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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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批驳，为大会定下了调子。同　时他还强调加强党的团结，把那些可能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放在了非常不利的　地位。　　　　　　在这种不利的气氛中，波斯蒂舍夫硬着头皮登上了讲坛，读起了自己的　发言稿。他的声音干巴、嘶哑、无力，似乎不是在论争，而是在申诉，不过，　他还是很策略地表达了对恐怖政策的怀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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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寻思，斗争的严峻岁月已经过去，丧失骨气的共产党员已经颓废潦　倒或者参加了敌人的阵营，健康的分子始终为党而斗争。这些就是工业化和　集体化的年代的情况。所以我不相信，在这种严峻的时代过去以后，卡尔波　夫以及像他这样的人竟有可能置身于敌人的阵营。而现在根据证词看来，似　乎卡尔波夫在　1934年被托洛茨基分子拉过去了。我个人是不相信　1934年时，　一个为了党和社会主义而在对敌人无情斗争的漫长道路上走过来的忠实党　员，现在会是敌对阵营中的人。我实在是不相信　　我不能设想，一个在艰难　岁月里跟党一起走过来的人，后来怎么可能在　1934年竟加入了托洛茨基分子　的行列。这是一件十分离奇的事。”④　　　　　　接着，波斯蒂舍夫便要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指控问题，但斯大林却不　动声色地及时地打断了他的话，并以这种做法让出席会议的人懂得他已知道　波斯蒂舍夫要谈什么。这可能就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谈到的斯大林与　波斯蒂舍夫的那次争论。赫鲁晓夫说：　“斯大林在他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了他　对波斯蒂舍夫的不满，并且问他：　‘你到底是什么人？’波斯蒂舍夫明确地　回答：　‘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一个布尔什维克。’这种声明　起初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尊重，后来被认为是造成危害的行为，其结果是　波斯蒂舍夫被干掉，并且毫无理由地被谴责为　‘人民的敌人’。”⑤　　　　　　由于斯大林的插话及其咄咄逼人的威势，波斯蒂舍夫有些说不出话来。　他离开了发言稿，开始解释他以及持有相同意见的人的疑问。他说，他听了　斯大林的分析后，现在收回自己的疑问并且希望其他人也这样做。　　　　　　大多数人在发言中这样做了，但是，据说鲁祖塔克、丘巴尔、埃赫以及　军队的几个首长并没有收回自己的疑问。他们强调说，他们的疑问并不是背　叛和懦弱，而是对苏维埃国家的关心。丘巴尔的话尤其肯切。卫生人民委员　卡明斯基尽管只是中央候补委员，也坦率而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他平　静而有力地谴责了叶若夫及其清查手段。他们的意见虽然在大多数中央委员　中产生了共鸣，但他们手中没有会议的领导权，无法使会议讨论他们提出的　问题，更不用说对此进行表决和形成决议。所以，他们的抗争变成了申诉和　暴露。而对方则不然。他们人数虽少，但手中握有领导权。他们思想上是坚　定的，组织上是团结的。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身居高位，权势压人。不仅有斯　大林，还有日丹诺夫、叶若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　扬，甚至包括赫鲁晓夫和什维尔尼克等。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抗。邪恶势　力有恃无恐。由于他们的主导地位和决定作用，中央委员会这一党的最高民　主机构变成了自身的对立物。　　　　　　斯大林坐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子上，不动声色地吸着烟斗。那缭绕的烟　雾赋予他一种神秘的权威。他不时插上几句话，充分表明他在党内至高无上、　居高临下的地位和独自享有的裁决权。会议结束时，他像家长一样，用平缓　和宽厚的口气讲了话，感谢大家的建设性批评，并指出团结一致和坚定地反　对托洛茨基阴谋分子的必要性。整个会议，除了布哈林和李可夫掀起了一些　波澜，波斯蒂舍夫、卡明斯基等卷起几抹浪花外，还算开得顺利和谐。但这　种顺利和谐的真正含义很快就表露出来：在这次全会上对恐怖政策提出疑义　的人后来全被消灭掉了。　　　　　　中央全会提出了开除和逮捕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并且将拉狄克和索　科利尼科夫押上会场对布哈林和李可夫进行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去忏　悔。他们多次站起，进行驳斥，进行辩护。布哈林还慷慨激昂地点名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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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叶若夫建立警察专制政权的阴谋，含泪恳求中央委员会觉悟过来通　过正确的决定。他们进行了最后的抗争后，于　2　月27　日被捕。关于他们被捕　的详细经过，请看下文。　　　　　　2　月26　日，日丹诺夫作了论组织问题的报告，不失时机地重复了全会前　报刊上已经登载的对乌克兰党组织的诬蔑不实之词，猛烈地抨击了乌克兰某　些党的领导人　“破坏”党章和民主集中制的行为，实际上点出了波斯蒂舍夫。　　　　　　全会就叶若夫的报告通过了决议，重复了斯大林关于内务部在清查托洛　茨基阴谋集团工作方面落后了4　年的提法，从而使这一提法终于具有了中央　决议的冠冕堂皇的形式。在会上，斯大林对雅哥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雅哥　达向鼓掌的听众恶狠狠地说：要是在6个月前，他可以将他们全部逮捕。　　　　　　接着是莫洛托夫的报告。他的报告原定由奥尔忠尼启则去作，对此他在　报告的开始部分作了声明。奥尔忠尼启则自杀前，斯大林针对奥反对恐怖的　态度，将内务部整理的揭发他的材料给他看，暗示　“无风不起浪”，同时利　用逮捕和审讯皮达可夫和他的哥哥来刺激他。而且，有意地吩咐他作　《关于　重工业方面的破坏活动》的报告。这无疑是让奥尔忠尼启则亲自将手下的干　部送去牺牲。这是耿直的奥尔忠尼启则无法忍受的。当形势迫使他做出要么　服从斯大林，要么被消灭的抉择时，他作出了当时条件下迫不得已的勇敢的　选择。半年以前曾面临类似选择的莫洛托夫这时已心安理得地作起大报告　来。他恶毒地嘲笑了那些对恐怖政策发出警告的人，别有用心地强调说，当　前突出的危险是阴谋破坏分子装扮成了共产党人。他的报告就像是一个进行　社会屠杀的号召书：　“那些摇摆不定的共产党人以前的动摇，已经转化为破　坏、捣乱行动，转化为服务于法西斯主义者并与之勾结的间谍活动。我们必　须以打击还击打击，粉碎我们前进道路上任何地方出现的属于法西斯阵营的　间谍和破坏分子队伍　我们应该抓紧这项工作，不能迟疑，不能动摇。”⑥　　　　　　1937年3　月3　日，斯大林作了题为《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　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报告，3　月5　日，斯大林又给全会作了简短的闭幕词。　这两次讲话经过整理后分别登在　1937年3　月29　日和4　月1　日的　《真理报》　上。斯大林在报告中错误地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　的理论，并因此错误地把对敌斗争作为全党的中心任务。他说：　“我们的进　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　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　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⑦　　　　　　这一理论的错误，从报告本身就可看出。首先，让我们看看斯大林对敌　情的估计。我们姑且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把托洛茨基反对派当作敌人。我们看　到，斯大林对作为主要敌人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的估计还是恰当的。斯大　林十分肯定地指出，“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是大的力量”。　然后，他用具体数字说明了他的论断。他说，1927年全党论战时，进行了投　票。联共　（布）当时共854000　人，参加表决的有75万人。其中表决赞成布　尔什维克、赞成党中央委员会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员，共有724000人，　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4000　人，即占　0。5％左右，弃权的有2600　人。没有　参加表决的党员有　123000　人。他们所以没有参加表决，或者是因为在旅途　中，或者是因为调动工作。如果给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4000　票里加上所有弃　权的票数　（假定他们也是同情托洛茨基分子的），此外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　的票数　（假定不是照例按0。5％计算，而是按5％计算，就是说，大约有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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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那末，这样或那样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总共不过　12000党员。　“你　们看，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老爷们的全部力量。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在这　12000　人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对托洛茨基主义失望并离开了它，那末你们就明　白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了。”⑧　　　　　　可是，在同一篇报告的一开始，斯大林却抛出了与这一基本估计根本矛　盾的　“基本事实”，把它们强加于中央委员会和全党，作为全面开展　“消灭　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政治运动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事实”　是：　　　　　　　“第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　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　活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第二，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我们的基层组　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　　　　　　　“第三，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于看清　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出漠不关心，　泰然自若和幼稚无知，以至于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　位。”⑨　　　　　　不难看出，　“基本事实”根本不符合用基本数字表达的敌情估计和力量　对比的分析。同时，斯大林无限地夸大了　“微不足道”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作　用。按照他的说法，好像整个党和全体人民都是消极旁观，无所作为，而少　数托洛茨基分子却具有无比的神通，可以严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他说，尽　管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屈指可数，但决不能低估他们的严重破坏作用。他说，　要进行捣乱和暗害，根本不需要大批人。要建筑德涅伯水电站工程，需要有　几万工人。但是要炸毁这个工程，也许至多需要几十个人。要在战争期间打　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的红军战士。但是要在前线破坏这一胜利，只要在某　个军部、甚至只要在某个师团有几个能偷出作战计划并交给敌军的间谍就够　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要　几个人就够了。　　　　　　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是否充分估计到了几个或几十个破坏分子的严重　危害性的问题，而是斯大林把个别敌人的破坏当作了进行全国规模的对敌斗　争的前提。　　　　　　为了灌输他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斯大林反复地批判了麻　　　　　　325痹轻敌思想。因为，按照过去历次公开和秘密审判揭出的　“事实”，　　“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七八年前曾是　工人阶级中的政派，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派，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　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　谍报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　“现在的暗害　分子和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党员”；他们　“一定要在工作　中时而也表现出成绩来”，⑩借以蒙骗党和人民。　　　　　　根据对敌情的估计，斯大林明确指示党的工作重心要从经济建设转到政　治斗争上来：　“必须使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转到党的政治问题方面”。（11）　而为了保证政治路线的实施，斯大林为全党规定了具体的组织措施，即用“那　些等待提拔的新生力量来充实”作为党的各级领导的　“指挥干部”，“从支　部书记到州和共和国的党组织的书记，要在相当期间内为自己挑选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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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党务工作人员，能够充当他们真正的副手。”　（12）后来在实际执行中，　就是用内务部的人马操纵或代替各级党组织对清洗的领导。　　　　　　接着，斯大林明确指出今后对敌斗争的主要任务。他似乎无意地把清除　所谓的布哈林集团提上了日程。他是这样表达的：　“现时的暗害分子和破坏　分子，不管他们用那一种旗帜——托洛茨基旗帜或布哈林旗帜——来掩饰自　己”，都必须无情地予以　“粉碎和铲除”，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是我们祖国的叛徒”。　（13）另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保证全面清查托洛　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要对党的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实际上就是清　除一切妨碍或反对清洗的阻力，尤其是占据领导地位的干部。说到此处，斯　大林举出了基辅党组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