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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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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皇帝南巡时,听说张伯行勤于供职,造福于百姓,对金钱从无染指,特予“布泽安流”的匾额,升其为江苏按察使。张伯行在江苏任上时,两江总督正是噶礼。张伯行不但不肯与噶礼之流同流合污,而且敢于抵制噶礼的横征暴敛,并有一句名言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正因为如此,张伯行受到噶礼的强烈嫉恨。后来康熙皇帝再次南巡,要求举荐德才兼备的清官。在噶礼的高压下,江南官员没有一人敢出面推举张伯行。康熙皇帝心中倒是了如明镜,叹息了半天,说:“我听说张伯行任官特别清廉,这是最难得的。既然没有人推荐,那么我来推荐他。”

  由于得到皇帝的亲自推荐,张伯行自此名声大噪。他后来从江苏任上迁福建巡抚时,江南百姓沿途相送,称赞他任官数年“止饮江南一杯水”。而当时“天下言廉吏者,虽隶卒贩夫皆知称公”。

  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只做了两年,很快就被重新调回江南,任江苏巡抚。江苏虽然也是两江的管辖范围,但按照清朝制度,总督和巡抚同为省级封疆大吏,均直接向皇帝负责,二者之间不相统属。之前,张伯行早就与噶礼不和,康熙皇帝心知肚明,却有意将这个号称“天下第一清官”的人重新放回江南,显然有制衡约束噶礼的意思。尽管前一阵张伯行因被噶礼挤压,不得不以身体多病为由提出了辞官,但皇帝不是照样没准吗?这便是皇帝有心整饬江南的明证。

  左必蕃脑袋灵活,心思缜密,转念间便想通了前后的因果,眼见赵晋正与噶礼眉开眼笑地交谈,便找了个理由溜了出去。这一溜,日后保住了他一条命。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噶礼离开贡院后,赵晋再次找到左必蕃,做了多番暗示,左必蕃均佯作不解。说到最后,口干舌燥的赵晋终于明白了,对方是不想参与,心里骂了一句“胆小鬼”,便自行出去了。之后,尽管不断有各种买卖关节的风言风语传到左必蕃耳边,但他始终装作不知道。

  终于到了八月乡试时间。本场三场乡试的题目,头场为四书题:“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次题为“博厚所以载物也”三句;三题为“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一节。

  表面看起来,一切都很平静。直到九月初九发榜,解元为刘捷,中举者除苏州十三人外,其余多为扬州有钱盐商及权势人物的子弟。尤其是同考官句容知县王曰俞举荐的吴泌,同考官山阳知县方名所举荐的程光奎,二人均是有名的文理不通之徒,舆论顿时一片哗然。

  苏州一千多生员在南京玄妙观集会,推举廪生丁尔戬为首,将五路财神像抬入府学,供在明伦堂孔子像旁边,表示这次乡试是“惟财是举”。还有人用纸糊住贡院匾额,改“贡院”二字为“卖完”。贡院的大门上也被人贴上一副对联:“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讽刺主考官左必蕃对舞弊行为视而不见;而赵晋则胆大妄为,收受贿赂。又有人作打油诗讽刺说:“能行五者(金子、银子、珠子、绸缎、古玩)是门生,贿赂功名在此行。但愿宦囊夸博厚,不须贡院诵高明。登山有竹书贪迹,观海无波洗恶名。一榜难为言皂白,圣门学者尽遭坑。”其中暗合乡试的题目。

  不过,尽管时论对主考官左必蕃和赵晋冷嘲热讽个不停,但二人毕竟是外来的和尚,人生地不熟,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其背后另有主谋。既然乡试的受惠者最多的是盐商子弟,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到与盐务有关的官员身上。

  在清朝,制盐业是重要的官方工业,盐价和盐税收入是与田赋收入同等重要的官府财源。当时直接负责两淮盐务的是苏州织造李煦和江宁织造曹寅(李煦妹夫,曹雪芹祖父),二人隔年轮管,管辖范围涉及盐场、运输、税课、稽查等。另外两江总督噶礼也于盐务上有重大责任:一是缉拿盐商走私;二是官督商销,即招商办课,由专商垄断盐引和引岸,盐商向官府缴纳引税后领取盐引(一种凭证,准许持有人向官方产盐机构认领盐,属于官方垄断性资源),在指定地点买盐及销售。

  曹寅到江南任织造已经有二十年。其母当过康熙皇帝的乳母,他本人也当过御前侍卫,深得康熙皇帝信任。康熙皇帝前后四次南巡,均住在曹寅家里,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自他和李煦接手盐务的肥差后,旁人均不敢问津,但自噶礼上任两江总督后,情况便有所不同。噶礼一到任,就向康熙皇帝参劾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皇帝公开查处。噶礼表面是树立清廉形象,其实是想染指肥得流油的盐务。殊不知康熙皇帝素来将曹寅当做家人,当然没有理睬噶礼的上奏,但也暗地派人告诫曹寅和李煦,必须要设法补上亏空。自此,曹寅和李煦大为收敛,反倒是噶礼开始插手盐务。

  以曹寅和李煦的身份位置,不方便也没有这个能力插手科举,那么乡试通弊中嫌疑最大的当属两江总督噶礼了。一时间,满城风雨,谣言不断。生员抬着五路财神像游街时,南京城万人空巷,人们蜂拥而出观看,景象蔚为大观。

  两江总督噶礼见到这般情形,当即火冒三丈,派兵将丁尔戬等十多名为首的士子拘捕,准备按诬告问罪。士子们更加群情汹汹,普通百姓也被激怒了,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江苏巡抚张伯行自然不会坐视不理,第一个向康熙皇帝上疏,这便是本篇开头所提到的一幕。

  只见张伯行在奏疏中写道:“今年江南文闱,榜发之后,议论纷纷。九月二十四日,有数百人抬拥财神,直入学宫,口称科场不公,臣未敢隐匿,相应奏明。”奏疏中还对他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作了描述,比如副主考赵晋受贿十万两纹银,出卖举人功名;同考官王曰俞、方名等人通同作弊;而正主考左必蕃知情不报,有意欺瞒圣上;本年江南乡试取士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江南士子一片哗然,众怒难犯,如果不及时查办,恐怕要生大变。

  康熙皇帝看了后还未作出反应,江南乡试主考官左必蕃的奏疏也到了。原来左必蕃看到事情越闹越大,担心祸及他这个正主考,日夜惶恐不安;又听说张伯行已经给朝廷上奏,生怕日后被安上个“知情不报”的罪名,也急忙上奏说明江南乡试一事。不过,他没有揭发副主考赵晋卖关节一事,当然更不敢提及两江总督噶礼,仅仅是奏道:“撤闱后闻舆论喧传,有句容知县王曰俞所荐吴泌、山阳知县方名所荐程光奎,都是不通文理者,臣也感不胜惊愕。”

  先后接到了张伯行、左必蕃的奏疏,江南乡试出了大丑闻已经是确认无疑的事情,但康熙皇帝并没有像他的父亲顺治皇帝那样立即采取火暴的行动,而是依旧在等待。他有着多疑狡诈的天性,从不轻易相信汉人大臣的话,他还要等待另外两封密折从江南送来。

  清朝档案最机密者,当属军机处的档案,这些都是级别最高的国家机密。但自康熙皇帝开始,还有比国家机密更为机密的密折。一般的奏折,比如江苏巡抚张伯行的、江南乡试主考官左必蕃的,都是先交通政司审阅,然后再呈交皇帝。特别长的奏折还需要“贴黄”,即在黄纸上概括要点,附在奏折上一同呈交皇帝。康熙皇帝创造的“密折”制度则是专奏专闻,这种密折不必经过通政司,而是直接递到皇帝手里。折面上也不写奏者姓名,只写“南书房谨封”的字样。这当然是为了防止泄密,除了皇帝本人,谁也不知道密折是谁写的,密折里面又讲了些什么。对这类奏折,康熙皇帝格外重视,均即时批复。他一度患病,右手无法动弹,但依旧不假手他人,强用左手批复密折,从不耽误。

  能够拥有奏密折权力的人,自然都是康熙皇帝的心腹。康熙皇帝正在苦苦等候的密折,便是来自他派在江南的密探——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以及杭州织造孙文成(曹寅的母系亲戚)。这三个人都是康熙皇帝派驻在江南的耳目,一年四季不间断向康熙呈递亲笔缮写的密折,奏报内容短小精密,大部分是关于江南地方上的雨水、收成、米价、疫病、民情、官吏的名声等等。传说《红楼梦》中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就是以这三位织造为背景。巧合的是,江南辛卯科场案案发的这一年,刚好就是曹雪芹的出生年。

  果然没有令康熙皇帝失望,李煦、曹寅的密折很快就来了。二人详细报告了榜发后物议沸腾、民愤难平的情况。曹寅更是密奏说:“今年文场秀才等甚是不平,中者甚是不公,显然有舞弊行为,因此扬州秀才扰攘成群,将左必蕃祠堂全部拆去。后传闻是副主考赵晋所为,始暂停息。”

  康熙皇帝这才拍案而起,怒气冲冲地道:“我勤政爱民五十年,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胆大妄为的奸臣贼子。若任他们这样狂妄下去,岂不是要毁掉我大清江山。”于是派户部尚书张鹏翮为钦差大臣,会同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在扬州审案,务必将科场案彻底查清。

  张鹏翮,字运青,四川遂宁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传说其容貌俊美,“貌如好女子,诸同年皆戏弄之”(《西征随笔》)。不过,张鹏翮自步入仕途后,一直有公直廉明的名声,“不避权贵,人皆惮之”,是康熙一朝的名臣。他曾经出任江南学政。到任后,不少富家子弟手持京师权贵人物亲写的“荐函”,打算来走后门,但听说张鹏翮刚正无私,最终还是“踯躅逡巡,不投而去”。当时的规定,凡呈学使报册都须交些“部科费”(手续费),但张鹏翮“两袖清风,毫无以应,人亦绝口不索”。后来回京师任职,张鹏翮为了应付说情请托之人,特意在府邸的厅堂上竖了一尊关圣帝君塑像。每逢有人登门请托时,他便指着塑像说:“关帝君在上,岂敢营私徇隐!”这样清操的大臣,当然深得康熙的信任,誉为“天下廉吏”。

  [张鹏翮为清初明臣,得到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的嘉许,史料对其为人多褒奖有加,唯独汪景祺在其所著的《西征随笔》对张鹏翮的人品大力贬斥,说他“龌龊鄙秽,无志下材,刻薄寡恩,顽钝无耻”。汪景祺为浙江钱塘人,少负才名,因而恃才傲物,“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友者”。康熙五十三年(1714)中举人,其后两次参加会试,均未能中进士,而刚好这两次的主考官都是张鹏翮。科场失意后,汪景祺改投到当时炙手可热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幕下,写成《西征随笔》一书。不久,年羹尧被雍正皇帝下令赐死,汪景祺也因为《西征随笔》中有“大逆”之言被雍正所杀,家小全部被流放宁古塔,成为雍正一朝第一起文字狱的受害者。汪景祺被斩首后,头颅长悬于北京宣武门外。一直到雍正皇帝死去乾隆皇帝登基,其早已成枯骨的首级才被取下与身合葬。《西征随笔》一直为禁书,直到清末民国初期方现身于世。]

  对于两江总督噶礼,张鹏翮一点也不陌生。他之前曾受命调查噶礼举报苏州知府陈鹏年所作《重游虎丘诗》是反诗一事,当时噶礼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但张鹏翮没有理睬,照旧“按奸发状,振摘是非,无所容回”,最终的结论还是“直鹏年而曲噶礼”,证实噶礼完全是诬告。

  张鹏翮与张伯行也是老相识了。他任河道总督时,“丁忧”(清朝制度,官员父母去世,官员要去职三年归里守孝,称之为“丁忧”)在家的张伯行因自发组织民众抗洪堵堤,得到张鹏翮的倾心赏识,向康熙皇帝力荐,称其“堪理河务”。正是由于张鹏翮的大力举荐,张伯行才进入了康熙皇帝的视野。

  正因为张鹏翮刚正廉洁,不畏权贵,所以凡有重大的案件,康熙皇帝总是派他去处理。对于这桩朝野瞩目的江南乡试案,张鹏翮更是众望所归,被认为定然能够秉公办理。在这样的状况下,时人均认为局面对张伯行有利,而对噶礼不利,岂料事情完全出乎众人的意料。

  上谕下达的当天,张鹏翮便动身赶赴江南,一路马不停蹄。第一次会审,在扬州行辕举行,由钦差张鹏翮主审,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陪审。一切都相当顺利,没有费任何周折,副主考官赵晋便当堂供认受贿黄金三百两,同考官王曰俞、方名也供认徇私舞弊,将事先约好的关节“其实有”三个字卖给了程光奎、徐宗轩、吴泌等人,并将有关节之人均取中举人。钦差张鹏翮当即决定革去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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