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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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党委书记都去见莫斯科州委书记尼·赫鲁晓夫。他告诉我们，　他前一天得到的斯大林的指示。其中，重点常常是提高警惕性，加强反对人　民的敌人的斗争。有时候，卡冈诺维奇也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11）科泽　尔斯克区党委第一书记向州党委写了一封举报信，举报了许多本地的居民，　还把他在以前工作岗位上遇到的人都列为怀疑对象。每谈到一个人，他都写　上，此人可能至今未被揭发出来。告密的人中不仅有盲目信任中央指示的，　胆小怕事人云亦云的，也有挟嫌报复和希图立功而向上爬的。由于这样的告　密风，苏维埃敌人的数量急剧增多。许多诚实的人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一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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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怀疑和打击的对象，心中并不相信，但是他总习惯于这样想：或许别的　地方暗藏的敌人确实比较多。这种政治、组织和思想状况，为以后群众性的　大清洗和大恐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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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起诉书　　　　　　1936年　8　月　11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达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　反苏联合中心”进行开庭审判的命令。宣布这一命令意味着侦讯结束。但是，　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让侦讯材料与被告见面，尽管侦讯从　1936　年　1　月　5　日开始到1936年8　月10　日止已进行了7个多月。中央通过对“托—季中心”　开庭审判的命令，恢复了公开审判的作法，并且重新允许辩护人出庭，被告　被判决之后三天之内可以上诉。这一决定部分地改变了　1934年　12月1　日基　洛夫被害的当天中央作出的决定。它的目的是使被告心存上诉和宽恕的希　望，从而有助于　“老实”交待，与侦查员和法庭合作，同时它有助于平息那　些对秘密审判不满的情绪，因为秘密审判的作法缺乏起码的法制原则；它还　有助于免除人们对公开审判的戒心。人们出于对列宁党的信任，往往从好的　方面去理解上述决定，而没有看到这一决定的虚伪性质。甚至在侦查员中也　有这种诚心诚意相信上述决定的人。捷尔—瓦加尼扬的侦查员鲍里斯·别尔　曼认为这一决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法庭不会作出死刑　判决。因此，他真诚地劝说捷尔—瓦加尼扬投降。　　　　　　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预先并没有经过党中央委员会的讨论，甚至没有经　过政治局的讨论。因此，这一决定除了对于极少数人以外，对全党包括普通　党员直到中央委员和一些政治局委员都是一个突然行动，一个被迫予以接受　的既成事实。起诉书的性质也是这样。既然法律机构，包括法院、内务部、　检察院和新成立的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实际工作，都不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　人民委员会的真正领导下进行的，而是在政治局中的极少数人操纵下进行　的，那么，起诉书便只能是贯彻这极少数人的意志，而不可能反映人民的意　志，贯彻法律的精神和规定。因此，起诉书只会是罗列内务部通过刑讯等手　段得到的假供，把这样的假供作为罪证，给被告加上一大堆耸人听闻的罪名。　由于内务部通过长期的秘密审讯已经取得相当数量的供词，由于总检察长维　辛斯基遵循法律服从政治的原则，这样的起诉书是不难出笼的。　　　　　　起诉书是　1936年8　月15　日公布的。从内容上看，起诉书基本上全部照　抄中央　7　月29　日的秘密信。由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B　·乌尔里赫提前拟就　的判决书也是以中央的秘密信为依据的。中央秘密信中关于托洛茨基分子与　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联合、关于杀害基洛夫、关于组织恐怖集团及针对党和政　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关于“托—季联合中心”成立于1932年并且一直活动　到　1936年等结论，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至起诉书和判决书之中。　　　　　　起诉书是由维辛斯基起草的。起诉书的第一稿是在中央秘密信发出后立　即拟定的。1936年8　月7　日，当“托—季联合中心”的侦讯工作还未结束时，　维辛斯基就奉斯大林之命，将起诉书的第一稿呈送斯大林，其中提到被告共　12人。斯大林在审阅时，将季诺维也夫、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巴卡耶夫谈及自　己在党内的革命经历的内容勾掉了。此外，斯大林还作了多处修改。比如，　原稿中的　“　　1934年　12月1　日，按照托洛茨基直接的命令，在联合中心的　直接领导下，基洛夫同志被残酷地杀害”一句，被斯大林改为　“按照季诺维　也夫和托洛茨基直接的命令　　　　　　　　　　　　　　　　　　　”。（12）在草稿的第16页上，斯大林把“卢　里耶”这一姓氏写了两次。　　　　　　维辛斯基立即根据斯大林的修改拟出了起诉书的第二稿。此稿中已不是　12名被告，莫·卢里耶和纳·卢里耶的名字出现了。在第一稿提到莫·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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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时，说他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奉命从德国潜入苏联实施恐怖行动，但他　没有被当作　“联合中心”的被告，而纳·卢里耶根本没有提。这两个卢里耶　是　1932年经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到苏联的，在侦讯中根本没有发现　他们进行反苏活动的证据和材料。可是，在起诉书的第二稿，他们　2　人成了　一些进行恐怖活动的小组的领导人。　　　　　　起诉书的第二稿于　8　月10　日呈送斯大林后，又作了修改。维辛斯基又根　据修改拟出了第三稿。被告的阵营中又加进了叶甫多基莫夫和捷尔—瓦加尼　扬，他们被当作　“联合中心”的领导成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叶甫多基莫　夫于　1936年8　月10　日才开始交待与“联合中心”有关的罪行。而捷尔—瓦　加尼扬在关于公开审判的命令下达后的8　月14　日，又被迫作出补充交待。　　　　　　从起诉书出笼的经过可以看出，维辛斯基并不只是轻信内务部制造的案　情材料，并不只是坚持错误的审判学，而是一个知情人，一个制造30　年代冤　假错案的参加者和帮凶。　　　　　　公开审判的决定和起诉书公布的时间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从形式上　看，这些事关重大的文件的拟定都是由有关法律机构进行的。但每一个关心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政出谁手。为了使普通人们和领导干部包括高　级领导干部对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无法提出异议甚至进行抵制，宣布恢复公　开审判的决定所选择的时机是斯大林等高级领导人纷纷外出度假，不在莫斯　科的时候。国家和政府首脑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也在外地度假。这样做的目的　还为了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宣布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等举动完全是法　律部门的事情，是正常的法律程序。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这一点，至少在表面　上可以起到缓和即将来临的事件的激烈程度和安定人心的作用。　　　　　　1936年　8　月　15　日，苏联所有的报纸都公布了苏联检察院对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起诉书。被起诉的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　夫、叶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巴卡耶夫、捷尔—瓦加尼扬、穆拉奇科夫　斯基、德赖采尔等原反对派成员。起诉书中说，这些人已完全承认他们暗杀　基洛夫和策划针对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恐怖活动的罪行。根据后来季诺维　也夫在公开审判中的交待，谋害斯大林似乎是准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　表大会期间进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似乎认为，这一行动应导致全世界　的共产党拥护托洛茨基的强大运动。联共　（布）中央领导面对这一强大运动　会惊慌失措，会不可避免地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谈判，请他　们出来领导党。　　　　　　起诉书是一个相当冗长的文件，其主要内容是列举　“托洛茨基—季诺维　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的罪名，证明种种罪名的各个被告的供词。除了这种相　互证明参加犯罪集团和犯罪的供词外，没有任何如决议、信件、名单、指示、　笔记、日记、传单、现场考查、武器、器材等实物证据。被告的罪名和供词　排在一起，读起来很像逻辑学中的　“同义反复”。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　示的话，可以这样表示：某某被告犯了恐怖活动罪，因为他承认自己犯了恐　怖活动罪，同案其他被告也说他犯了恐怖活动罪。　　　　　　起诉书在证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反对联共　（布）领导的　策略上向恐怖手段转变时，引用了托洛茨基致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　一封公开信，此信1932年3　月1　日刊登在他们在国外出版的公报上。他们在　这封信中说，必须实现列宁的遗嘱：把斯大林搬开。很显然，这样的话是不　能作为托洛茨基对反对派的指示和国内托洛茨基分子犯罪的证据的。国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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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无法禁止跑到国外的流亡者胡说乱写，怎么能为他们的言论负责甚　至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况且，托洛茨基在后来于　1932年　10月15　日发表的　一篇文章中还对他的提法作了解释。他说，　“‘将斯大林搬开’的口号并不　意味着将他肉体消灭　　”　（13）起诉书中以及后来在审判中，除了上述托洛　茨基的话有据可查之外，关于托洛茨基所下达的实施恐怖行动的命令，就只　有被告的供词了。而被告的供词是内务部刑具的产物，是相互矛盾、站不住　脚和经不起查证的。　　　　　　起诉书中还说，　“托—季联合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对苏联党政领导人　实施恐怖行动。内务部在侦讯中得到大量的供述，说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　高尔基等市以及在红军中建立了许许多多恐怖组织，其目的是杀害斯大林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奉　“联合中心”之命在各地策划恐怖行动。1936年各　地共有　160名这样的恐怖分子被捕和被枪决。现在，苏联法律机构已经查明，　他们被审讯时受到了非人的刑讯和拷打，其中许多人即使受到非人的折磨时　也没有屈服。而且现已查明这些案件都是伪造的，遇害的被告都已被平反昭　雪。　　　　　　1932—1935年先后侨居苏联的贝尔曼—尤林、弗里茨—达维德、莫·卢　里耶和纳·卢里耶，也被起诉书宣布为被告。他们与　“托—季联合中心”所　谓领导人和主要成员根本没有任何接触，也被搞成了“联合中心”的同案犯。　他们都被指控为受托洛茨基派遣潜入苏联进行恐怖活动，但除了他们的破绽　百出的口供外，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证据。　　　　　　按照贝尔曼—尤林和弗里茨—达维德的交待，他们在　1933年3　月去苏联　前曾在哥本哈根与托洛茨基会面，后者向他们下达了杀害斯大林的指示。但　是，经过查证，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时的来客登记簿上根本没有这2　人的名　字。　　　　　　莫·卢里耶交待说，他　1933年3　月离开柏林前得到了托洛茨基关于杀害　斯大林的指示。到莫斯科后，他亲自向纳·卢里耶传达了这一指示。纳·卢　里耶交待说，他计划杀害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翻看一下审　问记录可以看到，莫　·卢里耶在被秘密审讯时，曾经长时间地拒绝认罪。纳　·卢　里耶　1936　年　6　月交待说，他　1927—1929年是德共党员，从　1932　年　4　月至　1933年　7　月是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成员，但不赞成恐怖主义的思想。在　1936年　7　月　10　日审讯时，他的调子变了。他交待说，他准备在莫斯科对斯　大林和伏罗希洛夫采取恐怖行动，后来他在车里雅宾斯克当医生时，又准备　对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采取恐怖行动，行动的时机是他们来车里雅宾　斯克拖拉机厂视察的时候。纳·卢里耶还交待说，他曾经5　次携带手枪离开　车里雅宾斯克去莫斯科，希望侥幸碰见哪个党的领导人。最后一次他的手枪　连同皮箱被人偷走。他还交待说，1936年他奉莫·卢里耶之命，试图在列宁　格勒　“五一”游行时杀害日丹诺夫。此举所以未成，是因为他所在游行队伍　离检阅台太远。按照他的交待，他搞了4　年预谋杀害中央领导人的活动，可　是内务部门居然没有查出他的任何武器弹药和阴谋的蛛丝马迹。起诉书甚至　没有列出逮捕他的凭据。很显然，不是因为发现他有谋杀中央领导人的嫌疑　或行动而逮捕他的，而是逮捕他之后从他口中搞出犯罪的口供，并把口供作　为证据的。　　　　　　1936年　8　月　15　日，与起诉书公布的同一天，在　《消息报》第二版右上　角登出了一条简短的报道　《在苏联检察院》。它简要地报道了加米涅夫、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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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维也夫等已提交法庭审判。当时，全国正在讨论　“斯大林宪法”草案。电　台不断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这样，　“人民如此自由地生活”。　　《消息报》还刊载了一篇题为《人身的不可侵犯性》的文章，文中指出法官　和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