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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节

李宗仁回忆录-第8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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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我言之谆谆,这两位英国代表皆大不以为然。尤其是魏亚特将军,和我辩论尤多。他认为头痛应医头,脚痛应医脚,此时不能想得太远。英国目前亟须解除痛苦,不管战后局势如何,希特勒愈早打倒愈好。英国大使也一再强调说,倘第二战场迟迟不开辟,恐怕苏联会愤而与德国妥协,那便糟了。我说,国际政治原像下棋和赌博一般,看谁气魄大,手段高。据我判断,德、苏绝无中途妥协之理,历史上亦从无此事例,西方当局尽可放心。但是他们却坚持己见,不稍退让。当然也不会把我的意见转到伦敦去。
  孰知第二次大战后,西方盟国果然和苏联为着东欧诸国问题,为着柏林问题,闹得剑拔弩张。我在北平任行营主任时,魏亚特到中南海居仁堂来拜会我。翌日,我也到六国饭店回拜他。我说:“魏亚特将军,冷战现在已打得火热了,你该想起我在重庆对你所说的是真理吧?”但是这位约翰牛却仍旧执拗地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可相提并论。”大家一笑而罢。
  (三)
  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六月,同盟国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德军节节败退,欧战已有迅速结束的趋势。同年七月,日军在太平洋屡败之余,使极端反动的东条英机内阁倒台。同盟国海军已逼近菲律宾群岛,日本的命运,也已到了决定性的阶段。
  是年九月,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奉调回国,由赫尔利将军继任驻华大使。赫氏使华,除负有外交上的使命外,还负有调解我国国共纠纷的责任。因二次大战已接近尾声,罗斯福总统目击我国国共关系的恶化,深恐影响战后世界和平,所以特派赫尔利前来,企图促成国共合作,组织联合政府。故赫尔利来华时取道莫斯科,并与斯大林详谈中共问题。
  我此时适因公在重庆,赫尔利大使特地征询我对共产党的意见。他认为我既非蒋先生的嫡系将领,说话必然比较公道。我乃反问他,站在外交官的立场,他作何看法。
  赫尔利说,他为此特地经过莫斯科,问过斯大林元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斯大林说:“中国哪里有共产党,不过是些土地改革者罢了。”我说:“这些话,你认为如何?”赫尔利说,他认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是真实的,不会骗人的。我说:“斯大林对你所说的不过是一种外交辞令,不应过分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是百分之百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你千万别上了斯大林的当。难道斯大林比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还多,他的话比我们中国人的话还可靠?”
  赫尔利诚恳地说:“斯大林是政治家,我相信他的话!”
  这样,我们当然无法再说下去,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赫尔利大使到职不久,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也接踵而至。中国战区前任参谋长为史迪威将军,因与委员长不合,奉召返国,由魏氏继任。
  前已言之,史迪威原为美国驻华武官,珍珠港事变后,调升中国战区参谋长。不过史氏是一阳分人,可为赫赫的战将,却不宜做运筹帷幄的参谋工作。这种人尤其不能与自私的蒋先生合作。因为蒋先生事事以其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做他的参谋长,必须要事事请示而后行,断不可自作主张。史君是美国人,当了参谋长,便真的要行使参谋长职权了,和蒋先生当然无法相处。
  关于蒋、史之间的别扭,据说,史迪威曾公开批评蒋先生专将美国运来的装备补充他的嫡系部队。史氏认为,美式装备的分配,应以军队的能否作战为标准,“包括共产党的第八路军在内”。致引起蒋先生的愤怒,认为史氏干涉中国内政,必去之而后快。
  魏德迈抵重庆时,我们亦曾详谈今后世界局势。无奈当时美国将领都有个相同的看法,即急于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免战争旷日持久。至于战后的问题,他们似乎丝毫没有考虑到。但是在我看来,战后的困难将甚于战时百倍。如不未雨绸缪,届时必将捉襟见肘。论力量,论声望,美国实掌握了左右今后世界安危的枢纽,美国当局一着之差,便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和平。思维及此,我认为有尽我所见,向友邦当局贡献一点意见的必要。
  因此在赫尔利和魏德迈莅华之后,雅尔塔会议开幕之前,我曾两度修致备忘录给赫、魏两君,希望他们能转致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元帅。
  我的第一备忘录是在赫、魏两氏抵华后不久便送出的。修缮之前,我曾向蒋委员长提及此事。蒋先生说:“可以,可以,你就送去吧。”在这文件内,我特别提醒美国当局说,德国一旦投降,日本不久必然也跟着投降。但是,当时在渝的美国人都认为日本民族性强悍,笃信武士道精神,非战至最后,绝不轻言投降。美国军队若要攻占日本三岛,至少牺牲二三十万生命。其实这估计是大错而特错的。日本民族性恰如日本运动员的长途赛跑。当他看到失败已成定局,便不再跑下去,不像西方运动员,明知失败了,还要跑到终点。如今欧战已急转直下,同盟国应该计划如何应付日本的突然放下武器!我更强调说,从历史上看,战胜并不难,难的是处理战后问题。此次远东方面战后问题的焦点在我国东北。同盟国当局事先便应想到将来的东北问题,所以千万不必要求苏联参战。因为苏联眼见日本战败在即,不论吾人要求与否,它必然要来分一杯羹。故而中美两国应及早计划与苏联向东北这共同目标作进军竞赛,千万不可让苏联独占东北。
  此备忘录发出不久,果然欧战急转直下,盟军正逐渐向柏林缩小包围圈,德国投降已是指顾间事。考虑到我国的东北问题,我便向赫、魏两君送出第二份备忘录,重新提醒华府当局千万不可与苏联在东北划分战区,我们应与苏联向同一目标竞赛。为准备此项竞赛工作,我提议,魏德迈与蒋先生商议在菲律宾设一中美合作训练机构。将我方准备接收东北的军政人员在菲律宾开班训练,与美国陆、海军密切配合。一旦日本支持不住而放下武器时,我方维持治安的部队和政治接收人员即可由美国海、空军迅速运往东北。我们至少须掌握南满地区,则苏军纵能进驻北满,亦无法与中共军队接触,中共如得不到苏联的物质援助,中共问题将不致引起中苏纠纷,而事态也就简单化了。我深愿美国统帅部郑重考虑此一问题。
  这两件备忘录均由我口述大意,由秘书拟就中文稿,再由行营顾问石超庸和军委会少将参议余兆麒协同译成英文,分送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参谋长。孰知此两项文件发出之后,便石沉大海,毫无反响。约莫一年之后,德、日相继投降,苏联部队不费一弹占领东北,一切均如我所逆料。而美国当局的措施,则与我所建议的完全相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铸成大错,不胜扼腕之至。我自思前两项备忘录,所言是何等详尽,而盟国当局竟丝毫不加考虑,令人不无懊丧。事后,我私自臆测,虽赫尔利大使曾当面恭维我,不只是个军事家,而且是个政治家,但华府当局或认为我不过是一战区指挥官,妄言世界大势,根本不值一顾。
  战后,我国内战危机日深,魏德迈奉调回国,顺道到北平来看我。当他辞别时,我亲自从居仁堂送他出大门,边走边谈。魏氏忽然提到我的两项备忘录,说:“李将军,现在满洲情势的发展,你当初给我的那两项备忘录,皆不幸言中了!”
  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原来他曾详细看过我的两项备忘录。但是他们为什么明知故犯,硬把东北造成那种不可收拾的局面呢?
  第七编:八年抗战
  第五十九章: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一)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像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横行。眼见内政、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构成极复杂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当时心情的悒郁,实非一时神经过敏,嗣后国事的发展,均在当时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经营数十年,卒至一败涂地,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实罪有应得,自贻伊戚。
  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抗战八年,幸获胜利,然不数年,大陆鼎沸,政权易手。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国民党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
  今先从敌人说起: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这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能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20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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