事,要做人。但做人不能做一抽象人,须做一具体人。若求做一具体人,则必须做成一自己,即我。我之为我,则在我之品德上。孟子说:“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他能做一人,我亦能做一人。抽象说,同是一人。具体说,彼是彼,我是我,其间有不同。做人则该做到尽头处。做人做到尽头,还只是在品德上。此即孟子所谓的尽性。尽性便可称完人,所谓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全而归之者是完人,完人也即是圣人了。圣人无他异,只是做成了一个人,即自己,即我。即在我之品德上,确然完成了一人样子。

  让我再举孟子书中三圣人作例。孟子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此三人,同样是圣人,因其同样做人做到了尽头,同样有他们各别的个性。三人个性各不同,而其各自完成了一个人样子则同。立德从外面讲,从人生大圈讲,是在创造一人样子。用今语说,是在建立一个人格标准。若我们处在黑暗世,混乱世,污浊世,我们岂不盼望有一人,肯挺身出头来担责任,积极奋斗,多替那世界做些事。伊尹便是那样子的人,而他又能做到尽头处,所以说他是圣之任。在黑暗世,混乱世,污浊世,我们也盼望有人能干净,洁白,皎然出尘,污泥不染,独保其光明。伯夷便是那样子的人,而他也做到了他的尽头处,所以说他是圣之清。在同样世界里,我们同样又盼望有一人,能和平应物,与世无争,对人无隔阂,无分别相,到处不得罪人,而同时又成全了他自己,丝毫无损害。柳下惠便是那样子的人,而柳下惠也做到了柳下惠之尽头处,所以说他是圣之和。今不论是任是清抑是和,在这黑暗混乱污浊的世俗里,一人如此,便救得这一人。人人如此,便救得这世界。他们三人,已做成了异乎人人所能,而又同乎人人所求的三种做人的榜样,即三个伟大的人格来。而且要在此黑暗世混乱世污浊世救己而救人,也逃不出此三榜样。所以说此三圣人者,皆可以为百世师。他们是在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行大道于天下。今天的我们,一切罪恶苦痛,正为缺少了一批能任能清能和的人。我们正该师法伊尹伯夷与柳下惠,来完成我们自己,来救回这世界。此三人则成了三种品,三个格。此下如孟子近似伊尹,庄周近似伯夷,老子近似柳下惠。一切大人物,大概不离此三格。若求更高出的,便只有孔子。孔子乃圣之时者,他能时而任,时而清,时而和,他可以变化不测,样样都像样,所以孔子人格不仅是大而化,又是化而不可知,这真是近乎若神了。
  说到这里,我们便可明白春秋时叔孙豹所谓人生之三不朽。不朽,即如今宗教家所讲的永生。惟宗教上之永生指死后之灵魂言,中国人所谓不朽,乃指人生前之德性与功业及其思想与教训言。但此三不朽,主要还在德性上。德性是以身教,以生命教。他做出一人样子,好让后人取法,为百世师表。试问世上功业哪有比此更大的?又哪有其他言论教训,比此更亲切,更真实的?而在他本身,只完成了他自己,此所谓成己而成物。如有人,获得财富一百万,不仅他自己成了一富翁,而此一百万财富,可以尽人取用,历百千万年,尽人取用他此一百万,尽人成了富翁,而他依然保留得此一百万,分文也不少,那不是神是什么呢?若有这样人,又哪能说人生到头一场空,无所得,一死便完了呢?
  说到这里,人生一切皆空,惟有立德是不空。立功立言如画龙点睛,还须归宿到立德。德是人生惟一可能的有所得,既是得之己,还能得于人。中国人俗话说,祖宗积德,可以传子孙。我们当知,人类文化演进,究竟也不过是多添一些人样子,多创造出一些理想人,多教人可以走上确有所得的人生之大道。那些事便全是前人积德。德积厚了,人人有德,那时的人世界,便成了神世界。
  以上这样的想法,真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人生观,也可说是中国人所独创的一种宗教,我们则该称之为人文教。亦可说是一种德性教。我们若把中国人此一观点来衡量世界其他各宗教,耶稣亦是一有德者,释迦亦是一有德者,中国人称高僧为大德。若只就其有德言,则一切宗教,全可不再有此疆彼界之划分。因此在中国思想之德的观念下,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固然是传统相承,诸圣同德。即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又何尝不是诸圣同德呢?此诸圣,在人文大圈内,则一齐融化了。各有品,各有德,集此各品各德,放大光辉,此之谓人文,此之谓文化。人生所得,便是得了此文化。得了此人文之大化。而其基础,则在各人所得之一品一德上。

  以上述说了中国人关于德的观念之大义竟。但我以上所述,多引用了孟子话,因关于此一面,孟子的话,几乎可以代表中国儒家全部的意见。其实道家也极重德,庄老书中德字,较之《论语》《孟子》更多了。而且《庄子》书中也提出许多关于理想人的话,惟庄子不喜称圣人,故改称至人与真人。而在至人真人之上,也同样有神人,那即是人而神,与孟子同一想像。此一种人而神的观念,在道家传统之演进里,变成了后世神仙思想之渊源。
  其次再说到佛家,南朝生公已竭力主张人皆有佛性,惟其人皆有佛性,故人人皆可成佛,岂不与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异途同归吗?但生公所谓之顿悟,还是指其悟于理而言。到唐代禅宗兴起,始单提直指,专言“明心见性”。禅宗之所谓性,乃指一种觉。其实凡所谓得于性,则必然成其为一种觉。此觉,乃一种内在之自觉。若说人生一切空,惟此一种内在之自觉则决不空。由禅宗说来,一旦大彻大悟,觉性当下呈露,即现前具足,立地可成佛。如是则涅槃即在眼前,烦恼世界转瞬成为极乐净土,更何待于出世,更何待于再生?当知此即仍是中国传统思想里之所谓德。得于性而内在具足,再无所待于外,在儒家则成为圣,在道家则成为真,在佛家则成为佛。三宗教法各异,但就其德的一观念而言,则仍是相通合一,不见其有异。子是修行佛法,可以不必再出世,即在尘俗中,一样可正果。于是把原始佛教的出世情绪冲淡了,仍转回到中国传统思想所侧重的那一番内在自觉之德上。
  惟其中国传统思想里德的一观念,有如是深潜的力量,因此直到宋儒格物穷理一派,如朱熹说:“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那岂不已完成了穷格物理的终极境界了吗?而他还得补一句再说:“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当知此一句,便是指的内在自觉之德了。若有德,则在他自己心下该无不明。若没有了这一德,则外面一切物理,尽使穷格无遗,还是与自己人生无交涉,人生毕竟仍是一场大脱空。试问穷格了物理,人生所得者又何在呢?若说是有所得,则仍必回到肉体人生一切衣食住行种种物质享受上。但那些,如我上面所述,早己为各派宗教所看不起,认为到头一场空。我们若明白得此意,便知宋儒格物穷理之学,毕竟与近代西方科学精神仍不同。而如我上面所说,在中国思想里,科学与宗教可以会通合一之点,也可由此参入了。

  中国人重德,因此更重行。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若说思想,毕竟仅属知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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