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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李宗仁回忆录-第3节

小说: 李宗仁回忆录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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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吏和散兵游勇鱼肉人民的情形,随时都有,而先父和他们冲突的情形,我今日回忆起来,犹历历如见。这对我童年心理的影响,决定了我后来统兵治政的整个作风。我本人是曾经身受其中痛苦的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后来约束官兵、告诫部曲的一句重要格言。同时希望使我幼年间耳闻目睹的事,永不复现于中国。
  培英公是一位能力甚强、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不甘以一位三家村的塾师终其生,因而他时时想远走高飞,创立一番事业。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他忽然听说洋人在香港招募华工出洋工作,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到海外游历,闯闯世界。于是他就结束了教馆生涯,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去香港应募,当了华工,随即出洋到了马来西亚。培英公想出洋的目的,多少受了些海客谈瀛的影响,以为海外浪阔天高,大可振翮翱翔,一展平生抱负。谁知一到马来西亚,始发现为洋人所骗。华工的生活惨于牛马,而洋人的虐待工人,更是怵目惊心。不久便发生了当地华工团结抗暴的运动。先父因为是个读书人,所以被推举为华工代表,与资方的英国人实行斗争。经过年余的奋斗和交涉,被资方解雇,遣回香港,乃结束了他的一场海外历险记。因此他后来一提到英国资本家便咬牙切齿,痛恨入骨。
  先父体格素健,但他毕竟是个书生,体力劳动非其所长。他在马来西亚做工时,多半时间也是以他的文墨工作——如替人写家信,或其他笔札方面的事——和他人交换体力劳动。在家乡时,他也因为终日教馆,无暇下田工作。
  我家所有的田地,都由我们自己耕种。我父既少下田,一切劳动遂由我母担任,我们弟兄不过从旁协助而已。农忙时我们偶尔也雇请短工,但那是极少的例外。提起我乡妇女的勤劳,举世实罕有其匹。广西妇女多不缠足。举凡男人能做的劳动,如上山采樵,下田割禾等,妇女都和男子一样地操作,从无稍异。然男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作有定时。妇女则不然,白天她们和丈夫、儿子一同下田耕作;入晚回家,她们还要煮饭、洗涤、纺织、缝纫和哺乳幼儿,工作倍于男子。生活的痛苦劳瘁,实非常人所能想像。我的母亲刘太夫人就是这样一位勤劳的妇女,更因父亲教馆,不能操作,母亲难免分外辛劳。
  当我七岁时,我家便已析产分居。而我房人口逐渐增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家庭经济总是入不敷出。每年都要借债,甚或卖去一两亩田地。那时我们唯一可以借贷的地方,便是我外祖父刘家。
  我外祖父家亦系克勤克俭以兴家的。每年都有余粮,以高利贷出营利(这时乡村贷款的利率,有时高至百分之百)。因而每年青黄不接时,母亲便去外公家借贷,我外公和两位舅舅为人甚为宽厚,外公尤其是忠厚长者,对我们极愿帮助。无奈我外婆,虽然聪明干练,但生性极为吝啬,自不愿常把粮食无利贷与我们。我幼时常跟随母亲挑了担子去外婆家借贷,有时借得少许,有时甚至红着眼睛,空担而回。
  记得有一年粮食歉收,新谷登场尚需月余,而家里谷仓颗粒无存,米罐子又已见底,情形严重极了。于是母亲要我也挑了箩筐和她同去外婆家借谷。去后,外公外婆留我们午餐,却故意装作不知来意的样子。饭后,我们应该回家了,母亲才不得已说出想借粮食的事。外婆脸上顿时就有不愉快的表情,并埋怨我们不该常来借贷。她说现在市上利息很高,借给我们的当然不好意思要息,不过损失未免太大了。母亲却说,每年不够吃,实因食口太多,非好吃懒做所致。外婆和母亲因为是亲生母女,说话当然不太避忌,互不相让,遂吵起嘴来。母亲一气之下,便流着眼泪,索性不借了。我们母子两人挑着空担子回家,当时母亲心头的辛酸,实无法形容。在路上,她勉励我长大后必须努力做事,不可依赖别人。她说自己亲生爹娘尚且不能借贷济急,何况他人。言下实有无限的感慨。这年,我们终于典掉两亩田,才把难关渡过。计当时一担(一百二十斤)谷子,价值不过两块毫洋,而且有借有还,竟弄得母女反目,真可一叹。
  当时我们的家庭经济虽全靠母亲一人操心维持,但她总能辛辛苦苦地使我们兄弟姐妹有衣有食,不虞冻馁。母亲虽未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宽厚仁慈,能忍能让。当我家析产时,祖父母所给资财,由我父和春华叔两房平分。祖父母因体念我房小孩众多,故特地多分给木凳数条,给我们孩子们使用,但母亲竟婉辞不收。因她知道春华婶嘴尖心狭,看到我房多得几条板凳,心头将有不快,所以母亲不愿收这几件额外的家具,以安春华婶的心。
  还有一事也可表现母亲的为人。有一年秋收时,母亲带了我们在田内割禾,我们已将谷子打好装入箩筐。时已黄昏,遂逐筐向家中搬运,这块田离我家约半里路,往返需时。当我们搬了一转回来时,发现留在田中尚未运走的箩筐,每筐谷子都浅了数寸。显然是邻近同在收禾的人,趁我们离开时,将每筐偷了些去。我们兄妹们发现谷子被窃,自然大嚷起来。母亲立刻制止我们,并说:“算了,算了,值不了多少。”她的意思是嚷也无益,使人听了,徒增邻人的难堪而招致怨恨。以后我们对那家偷窃的邻人仍谈笑如恒,相处怡然。诸如此类,母亲对人处世的贤良宽厚,我想都是生性使然,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似居其次。
  嗣后我们兄弟都长大了,我供职军旅,有薪饷可以接济家庭,母亲才稍释重负。她晚年乡居,附近老幼残疾都络绎于门乞求救济,凡真正是鳏寡孤独、残废无依的,母亲总是经常帮助他们。若是少壮贫困的,母亲济其急外,并勉励他们努力工作,以图温饱。凡有向母亲借贷的,她总说:“你将来如有了便还我,如还不出,就算了吧……我知道穷人借贷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母亲直至晚年,生活仍极勤俭。在我后来统一广西,完成北伐,参加抗日战争,率数十万众,身经百战,而全国知名时,乡里邻人对我家自亦难免另眼相看,而母亲居处简朴,谦诚和蔼,与往日初无稍异。我弟兄幼时,母亲只勉励我们勤耕苦读,做个诚实忠厚、自食其力的人,绝无心要我们为将为相。后来她老人家年老了,亦绝不因为有儿子为将为相而稍易她简朴忠厚的家风。某次,我回家省亲,我的三个胞妹向我说:“哥哥,你做了这样大的官,而我们仍旧耕田种地,你不怕邻里耻笑你吗?”我回答说:“在劳工神圣的今日,耕田种地是可骄傲的。”母亲也很以为然。
  其后,我因职务关系长住通都大邑,每思迎养,而母亲总不肯离开乡间,情愿过其极简朴的农村生活。而我乡的老弱残疾则因之得其周济。所以母亲暮年时,善名播于四方。到她老人家于1942年寿终时,远近乡人多有泣不成声的。我今日回想我家从前衣食的艰难,以及母亲抚育我兄弟姐妹的辛劳,真是“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二)
  我是我父母的第三子。然因长兄早夭,所以我实行二。唯据族谱凡属本房男性,我又列行九。至村上邻里的人多喊我为老九,而不称呼名号,骤听虽不大顺耳,但“老”字的含义已属尊称,例如:老夫子、老先生、老兄等。今年逾七十,家中侄辈尚喊九叔,倒觉亲切,不以为忤。哥哥德明长我两岁,我之下还有三个弟弟——文卿、德辉、松龄——和三个妹妹。在我七岁以前,我们过的是大家庭生活,和祖父母及春华叔婶都住在一起。祖父十分好客,所以我家那时常常宾客满堂。祖父尤喜堪舆之学,朋友中很多是看风水的专家。我们弟兄幼时即常在祖父烟榻旁听他们讲故事。
  我家既是历代务农,所以我兄弟们都是地道的农家子弟。我学步未久,就跟着母亲下田去玩。经常与日光和新鲜空气接触。虽然晒得皮肤黝黑,但是身体却十分健壮。我们因为经常要下田工作,所以除在书房和过年外,我们都喜欢赤足。纵在碎石锋利的山路上,因习惯成自然,亦如履平地,不觉刺痛。
  我们因是农家子弟,长辈虽也要我们“开蒙”读书,但是他们的意思无非要我们稍知诗书,明白事理,将来能承继且耕且读的家风,做一个诚朴纯良的农民而已,绝无意要我们以诗书作晋身之阶。母亲偶然也喜欢念几句《幼学诗》上的话给我们听,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丹桂有根,独长诗书门第;黄金无种,偏生勤俭人家”一类的话。但她的意思亦只是勉励我们而已,并非真希望我们能折丹桂,积黄金
  当时我们的家庭经济虽全靠母亲一人操心维持,但她总能辛辛苦苦地使我们兄弟姐妹有衣有食,不虞冻馁。母亲虽未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宽厚仁慈,能忍能让。当我家析产时,祖父母所给资财,由我父和春华叔两房平分。祖父母因体念我房小孩众多,故特地多分给木凳数条,给我们孩子们使用,但母亲竟婉辞不收。因她知道春华婶嘴尖心狭,看到我房多得几条板凳,心头将有不快,所以母亲不愿收这几件额外的家具,以安春华婶的心。
  还有一事也可表现母亲的为人。有一年秋收时,母亲带了我们在田内割禾,我们已将谷子打好装入箩筐。时已黄昏,遂逐筐向家中搬运,这块田离我家约半里路,往返需时。当我们搬了一转回来时,发现留在田中尚未运走的箩筐,每筐谷子都浅了数寸。显然是邻近同在收禾的人,趁我们离开时,将每筐偷了些去。我们兄妹们发现谷子被窃,自然大嚷起来。母亲立刻制止我们,并说:“算了,算了,值不了多少。”她的意思是嚷也无益,使人听了,徒增邻人的难堪而招致怨恨。以后我们对那家偷窃的邻人仍谈笑如恒,相处怡然。诸如此类,母亲对人处世的贤良宽厚,我想都是生性使然,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似居其次。
  嗣后我们兄弟都长大了,我供职军旅,有薪饷可以接济家庭,母亲才稍释重负。她晚年乡居,附近老幼残疾都络绎于门乞求救济,凡真正是鳏寡孤独、残废无依的,母亲总是经常帮助他们。若是少壮贫困的,母亲济其急外,并勉励他们努力工作,以图温饱。凡有向母亲借贷的,她总说:“你将来如有了便还我,如还不出,就算了吧……我知道穷人借贷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母亲直至晚年,生活仍极勤俭。在我后来统一广西,完成北伐,参加抗日战争,率数十万众,身经百战,而全国知名时,乡里邻人对我家自亦难免另眼相看,而母亲居处简朴,谦诚和蔼,与往日初无稍异。我弟兄幼时,母亲只勉励我们勤耕苦读,做个诚实忠厚、自食其力的人,绝无心要我们为将为相。后来她老人家年老了,亦绝不因为有儿子为将为相而稍易她简朴忠厚的家风。某次,我回家省亲,我的三个胞妹向我说:“哥哥,你做了这样大的官,而我们仍旧耕田种地,你不怕邻里耻笑你吗?”我回答说:“在劳工神圣的今日,耕田种地是可骄傲的。”母亲也很以为然。
  其后,我因职务关系长住通都大邑,每思迎养,而母亲总不肯离开乡间,情愿过其极简朴的农村生活。而我乡的老弱残疾则因之得其周济。所以母亲暮年时,善名播于四方。到她老人家于1942年寿终时,远近乡人多有泣不成声的。我今日回想我家从前衣食的艰难,以及母亲抚育我兄弟姐妹的辛劳,真是“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我是我父母的第三子。然因长兄早夭,所以我实行二。唯据族谱凡属本房男性,我又列行九。至村上邻里的人多喊我为老九,而不称呼名号,骤听虽不大顺耳,但“老”字的含义已属尊称,例如:老夫子、老先生、老兄等。今年逾七十,家中侄辈尚喊九叔,倒觉亲切,不以为忤。哥哥德明长我两岁,我之下还有三个弟弟——文卿、德辉、松龄——和三个妹妹。在我七岁以前,我们过的是大家庭生活,和祖父母及春华叔婶都住在一起。祖父十分好客,所以我家那时常常宾客满堂。祖父尤喜堪舆之学,朋友中很多是看风水的专家。我们弟兄幼时即常在祖父烟榻旁听他们讲故事。
  我家既是历代务农,所以我兄弟们都是地道的农家子弟。我学步未久,就跟着母亲下田去玩。经常与日光和新鲜空气接触。虽然晒得皮肤黝黑,但是身体却十分健壮。我们因为经常要下田工作,所以除在书房和过年外,我们都喜欢赤足。纵在碎石锋利的山路上,因习惯成自然,亦如履平地,不觉刺痛。
  我们因是农家子弟,长辈虽也要我们“开蒙”读书,但是他们的意思无非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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