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6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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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数额： 52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祖父务农、养猪、养鱼，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有权利向日本国家要求合理赔偿，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发行的香蕉票。
投诉日期：1994年10月12日。
陈宝兴
222． 受害者：
赖锦溪，男，务农。
投诉人资料：赖锦溪女婿陈宝兴（Tan Foo Heng），36岁，建筑工人，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5409636。日本侵占时住Matang Taiping，Perak。现住45，Tmn Sitiawan Jaya，Sitiawan，Perak。邮编32000。
损失数额： 19575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侵略占领统治新马三年零八个月，我岳父赖锦溪当时以务农为业，含辛茹苦，克勤克俭，日积月蓄，存下军用香蕉票19575元。在日军撤离新马以后，日本军用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我现在尚保留上述钞票，故希望日本政府会兑现其所作出的一切承诺，换回受害者所持有的军用香蕉票以作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9月2日。
林天养
223． 受害者：
林成，男，88岁，经营烟叶生意、种植烟土。
投诉人资料：林成之子林天养（Lam Tin Yang），40岁，车夫，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4647173。日本侵占时住日利谷，Benta，K Lipis，Pahang。现住173C； Kg Baru，Benta，Pahang。邮编27300。
损失数额： 40000元。
投诉内容：先父在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曾经联合家族兄弟刻苦经营烟土生意，兼种植烟叶，遗留下一笔4万元的日本香蕉票。现在日本是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我们有权要求日本现政府依照票面价值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10月25日。李蒹葭
224． 受害者：
李蒹葭（Lee Kiam Kah），男，64岁，胶商。
投诉人资料：李蒹葭本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0226919。日本侵占时住224，Jalan Tungyen，Kuala Pilah，N。S。。现仍住此地。邮编72000。
损失数额： 23460元。
投诉内容：日治时期，我的父母兄弟姐妹13口人都必须向日本交纳奉纳金，以获得良民证。那时，我家出售一批猪获得了23460元日本香蕉票，可日本投降后，香蕉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当时日本钞票上都印有“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我希望日本政府履行诺言，给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0日。
叶江然
225． 受害者：
叶富（Yip Foo），男，26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叶富之子叶江然（Yip Kong Yin），43岁，木工，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8050018。日本侵占时住毛边，吡叻州。现住1365，Kg Rawa，Gopeng，Perak。邮编31600。
损失数额： 12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做小贩，辛辛苦苦存下了香蕉票，自从日本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人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必须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6月25日。
蔡丽珍
226． 受害者：
蔡庆南，男，98岁，小贩。
投诉人资料：蔡庆南孙女蔡丽珍（Choy Lai Chun），39岁，家庭妇女，祖籍广西，身份证号码为4890451。日本侵占时住Bentong Pahang。现住H6，Perting，Village Bentong Pahang，Malaysia。邮编28700。
损失数额： 20000元。
投诉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政府侵入新马，统治了马来西亚。我祖父蔡庆南是一位小贩。当时辛辛苦苦的做小贩，存下了日本香蕉票2万元。但是自从日本政府战败以后，不负责任，一走了之，军用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日本军用票上面有日本政府的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日本政府应该兑现诺言，负起一切责任，给予我们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10月20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新闻报道
1． 1994年4月11日（星期一）马来西亚《新明日报》（全国版）： 《持香蕉钞速登记——蒙难家属协会要向日本索偿》
王先生展示其父拥有的76万军用票
（吉隆坡10日讯）日治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展开登记香蕉钞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军用票）持有人运动以来，目前已经接获210名拥有香蕉钞票的大马人报名，而向该会登记者则有50多名。
这些大马人所拥有的香蕉钞票，数目相当庞大，虽然该会尚未作出正确估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以亿算计，而其中一名登记者就拥有76万元的香蕉钱。
日治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今日在一项记者会上表示，到目前为止，通过电话向他报名者有210人，而登记者则有50多名，这些人是来自大马各地，甚至有者远自沙巴。
孙氏说，该筹委会将于今年8月派遣代表前往日本，将一切军用票索偿资料及名单，提呈日本民间人权律师团主席高本健一，以进一步商讨向日本政府提出索偿问题。
登记月底结束
他表示，军用票持有人登记运动将在5月1日结束，那些想参与索偿运动的军票持有者不应再犹豫，尽快向他报名。
他也非议吉隆坡国际邮币公司董事经理陈康伟日前表示要用香蕉钱（军用票）换回现钱是不可能的言论，并指责陈氏的谈话是不负责任的。
日政府须负责
受害者家属许鸿池出示其父留下的11700元军用票，右为受害者家属筹委会主席孙建成。
他说，日军统治时期印制的钞票是人民花了很多血汗赚来的，但蝗军后来一走了之，就说这些钞票不能使用，这对那些辛苦地以劳力换取钱财的人民是不公平的，因此日本政府应该对过去所做的一切负责，负起赔偿的责任。
他说，虽然当年的日本蝗军政府已倒台，但国家还在，就应该负责任。
他指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南太平洋地区、菲律宾、印尼、香港及缅甸等地所发行的军用票者没印上“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而惟独新马一带所发行的军用票却印有这些字眼，因此他认为用这些军用票换回现钱是理直气壮的。“日本可以赔给英国及菲律宾，马来西亚为什么不可以？”
他表示曾经针对此事致函联合国，却石沉大海，在日本东京，他也跟联合国人权律师团主席嘉莲派克商量过起诉日本政府，除非有关方面肯赔偿，香港索偿协会主席吴溢兴也来信建议他多进行活动，以引起日本政府重视这件事。
受害者分五种
他表示，在日治时期，受蝗军肆虐残害的受害者可分五种：（1） 被残杀，（2） 被逼到泰缅建死亡铁路，（3） 慰安妇，（4） 奉纳金，（5） 军用票持有人。
他说，他本身就有九个亲人是被日军杀害的。
他指出，在1985年开始进行有关活动，到了1993年才成立有关筹委会，目前该筹委会正在申请注册中。副主席是姚观生，秘书杨潘照，财政林俊田。
他呼吁全马各地军用票持有者尽速向他联络，其地址是345，Bukit Tembusu，72600，Kuala Pilah，Negeri Sembilan，电话：06813079。
（参见本节案例195）
后 记
这部历史资料能编汇成书，经历了不少岁月与人事。
1992年，我自东京归国，回到新加坡。留日前辈蔡史君介绍专门研究新马二战课题的高岛伸欣教授给我相识，以协助义务通译工作。
十年前，高岛先生还是筑波中学的社会科老师。他从1979年开始，每年数趟赴新马，搜集资料，实地访问在日军屠杀中的幸存者，发掘村民所立纪念碑、慰安场所和细菌战基地等等。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在本地身体力行，活动了13年，成绩斐然，对马来西亚地理环境之熟悉，真令我这个本地人汗颜。
高岛先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论文。1982年，日本续发教科书事件、虚构南京大屠杀事件等，先生开始在日本媒体登广告，召集有心了解真相人士，组团到新马，一探受害者及被屠杀者墓冢。另外，也在新马物色受害者，派去日本，在几个民办组织的听证会上，发表受害证言。
孙建成
1995年，美国西部“世界抗日战争联合大会”举行国际会议，朋友推荐我出席。不过，当时有事务缠身，不便远行，于是转询高岛，希望能找一位不尚空谈、有实际业绩人士，代表新马前去美国西部开会。先生几乎没考虑，便推举瓜拉庇劳孙建成先生。他并不因孙氏没有学识而无视他的成就，他肯定了孙所领导的草根组织。
于是约孙建成在柔佛新山巴士总站见面。我首次见他的印象还很清晰，他一边提着纸箱，一边是个破纸袋，摇摇晃晃步下车。他问我是否熟悉车站附近的小酒店价格，他只能住马币30元以下的简易旅社。我带他去见当时还在《中国报》任职的黄建成，寒暄过后，他把纸箱打开，里面都是二战时期的旧报，有剪下的，有复印的，他把一半赠给黄，留一半给了我。
我将资料带回来整理，发现一些受害者家属填写的表格，于是电询孙氏。他把所组织的“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简称“蒙协”）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他们在1992年筹备，1993年成立，目的是要团结起来，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经媒体公布会员条件后，全马响应者陆续发来邮件。在他不断上报呼吁、各方奔走之下，到了1994年，已有超过400份名单记录在案。
孙氏稚年时，全家九口被日军屠杀，只剩下他一个孤儿，几乎没受过教育，靠当霸王车司机糊口。不过，一生不忘家人被日军屠杀之耻，积极推动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他立场坚定，半点不妥协。他说：“我是受害者，我一家都被杀光了，谁能解我的痛、我的恨！杀人偿命，日本政府应在我有生之年做出赔偿！”他一介草莽英雄，到处申怨诉赔，也到处碰壁，了解他的人不多，还有人当他是疯子。
孙氏启程前往洛杉矶开会前，笔者把整理妥当的资料携至瓜拉庇劳，那个偏僻之地，宁静、优雅的山城，真难想象当年的日本军无孔不入。孙氏见我把资料安排妥贴交他带去开会，很满意地让我上他家，看他匮集的各类杂乱无章的剪报，我只选择带回索赔会员的全体名单和表格。实话实说，我当时并无把握能编集成书，但有预感，假若连我们留日的人都无法使这些确凿的证据和原始资料成形，那又等待何人何时，才有面向世界、讨回公道的一天呢！
大约在1997年、1998年间，我把整理出来的资料装入八盒的DATA BANK文件盒里，每盒80夹，总计600份以上的受害者履历，向一位任职中文打字公司的中国友人查问，单打字费需要多少，她回答可能花费一万元新币以上。我听后自知无能为力，便暂时搁下。不久，我将此事告知高岛，他稍事犹疑后亦摇头。我心里很矛盾，希望他摇头，他若点头，我反难过。我们新马人的受害者资料为何不能由我们自己的手出版？
这样一拖四年过去了，其间孙建成曾通知我，他把受害者名单资料送往世界各地，都石沉大海，没有人能帮他出版一本简要册子。去年我准备与家人远赴美国，临行前，怕再也不回来定居，有什么事要办妥，方不挂心的走。左右思想，只这部资料集萦绕我心，让我牵肠挂肚。正在这时，见有人成功申请到“李氏基金”赞助出版经费，引发我跃跃一试，因长期在外国，几乎不晓得民间有这么一位大慈善家，当知晓后又怀疑，普通一般申请赞助费，顶多一两千至数千元不等，而这部大块头没几万元，根本无法动工。
眼见马上要离开岛国，暂时顾不了筹款有无着落，先找人编书再说，于是与美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的邵子平先生联系，邵先生也是“对日索赔同胞会”四名先驱者之一，他建议先把一部分资料送到南京师范大学，由历史系教授张连红鉴定，是否有成书价值。大约两周后，张教授看了送去的20份样本，即刻给了令我很受鼓舞的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