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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

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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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扎江宁的地方官员闻讯后大惊失色,江宁将军魁玉、江宁知府孙云锦、署理藩司(布政使)孙衣言、臬司(按察使)梅启照、学政殷兆镛等即刻赶来江宁府衙探视。只见马新贻仰卧榻上,脸色惨白,精神十分萎靡。

  江宁城中最好的大夫已经都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召到江宁府衙,但一看马新贻的伤口深至右肋数寸,血迹模糊,人人摇头,表示即使华佗再世,也无回天之力。到场众官员面面相觑,除了不断用衣袖抹满头的汗外,都束手无策。

  此时,马新贻尚能开口说话,他先是当众口授遗疏,由儿子马毓桢(马新贻无子,以四弟马新祐之子马毓桢为子)代为书写,请江宁将军魁玉代呈朝廷。遗疏内容如下: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奏为微臣猝被重伤,命在顷刻,伏枕哀鸣,仰祈圣鉴事。

  窃臣由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以知县即用,分发安徽。到省后迭任繁剧,至咸丰三年以后,军书旁午。臣在营防剿,随同前漕督臣袁甲三等克复凤阳、庐州等城,驰驱军旅,几及十年。同治元年苦守蒙城,仰托国家威福转危为安。旋蒙文宗显皇帝及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洊擢至浙江巡抚,升授浙闽总督。同治七年六月,恭请陛见,跪聆圣训。出都后,行抵济宁即蒙恩命调任两江总督,九月到任。两江地大物博,庶政殷繁。江宁克复后,经前督臣曾国藩、前署督臣李鸿章实心整理,臣适承其后,谨守成规,而遇事变通,总以宣布皇仁休养生息为主。本年来旸雨幸尚调匀,民物渐臻丰阜。臣寸衷寅畏,倍矢小心,俭以养廉,勤以补拙,不敢稍逾尺寸,时时以才智短浅,不克胜任为惧。

  五月间,天津民教滋事,迭奉谕旨,垂询各海口防守事宜。臣一闻外人要挟情形,愤懑之余继以焦急,自顾身膺疆寄,苟能分一分之忧,庶几尽一分之职。两月来,调派水陆各营并与江皖楚西各抚臣,及长江提臣密速妥商。所有公牍信函皆手自披答,虽至更深漏尽不敢假手书记。稍尽愚拙之分,弥懔缜密之箴。所有水陆布置事宜,甫于本月二十五日详析密陈在案。二十六日遵照奏定章程,于卯刻亲赴署右箭道校阅武牟月课,巳刻阅竣,由署内后院旁门回署。行至门口,突有不识姓名之人,以利刃刺臣右胁肋之下,深至数寸,受伤极重。当经随从武弁等将该犯拿获,发交府县严行审讯。一面延医看视,伤痕正中要害,臣昏晕数次,心尚明白,自问万无生理。伏念臣身经行阵,迭遭危险,俱以坚忍固守,幸获保全,不意戎马余生,忽遘此变,祸生不测,命在垂危。此实由臣福薄灾生,不能再邀恩眷。而现当边陲未靖,外患环生,既不能运筹决策,为朝廷纾西顾之忧,又不能御侮折冲,为海内弭无形之祸,耿耿此心,死不瞑目。惟有伏愿我皇上敬奉皇太后懿训,益勤典学,时敕几康,培元气以恤疲氓,运远谟以消外衅。瞻恋阙廷,神魂飞越!

  臣年甫五十,并无子嗣,以胞弟河南试用知县马新祐之子胞侄童生马毓桢为子。臣待尽余生,语多舛误,口授遗折,命嗣子马毓桢谨敬缮写,赍交江宁将军臣魁玉代为呈递。无任依恋,屏营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其中对遇刺经过作了详细交代。因是当事人第一手的材料,未经任何删改,所以弥足珍贵。最引人注意的是,奏疏中特意提到刺客为“不识姓名之人”,后来在演绎版的传闻中,被认为是马新贻欲盖弥彰之词。

  之后,气息奄奄的马新贻没有再说话。他心中有很多疑团、很多困惑,以他好强的天性,原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但人到了生死关头,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会遽然改变。他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官场有句老话:“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到了此局面,他多说无益,以免身后还要牵累家人。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体面地死去,不能让湘军那帮人看轻了他。是以,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马新贻以极大的自制力应付眼前的亲人和下属,甚至包括他自己。

  到了当天夜半时分,苦闷无计的众官员已经各自离去,只有儿子马毓桢和两名小妾还守候在马新贻身边。金氏、郑氏二妾均已经年过四十,跟在马新贻身边二十多年。郑氏的眼泪一直没有断过,马新贻就是她的全部,可现在她除了饮泣外,已经帮不上丈夫任何忙。

  次日正午,马新贻开始呼吸困难。他自知大限已到,用尽最后的力气,特别向儿子马毓桢交代说:“别忘了为父当日在菏泽交代你们的话。”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打转的马毓桢听了这句话,再也忍耐不住,泪水滚滚而下。金氏不知所措地号啕痛哭了起来,反倒是郑氏镇定了下来。她已经打定主意,倘若丈夫真的不在了,她便要追随于地下,以免他太过寂寞。

  亲人的痛苦是真切地发自肺腑。马新贻凝视着悲痛欲绝的儿子和小妾,不由得百感交集。他该后悔两年前不该妄自逞强,接下了两江这个乱摊子吗?要知道,最初朝廷属意的两江总督人选本是李鸿章。李鸿章身为淮军首领,手握重兵,又出自曾国藩门下,尚且不敢上任两江总督,他马新贻的形势难道能强得过李鸿章么?所以他本人也一度犹豫过呀。然而,慈禧太后偏偏看重了他并非湘军一系,又绝无李鸿章那般挟淮军自重的私心,一心想出力为朝廷办事,最终说服了他,并表示要给他全力的支持。可是,虽然有朝廷做靠山,虽然他采取强硬的姿态和手段来治理两江,却始终无法撼动湘军多年来在两江打下的根基,过江的强龙终究还是压不住地头蛇。如今连自己的命都赔上了,朝廷的使命却还没有任何进展,当真是耿耿此心,死不瞑目。可是,事已至此,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刺客背后的主谋,大概此时正在大摆宴席、击掌相庆吧?

  [李鸿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安徽合肥人。因排行老二,故民间又称其为“李二先生”。李鸿章年轻时即胸怀大志,曾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诗句,并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志向。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刚好与马新贻同科,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攻入安徽,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奏调编修李鸿章襄办军务。自此,李鸿章开始在安徽办理团练。然而不久后吕贤基即被太平军击毙,李鸿章五战五败,且有三次是临阵脱逃,被时人讥笑为“长腿将军”。李鸿章不得已,以“年家子”的身份改投到曾国藩幕府下。曾国藩对其很是欣赏,评价说:“少荃(李鸿章)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后来的事实证明,之后李鸿章的战略眼光和远见,确实在曾国藩之上。咸丰十一年(1861)冬,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支持和保荐下,再次赴淮南办理团练武装,并募集当地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周盛波、吴长庆部,由此组编成淮勇。同治元年(1862)正月,李鸿章率领这批淮勇开到安庆,与原湘军程学启、郭松林部合并,号称“淮军”,约七千人,其编制、营规均与湘军相同。曾国藩曾经让李鸿章带帐下的淮军营官来相见,他本人迟迟不肯出来,有意躲在屏风后面悄悄观察。等了一会儿,营官刘铭传很不耐烦,骂道:“老子等了这么久,这中堂大人(曾国藩)还不出来,架子也太大了!”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说:“都是将才,但那个麻脸(刘铭传)是不可多得的帅才。”刘铭传后成为首任台湾巡抚。在协助配合淮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大量购置洋枪洋炮,聘请外国教官训练淮军,逐渐扩充至六七万人。太平天国失败后,李鸿章又率领淮军镇压了东、西捻军。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先后抽调淮军军官赴德国学习,并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大力培养淮系将领。淮军由此成为中国第一支新式装备的武装力量,因装备精良,成为清朝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并形成了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占重要地位的淮系政治集团,李鸿章也由此成为晚清政局第一人。光绪十年(1884),淮军将领张树声、潘鼎新等在中法战争中兵败被革职。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中,淮系将领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海军和叶志超、卫汝贵等部淮军均遭惨败。淮军势力渐衰,其地位逐渐由袁世凯统率的新式陆军所取代。]

  一想到这里,马新贻心中和伤口均是一阵绞痛。即使他对自己的结局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一旦真的发生,他又怎么能甘心坦然面对?他望着卧榻边离他最近的儿子马毓桢,嘴唇嚅动了两下。马毓桢抹了抹眼泪,会意地答道:“父亲请放心,我们定会遵照您之前的嘱咐,忍气吞声,以求自保。”马新贻似乎有些着急起来,想说点什么,却始终说不出来,终于昏厥了过去。

  延至下午两点左右,马新贻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撒手而去。此时,距离他到两江上任,还不到两年。

  权势是一桩孤独的冒险。无论总督也罢,平民也罢,在死亡之前,都只有俯首低头。大清历史上最年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从他人生的巅峰猝然陨落了,他戏剧性的一生就此结束。

  马新贻死后不几天,小妾郑氏自杀殉夫。人生如梦,富贵尘土。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尽管郑氏出于忠贞的本意主动选择了死亡,但她的死只带来了数不清的恶意谣言和离奇绯闻,令她丈夫的声誉大受影响。这,是她无论如何也无法预料的结果。

  叁、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是清朝最高级的封疆大臣。清朝初年,该总督管辖江南、江西两省的军民政务,由此得了两江总督这个称号。后因江南省人多物阜,遂分为江苏、安徽两省,分别取名于境内之重城江宁、苏州和安庆、徽州的第一个字。此后,两江总督总管江西、安徽、江苏三省以及江宁布政使司所属的苏北地区,总督衙门一直设在江宁。

  两江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也是朝廷的财赋重地,“国家财富,悉出两江”。两江总督封疆三省,清朝最主要的赋税基本上都是来自两江总督下辖的地区。因此在当时的八大总督(直隶、两江、陕甘、闽浙、湖广、两广、四川、云贵)中,两江总督是最肥的差使。在太平天国之前,两江总督大多由满洲贵族担任,很少轮到汉人头上。直到太平天国后,清朝廷才不得不重用汉人,而靠湘军一手发家的曾国藩想得到这个位子想了很多年。

  咸丰七年(1857)春,曾国藩以父丧为名,擅自离军回乡,并上了一个《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一方面诉说自己报国事君之诚,一方面抱怨自己官职太低,只是个在籍侍郎,没有兵权、财权和文武黜陟之权,所以办事艰难。曾国藩原是想借此要挟朝廷,索取两江总督实权。不料咸丰皇帝本来就是想利用湘军消耗太平天国的有生力量,让满洲贵族统率的江南、江北大营坐收渔利。加上当时汉人军机大臣祁隽藻认为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不过一书生,却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组建起湘军,不由深为忌惮,向咸丰皇帝上奏说“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趁机顺水推舟,批准曾国藩回乡奔丧不说,还借机将他湘军的统率权一并夺走。曾国藩的政敌何桂清则被擢升为两江总督。

  曾国藩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失去了湘军,他就失去了在朝中保家立命的根本。追悔莫及之下,只得再上奏折,表示军务未定,粤匪未平,自回乡以后,日夜忧虑,惶悚不安,请求重新统率湘军,再为朝廷效力。咸丰皇帝素来忌惮汉人,对曾国藩也没什么好印象,照旧置之不理。然而,局势很快就逼迫他不得不以皇帝之尊向曾国藩“匹夫”屈服。

  湘军自建立之初,便是依据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所创的“戚家军”模式,以家族、同乡、师生等关系为纽带,依托于一张强大的私人关系网。整个湘军从上至下采取层层相依、各对其上级负责的办法,由曾国藩指定统领,统领自选营官,营官自选哨官,哨官则自行招募什长。各营编列番号,互不统属,直接受曾国藩指挥。这一套系统,开近代军阀制度“兵为将有”之先河,成为清代兵制一大变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湘军具有很强的排他性,除了曾国藩外,旁人很难指挥得动。曾国藩坐了一年多冷板凳后,战局恶化,湘军将领完全不服清廷调遣,咸丰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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