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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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都被证明是军国主义化的有效工具。
“军国主义”一词就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已被如此普遍地滥用，学者在使用此词时必须小心。我们在此使用此词只是指军事结构的重要性已占着全社会最重要的位置，这种社会强调等级制度、强调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强调个人行为中体力上的勇气与自我牺牲，强调在极端艰苦环境下的英雄式领导；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种观念，认为国家体制内不可避免地出现武力冲突，为此必须培育出具备必要品质的人来引导这一冲突。到19世纪末，欧洲社会的军国主义化已达到很显著的地步。战争已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事情，或者是一小群职业军人的事情，而是全体人民的事情了。武装力量不再被看作是皇室的禁卫军，而是国家的保卫者了。
王朝统治者靠尽可能多穿制服出现在众人面前来强调自己领导国家的作用；用军队游行、军队乐队、军事典礼来强调国家形象，使各阶层的民众也能普遍认同。
军国主义化的国家主义不单纯属于资产阶级所有。马克思写到“工人无祖国”时，他也许真实地反映了早期工业革命时的情况，这些工人生根于社会秩序稳定的农村，在城市中度过了艰苦的童年，至今仍同这些城市格格不入，同剥削他们的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五十年后，随着国家教育的实施，力量强大的工会的地位合法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那些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报刊的出现，局面变了。到了20世纪初，工人阶级对于国家主义的反响已经等同于对社会主义的反响，能把这两种思潮搅到一起的人便成为其中最成功的政治领导人。工人阶级冲破各国边境联合起来的呼吁，在1914年吹起的喇叭声中随风散开了。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早期出现的那种过激的军国主义的爱国主义，乃反动统治阶级成功地向群众灌输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使群众放弃支持革命，吸引群众支持现存的社会制度。实际上，统治阶级中那些最反动的人，是最不相信国家主义的。黑格尔与马志尼朱塞佩·马志尼（J。 Mazzini； 1805…1872），意大利爱国者、革命者。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其吸引力，他们认为，民主同国家主义是互相促进的。参预国家事务的意识越强，国家越能真正体现它所建立的这些具有重大价值的不平凡的制度，人民保卫国家、服务于国家的积极性也就越高。国家成为民众效忠的焦点之后，宗教势力才能被遏制。国家为那些已经超过爱幻想的年龄、尚未事业有成的人们准备好了人生的目的、多彩的生活、激动的时刻与庄严的地位。但是，国家只有同别的国家相比，才能量出它的价值与力量。无论国家的目的有多么和平，国家的理念有多么高大，它想避免（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思想家都在试图避免）一个结论是越来越困难了，这个结论就是：国家的最高使命是战争。
这样来解释1914年最令人夺目的现象，似乎就可以讲得通了。这一年，激动的人群拥塞在欧洲各大城市的大街上，英国的志愿入伍者堆在征兵处想在紧张局面结束前进入法国；法国的圣西尔军校毕业生穿着过时的制服，戴着白手套，军帽上插着大毛球，步伐整齐地进入战斗；德国的预备役军人，夏天还是大学生，现在手挽手，唱着歌，去迎接英国人在朗吉玛克的机枪手们送给他们的死亡，这种几乎像是狂喜的气氛，显然是受到当时文学作品的感染。1914年，就像1789年，虽然看来可说是一种体制的大崩溃，也许是一种文明的大崩溃，但从其他方面来说，则是一个蜕变与更新的时刻。在1789年这个无限空间里，郁结的能量释放出来了。受到军事专业训练的广大民众怀着充分无比的良好愿望向前挺进。他们踩烂了靴跟去争取实现施里芬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他们毫无怨言地把生命贡献出来，去履行乔弗里的进攻战略。他们还在继续不断地前进。支撑欧洲各支大军的热诚在1914年爆发，但在两年后开始低落下来。但是也有例外，至少英国与德国两国，这种热诚只是被纳入了顽强不屈与耐心硬撑的格局。
这种热诚是广泛传播的，不仅军队，而且包括军人之所由产生的各个社会阶层；报纸刊物既反映了又助长了这种热诚。如果把这简单地归咎于统治阶级的宣传、操纵，那是机械的曲解。英国与法国的传统政治家阿斯奎思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伯爵（Asquish；1852…1928），英国著名政治家，1908年任首相。他的第二任妻子马戈特·阿斯奎思伯爵夫人（1864－1945）也是一位著名人士，以聪敏闻名于伦敦，曾写过自传体的小说。们与维维安雷内·维维安（Vivian，1863一1925），法国政治家，1914年6月当选为内阁总理。
们在战争初期掌握大权的，被级别较低的人物如劳合乔治戴维·劳合－乔治伯爵（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国首相。
们与克莱蒙梭乔治·克莱蒙梭（G。 Clemenceau；1841—1929），两度任法国总理，人称“老虎总理”。们不客气地挤到了一边，后者较能对我们所谓的“极右翼”作出反应。甚至在德国，平民首相贝特曼－霍尔维希（Bethmann … Hollweg）于1917年在统帅部策划下被迫下台，继承他的亨登堡（Hindenberg）与鲁登道夫（Ludendorff）的军事独裁受到一个强力组织“祖国前线”的支持，这个组织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也许最大的支持来自中下层阶级。
所有这些使得只有很少一些有远见的先知者预见到将来必定会出现全社会总动员以投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某些思想家曾以为20世纪的战争将是速战速决的，因为他们不相信大规模战争还能是不速战速决的。
所有适龄男子都穿上了军服，还有谁来耕地？谁来工厂做工？算算战争的巨大费用，整个财政机器还能不垮台？——战争国际化，国际贸易中断，财政还能不垮？所以，战争一定会在圣诞节前结束，谁也不去想，要是结束不了怎么办？
到圣诞节硬是没有停战。西线并未转入僵持局面，东线也没有决定性的战果。18世纪的政治家们只向各自的君侯负责，如果现在还是他们当政，在打了一场像1914年那样既无明显胜负又耗资巨大的战事之后，到1915年也许会跑到一起来拟订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和平协定。可是，1914年启端的战争，具有公众热诚、公众期望、公众义愤的威力，是无法像1792年那样轻易驾驭的。欧洲各国人民全部武装起来，并已承受了可怕的牺牲，是不会只作出一点小调整以保持权力平衡就罢休的。俄国人，通过他们新建立的代表性机构，不仅要求保证东南欧的斯拉夫人置于俄罗斯的保护下（这样就会使哈布斯堡帝国四分五裂），而且要求获得俄国外交政策历史悠久的老目标——君士坦丁堡。德国人，除了少数无畏的社会主义者外，要求获得领土足够抵御敌人方面的任何一种联盟，永保本国的安全。英国人，用阿斯奎思先生的话来说，在彻底摧毁“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威胁以前，誓不把剑插回鞘内，直到德国人最终彻底失败，以致其政治制度可由协约国来任意摆布。
所以，战争必须打下去。1915年好战分子再次企图在战场上作出分晓——德国人在东线实行深入穿插并侧翼包围的战术；法国人在西线连续不断地正面进攻；英国人试图用两栖包围的战术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显示它的海上威力。
到了这年的年末，可以看清，一百年来用来训练士兵的拿破仑战术——德国人称之为“压倒战术”，即以优势兵力压倒对方的战术，现在已经不灵了。17世纪与18世纪的战争，其战略目的多半不是摧毁敌人的军队，而是耗竭敌方的经济资源，因此打的是消耗战、疲劳战。18世纪要达到这样的战略目的最好是避免战斗；到了20世纪则改用诱敌法：发动一些进攻，但并不期望获得重大战术成功，只为了迫使敌人更快地用尽其资源。1916年德国人进攻凡尔登，正是这个意思；英国人1916、1917年在西线也是这么做的，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区别只在于更延长了时间。一位英国将军直率地说，钱袋最长的一方必将取胜。
为此，军队不再是国家战时的代理人或战士。他们只是工具，被好战分子用来榨干对方的资源，流干对方的血。与此同时，另一件传统武器——海军封锁，也变得目的不明了。很快，两个海军大国英国与德国，抛弃了三百年来有关海战的种种限制（不久前，1909年的“伦敦协定”还重申过那些限制），即：海上封锁须严格限于可用来从事战争的物资。如今，两国认定，所有的物资都同战争有关。英国与德国就这样处于相互围困的状态。当和平到来时，战场上的胜利还不如经济上的与心理上的创伤来得多。
这种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老百姓只好承受，无处去抱怨，打仗欠下的债务，高得惊人。妇女代替男子在地里耕田，在工厂做工。平民百姓用不起奢侈品，屈从于日益严格的必需品配给制度，勒紧裤腰带，商店里的货品已消失殆荆交战双方的社会都经历着同样的变化。政府对新的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加强控制。要求广泛参预政治的压力增强了，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政府不得不接受工会作它的伙伴，并承认了工会的权利与它在社会上的地位。征收战争税不再像从前那样按公民财富多少规定不等的税率，现在拉平了。如果说，社会的军国主义化是老式的上层人士的新巧发明物，那么，他们可做了一桩最亏本的买卖。因为，在爱国心激励下的欧洲各国人民，牺牲一切去追求不可能得到的胜利，这种胜利适足以摧毁上层人士自己。1914—1918年，欧洲的王朝国家，其王室与掌权的贵族世家已存在了五百年，在数周之内纷纷土崩瓦解了。
当然，为这些王朝服务的职业军队并未土崩瓦解。在某些国家，军队掌握了政治权力。而在另—些国家，军队凭藉他们的专长，听命于后继的统治者。所有的军队，一旦和平来临，便将其注意力转向探索新的问题——未来的战争（如果他们的政治主人认为可以再次起用他们的话）该如何打得更技巧、更少浪费，最重要的是更能速战速决。
迈克尔·霍华德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阿修比
ronin21
tracy
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
人们会觉得奇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打了一场有史以来的大仗，总共死了一千三百万人，二十年后，到了1939年，欧洲各国又卷进了一场冲突，这场新的冲突使各国社会受到更大程度的破坏，并把欧洲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彻底葬送。这是怎么发生的？难道这就是获胜的同盟国决定用一场战争来结束所有战争的讽刺性结局？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若干比较的角度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上一章里，我们已叙述过如何在19世纪武器技术的发展既增加了战争的摧毁性，又对从事战争的人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使这幅阴暗的图画有所冲淡的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这期间，运输与医药科学的发展，可部分缓解前工业时代的战事的恐怖程度。1870年前，军队中死于疾病的人数通常都要超过死于战斗的人数，比例约为五比一。1918年，这个比例倒转过来了。同样地，1815年前，在战争中受伤的人中，绝大多数人不是在数日内因伤重死去，就是成了终身残废。此后，受伤后康复的比例迅速提高。为此，有必要十分仔细地去分析那份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名单”，区分开受伤死亡人数和大部分受了轻伤回去作战又受轻伤的重复统计数字。
运输的改进使军队（至少在西欧）处于极端困难境地的时间不超过数周。这样就可以安排休息与体力恢复。最后，除了某些可怕的例外，入伍的公民把人道标准带进了军队生活，对战场上的平民百姓，对敌人，都以人道主义相待。自从19世纪的战争以来，人们勇敢地试图制订出若干基本准则，使战争行为更加人道。1859年法国——奥地利战争之后，建立了国际红十字会。1864年与1906年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会议，1899年与1907年在海牙召开了国际会议，规定了对平民、对伤员、对战俘的对待原则，并对武器的致命性也作了规定（但很不成功）。这些人道主义行动及其精神影响的部分结果，说明爆发“大战”并不意味着回到了野蛮主义。红十字会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受伤的敌人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相互警告与国际监督，保证了对战俘的公正待遇。
另一个结果，甚至在前线的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