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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节

雄师-第1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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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北区党委决定,全军转入休整阶段,尽快恢复元气,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更复杂更困难的局势。

    自四年八月以来,我一直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终于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日本政府以此为后盾,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并请德国从中调停,诱使中国参加德、意、日同盟。而英、美国主义在“东方慕尼黑”阴谋破产之后,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转为积极赞助中国抗战,以拖住日本。一时,蒋介石成了双方拉弄的香馍馍。可此时的蒋介石却不借此机会图谋如何抵抗日军的进攻,收回失去的国土,反而乘共产党八路军同日军进行百团大战之机,秘密掀起第二次**,将图谋指向英勇抗战的江南新四军,并积极布置围歼新四军的阴谋活动。

    四年十月十九日,蒋介石指使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指诬陷八路军、新四军自由行动、自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的电文)”,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之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指定地域。党中央为顾全大局,于十一月九日,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佳电”,据理驳斥了“皓电”的污蔑,并答应将驻江南的新四军军部与直属部队撤至江北。谁知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是找借口,及目的就是要消灭新四军。对此,我五月份在延安时就隐晦地与主席谈到了这个问题,主席明察秋毫,那有不知之理,曾多次去电,指示新四军军部,宜早放弃皖南,北渡长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但由于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一再拖延北移。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主席和中央又去电,对项英进行严厉批评,要求部队立即北移。此时,项英才决定新四军军部北移,却又拖延到元月初开始行动。可惜,大好的时间白白丧失了,历史仍按原来的轨道运行。

    这几天,我心神一直不定,时刻紧张地关注着江南新四军的消息。政委见我心思重重,便关切地对我说:“老陈,什么事弄得你愁眉不展的?”我指了指桌上的几份情报及报纸,对政委沉重地说道:“蒋介石又在掀起第二次**。”

    “难道国民党顽固派又要进攻我们八路军?”政委疑惑地问。

    我看了看政委,解释说:“这次蒋介石图谋的不是我们八路军,而是江南的新四军。”

    “新四军?”

    “对!政委你来看。国民党军在皖南地区秘密集结了七个主力师,而这里又没有日军,只有我们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前不久何应钦、白崇禧所发的‘皓电’及‘何白齐电’就是为其武装进攻制造借口和所做的舆论准备。可惜,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却看不清形势。”我语气凝重地说道。

    “难道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那主席和中央应该早就提醒过他们。”政委有些不信地说。

    我暗叹了一声,缓缓说道:“主席和中央曾多次指示新四军要迅速渡江北移,以免遭国民党军的夹攻。然新四军的个别主要领导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一再拖延北移,延误时机,现恐怕为时已晚。”

    “事情也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或许有所转机也说不定。再说我们不便插手,而且也插不上手,你不必太在意。”政委宽慰我说。

    “是啊!我们也只能静观其变了。”我颓惫地歪坐在椅上。

    元月十四日,我们终于得到了皖南事变的确切消息,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北移途中,遭国民党军七个主力师八万多人的包围和袭击,血战八昼夜,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一小部突围渡江到达无为一带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突围后被叛徒杀害。我闻知这一噩耗,恰与后世记载的如同一辙,不由悲愤欲绝,心中内疚不已。痛责自己无力挽救这一惨祸;更痛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又于元月十七日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并下令进攻江北的新四军。面对国民党制造的千古奇冤,主席和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元月二十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liu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将新四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浙东纵队,继续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斗争。

    皖南事变的发生,将国共合作推到即将破裂的边缘,引起了国内外广大民众及爱国人士的震惊。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在事变前采取了委屈求全的退让政策,事变后又极力克制自已,在政治上采取猛烈攻势,在军事上则严阵以待,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国民党展开斗争,赢得了大多数中间派和进步爱国人士及海外华侨的同情和支持,最终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稳定了全国团结抗日的大局。我对此十分欣慰。

    四一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占领区推行了两年之久的“治安肃正作战”遭到失败后,为确保其在华北的占领地,使华北沦陷区彻底成为其进行长期战争的物资供应地,开始推行更为凶残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二月十五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及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三种不同地区,并施以不同的应对办法。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份证和户口本,推行连坐法,设立联合乡、集团村,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肃清抗日分子和杜绝抗日活动。同时,对人民实行欺骗宣传,攻击共产党和八路军,宣传“王道乐土”,建立与发展伪统治下的所谓群众团体。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怀柔政策与治安区相同。恐怖政策为:修筑封锁沟墙和碉堡,实行绝缘政策,强迫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将群众集中赶进四周筑有高墙深沟的“人圈”。人圈内的人不能与外界接触,不准种十里以外的土地。将所有的壮丁编入自卫团,晚上值勤巡逻,白天罚做苦役。经常对人民实行“大检举”,以“思想犯”、“政治犯”、“通匪犯”、“运输犯”等名目任意杀害居民。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采用分进合击、梳篦式“清剿”、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方法,并在扫荡中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日军还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叫嚣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一元化的总力战,以达到“确切使匪民分离,掌握民心,确保华北占领”的目的。

    针对华北日军即将实施的战略计划,我军将如何应对?近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与政委、罗参谋长等人进行过多次探讨,又将后世曾采用的一些战略战术反复进行推敲,渐渐地我的思路清晰起来,一个比较完整的应对方案逐渐形成了。我想:后世打仗,凭借的就是国家的综合实力,那么日军提出的总力战,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因此,我们也必须尽快提高根据地的综合实力。在政治上、文化思想上,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的力度,充分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和残暴行为,使根据地全体军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同时,进一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动员一切爱国力量加入到抗日阵线中来,巩固和加强根据地各级政权建设,落实执行“三三制”政策(指在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进一步落实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改善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

第七十六章 艰难岁月(二)() 
在军事上,基本保持军队现有数量,缩编主力部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并加强整训,达到精干、机动、灵活、提高战斗力的目的。形成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游击队三者相结合的游击战争。在战略战术上,将*战、地道战、麻雀战、夜袭战、破袭战、运动战等战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为了对付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我根据后世的经验方法,决定立即从各军区抽调1500名政治坚定、对党忠诚、具有丰富战斗经验及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优秀指战员,进行为期半年的严格训练,包括时事政治、政策的学习,游击战术的训练、擒拿格斗、侦察捕俘、翻墙越屋等特种训练,我还特地要求基地武术教官向队员们传授了十几招简单实用的武功,以增强近身搏斗能力,使每个队员都成为优秀的战斗员、宣传员、和组织工作者。训练完成后,将他们组建为三十支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每队约50人,编为两个小队和一个火力支援组,每个小队约20人左右,可单独开展活动。武器装备更是令人羡幕,每个队员配备一支短枪、一把匕首和一支刚研制、生产出来的半自动步枪或自动步枪和*(仿五六式);每个小队配两挺轻机枪,火力支援组配备一具50式火箭筒和一门迫击炮。釆用敌进我进之战术,深入敌占区或游击区,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对敌斗争方针,打击瓦解敌伪,宣传发动群众,秘密建立抗日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将敌占区逐步变为游击区,将游击区逐步变为根据地,从而破坏日军的“强化治安运动”。同时,还积极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破坏日军交通运输,袭击日军重要据点,炸毁日军的弹药库及物资仓库等,扰乱敌人,减轻根据地压力,赢得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胜利。

    我将这些思路、想法与政委进行了沟通,得到了政委的全力支持。并迅速制订出详细的实施方案,交党委会讨论通过;然后,发到各二级军区立即执行。另外,我还将自己对后阶段国内抗日战争即将出现的严峻形势的分析、判断与估计,以及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方案,上报给主席与中央。忙完这一切,我松了一口大气,估计后面一段较长时间,日军不会对我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因为日军需要大量时间来进行部署,巩固后方、调动兵力、运输物资、打通交通线等。同时,日军还在忙着做进攻南太平洋的准备。故而,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来做好各方面的应对准备。于是,我与政委商量,准备分头带几个工作组,到各二级军区督促、检查方案的实施情况。正当我准备出发之时,突然接到主席电报,要我去一趟延安。我只好将任务交给政委安排,驱车赶往延安。

    经过两天的颠簸,我到达延安。二月的延安城,已是春意盎然。经过几年的植树造林,延安周围的几个山头及延安城,显得郁郁葱葱,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主席见我到来,放下手中的笔,亲切地招乎我入坐,李进同志递上一杯香气四溢的热茶,又端来一碟炒花生,笑着说:“陈师长!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你,吃点花生吧。”“谢谢!”我一边说,一边要警卫员将带来的礼品送上来,主要是一些罐头、糖果、奶粉什么的。

    “树相那!以后来就不要带什么东西了。”主席和蔼地对我说道。

    “主席!这些都是缴获鬼子的战利品,您分享分享我们的胜利战果也是应该的嘛。”我开着玩笑说。

    “树相那!你这次写给中央的这个材料,我们常委会的几位同志都看了,认为很好。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太乐观了,看不到相持阶段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危险性,越是到最后关头,越是困难,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物资准备,是战胜不了困难的。因此,中央将你的这个方案稍作了些修改,并补充点意见,决定发至全国各根据地,参照执行。”主席说到这里停了停,便又继续说道:“目前国际形势十分紧张,你前次对我说的,德国准备偷袭苏联,时间好像就是今年六月份吧。”

    “对!是六月二十二日。”我语气肯定地回答。

    “树相同志,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对于苏联,我们可以提前给予通报预警,能够帮助他们减少一些损失,这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也是大有益处的。同时,对于我们日后换取苏联的援助也是大有裨益的。关键是时机的把握,到时由我来跟s大林同志说。”主席成竹在胸地说道。我知道主席有专门的通讯密码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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