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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天下春秋-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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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这样的寺人。
  本书故事所发生的年间,奴隶对政事的影响并不太大,只是身份地位随政事的变化略有些升迁,如鲍兴渐渐由“圉”变成“竖”,后来又成了“士”,成为伍封身边日渐重要的家臣;鲍宁由“圉”一跃而升为家臣,主守一关。
  ②庶民
  其中庶民可称“民”和“黎民”,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住在农村的务农平民,叫作“庶人”,另一类是工商,与贵族一起住在城中。
  春秋时期,庶民在政事上基本上无多大的作用。不过在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庶民的身份正在不断上升,最主要的表现有两点:
  一是工商之中出现了大商人,开始对政事有所影响,譬如小说中庆夫人和孔子的弟子的端木赐(子贡)。
  二是庶民逐渐进入了战争,甚至可以因军功而担任官职。
  春秋时期的战争一开始是贵族专有的特权,将领和士卒是由贵族担任,庶民是无法参加的。至于庶民何时开始有从军的权力,无确切的史类记载。我想,公元前645年晋国“作州兵”时,庶民既然承担军赋,便可能开始参于战事。至少在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增置“三行”(步卒)时,这些步卒应该已有庶民在内。公元前493年,赵鞅(赵简子)攻范氏和齐郑之兵时,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可见庶民已经从军为卒了。“遂”即“仕进”,即是担任官职的意思。从赵鞅之誓中,可见庶民可以因军功而担任官职(公职)了。
  到了本书故事的年间,庶民担任公职、或者跟随贵族任家臣已经并不罕见,这些人实则已进入了“士”的行业。
  ③士
  士阶层是中国历代社会中最有特色的一个阶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变数和动因,整个战国时期的主要政事变化,绝大多数是士造成的。
  士应该是随着乡遂和国野的分化而产生的,早期的士大抵是有官职的人,且多是武职。战国时文人在政治上的作用渐著,所以到了后来,士成了文人的代称。
  春秋时期的士应该有三类,一是卿大夫家中非嫡系的庶孳子孙,二是卿大夫身边的家臣和武士,三是城郊的国人中的少部分。他们没有采邑,没有卿大夫那样的“家”、“室”,属于自由人,因而对官职的依赖很大
  从政事上论,春秋时代是“卿大夫社会”,“士”为低级贵族;战国时代是“士的社会”,“士”为四民之首,因此有了“布衣卿相”的说法。
  在春秋战国之交,即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士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依附贵族的家臣和武士在政治舞台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部分士由“国人”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或庶人,成为小农经济中的代表。另一个变化是,士由武职逐渐向文职转变,孔子及其弟子是最显著的例子,而且从春秋后期开始,已经有了无职的游士。
  士不仅可以担任公职,也可担任卿大夫家中的家臣和武士,庶民若无战功则不能任职。春秋后期容易上升是贵族家中的家臣和武士,在春秋战国之交,文士的地位开始激剧上升。小说中的赵悦、蒙猎是有职的士,平启、招来是无职的士。
  春秋时期的大多时候,士阶层中间表现最合跃的是武士,譬如以鱼肠剑刺杀吴王僚的专诸一类,春秋后期时,家臣的作用便越来越突出,譬如鲁国的南蒯、阳虎等人,而且士中间的文士逐渐重要。
  此时,士变成贵族还是很难的,各阶层的等级之分仍然十分森严,真正由士能变成贵族(不同于世袭的卿大夫),是魏文侯开创“布衣卿相”之后的事,那已是战国时期了。
  本书故事中对士的描写,试图体现出春秋战国之交这种士的变化。虽然小说中以武事为主,但在伍封家中担任地位较高、作用较大的士都是文士,如冉雍、吴舟等人,公冶长、墨爱等人虽然也习武,但在小说中还是文官的职事为主。
  伍傲由武士变为文士,最能表现春秋战国之交士由武职向文职的转变。
  平启和招来都是无职的士,赵悦、蒙猎和招来弃公职而事伍封家中为家臣,是他们的聪明之处,因为此时担任公职的士是很难升迁的。吴舟只算是小吏,却也因此能于冉雍、玄菟灵和伍傲等列为重要家臣,由庶民而变成身份重要的士,这是很难得的。
  小说中的伍封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除了因为他本身的武勇、智慧和权变之外,他重用各种各样的人才也是十分重要的,譬如圉公阳、庖丁刀这样的人,甚至被当时社会视为微不足道的女人,伍封也能以各种方式重用其专长,这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④卿大夫
  以卿大夫为主的贵族大多是世袭(士也有世袭的),是春秋时期政事的主要作用者,他们不仅有采邑,还有家臣和家兵,与采邑内的人们有一种私人的统治关系。卿大夫的世家大族的历史与所在国的政治发展不仅联系紧密,而且贯穿于首尾。
  春秋时期卿大夫也有不少变化,影响政事的最早是王侯公室的子弟为主,后来渐渐以非公室的世袭家族为主。春秋后期,各国的政权很多已经流入了卿大夫的手中,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陈)氏、鲁国的三桓是其中突出的例子。到战国时,赵、魏、韩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便是卿大夫专权的结果。
  一方面是卿大夫威逼公室,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卿大夫被消灭,子孙沦落为士甚至庶民,这是列国中各家争权夺利的结果。
  伍氏从伍参开始,是在楚国传了三世的贵族,但伍氏灭亡,伍子胥却带着公子胜逃到了吴国,“耕于鄙”,后来当了相国,恢复了贵族身份,死前将儿子带到了齐国,托附给鲍氏,才使儿子不至如被杀害,也不必“耕为鄙”,仍能保留其贵族的身份,这个儿子便是小说的主人公伍封;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流亡齐国,子孙“耕于齐”,变成了庶人;晋国早先的许多贵族之中,大多败亡,栾氏、狐氏等等子孙变成庶民,甚至有的给人当“皂”(卫士)。
  小说中的白公胜变成了“士”(据史载多说他兵败自尽)、国氏、高氏败亡灭族、晏氏无嗣、鲍氏沦落、吴灭后吴国贵族全部失去了贵族身份、齐国田氏自割邑地使采邑超出齐平公自领之地等等,都表现卿大夫的这种变化,伍封远游海上,也象征着春秋时期的世族制度开始灭亡。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由于春秋时期地广人稀,所以卿大夫的采邑是很大的,否则以后就不会有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类的事出现。春秋封邑习惯上以地为主,战国封地习惯以城邑为主,有时也以田地为主。前面提及的赵鞅之誓中,立了军功,上大夫可得一县之地,下大夫可得一郡之地,士可得田十万(千顷),可见如此。
  战国时因为士的突出作用,“布衣卿相”多了,而且官员增多,采邑常常以户数封赐,所以孟尝君只有薛地万家之邑,后来增加也只有千家,他养士数千,花费太大,被迫放高利贷。这自然比不上春秋时期的采邑地方之大,但未必不如春秋时有着庞大邑地的贵族富裕,因为战国时期的经济比春秋时要发展了许多。
  不过春秋时期人少,伍封开始的莱夷五百多里采邑可能不会有小说中所说的十多万户,按当时的生产水平,数百里地是很难养活数十万左右人口的,虽然他有渔盐之利,与其它地方不同,不过这是小说描写,不必深究。
  还有一个数据是必须要注意的,便是那时候说的“百里”或“方百里”,绝不是现在的“一百平方里”,姑且不论里制长短的出入,那时候的“百里”是指四边百里,类似一万平方里的算法,“十里”类似一百平方里。因此,“千里”有一百个“百里”。小说中说齐国当时大约有一千二三十百里地,是指一百二三十个“百里”,因此伍封的采邑在齐国疆域中只占了二十分之一多一点。现代人若不明白这个数据,恐怕会误以为伍封的采邑占了小半个齐国。
  2、礼乐制度
  春秋时人以周室为宗,尊礼重信,丧事赴告,宴会赋诗,在战国时却不讲究了,就连孟子也不说周室。
  整个礼乐制度的变化当然不是一两年间出现的,在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便已见到了这种变化。
  虽然此时的社会阶层变化很小,但周代的贵族礼制已逐渐淡化,这种变化在本书主人公伍封身边表现得十分明显,虽然他大礼不毁,小礼却不甚讲究,我想,战国时的周礼渐亡应该是从春秋后期开始的。
  3、农田制度
  春秋时期的大半时间,各国的农田制度仍是“国”“野”对立制度和“井田制”,这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村社制度而来。不论国人或野人,均是按一夫挟五口,百亩授一夫的授田方式。百亩指的是私田,用来养活农户,此外还有公田,又称“籍田”,田中所产尽数交给贵族,因有良田和恶田之分,要三年一换,这便是“井田制”。由于春秋后期列国的人口加起来仅一千多万,地广人少,这种授田方式便造成了大量的荒地。
  由于农户对公田缺乏积极性,再加上他们在百亩私田之外自行垦田,以致井田之外的私田不断增多,这种私田与井田制所说的私田不同,因此,井田制便逐渐瓦解了。公元前645年,晋国率先承认井田之外私垦田地的合法性,这就是田地私有化之始。其后井田制中私田也开始私有化,先由“国人”开始,后又推广到“野人”。
  此时,各国的“国人”大都已成了拥有私有耕地的小农。不过这时候,广大农村的“野人”大部分还未变成小农。
  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开始按田亩多少收租赋,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
  到本书故事的年间,按田地收取租赋已经很普遍了,所以伍封在莱夷之时,作了一些类似的举动。
  这种农田制度的变化在中国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
  再说一说农耕,中国农耕技术的蓬勃发展主要在战国时期,因为战国时期的农耕工具一般已是铁制,牛耕也比较普遍,而且不少地方已经是一年两熟制。
  春秋时期已有少量铁制农具,仅有少数地区的农作物一年两熟。
  4、战争
  春秋时期列国争战,一般是争霸主之位,不以兼并土地为主要目的,战国时期是战争便纯粹是争夺土地甚至兼并它国。
  春秋时各国军队的人数较少,齐桓公时也仅有八百乘兵力,共三万人。到春秋后期由于县制的推行,兵力突增,晋楚均用过四千乘以上的兵力。
  本书故事的年间,战争所用的兵力比起后来要少很多,譬如越国灭吴,所用的兵力恐怕并不超过十万人,至于卿大夫的家兵,数千人算是用得较多的了,白公胜的叛乱其实只用了千余人。正因为兵数较少,所以这时战争的成败与将领的武勇大有关系,从中才可看到真正的个人英雄主义。
  这时战争的变化有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兵法的日趋重要。春秋时的车战,常常是在旷野之上,以车阵对车阵,互相冲杀,一两日便定出胜负。后来的战争动则数月数年,与双方投入的兵员、骑兵的使用和兵法的运用大有关系。曹刿论战时的兵车冲杀靠的是士气,后来从孙武开始,诡计便常常成了胜负的关键。本书中伍封之所以能每战必胜,不仅因为其将领武勇绝伦、士卒斗志旺盛,更重要的是善用兵法诡计,如他所说的用兵二字要诀:“骗人”。
  5、铁制品与武器
  春秋晚期,除了青铜业之外,此时冶铁业也有了不少进步,至少在这时,“块练铁”、“铸铁铸造”技术上已比较成熟。所以孔子的弟子冉雍在小说中也大力倡导铁制农具。
  本书中也提到过铸铁柔化技术,但这种技术应该是战国时才有,本书将这种技术提早写了出来。
  此刻,制钢技术也已经发明,此时的制钢技术有两种,一种是渗碳制钢技术,书中所说的堂溪氏夫概铸的剑便是这种类型的钢剑;还有一种是固体渗碳制钢技术,即是用“铁精”(质地较精的熟铁块)、“金英”(含碳较多的渗炭剂),“断发剪爪”说起来玄乎,其实含有磷质的头发指甲是一种催化剂,以至碳分渗入铁中,“金铁乃濡”,本书中楚月儿的“映月”宝剑便是这种钢剑。伍封的“天照”宝剑也应是这种钢剑,不过他的剑中含有大量陨铁,与众不同。
  以陨铁制器并非虚构,出土文物中便有这种陨铁制品,其效用如何难以论断,因为不同的陨铁质地是不同的。不过,小说中伍封的“天照”重剑是一件很了不起的金属武器,比当时极少见的钢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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