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作者:(波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第6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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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优秀战士……虽然作战时间较久，但他们并不借此就要求丝毫减少作为一个同盟国家应负的责任。……对于国内有些人们，认为现在可以让别人去争取胜利的意见，他们也给了极其严厉的驳斥。……”
保卫中国同盟征集援助主要是为了这些人民的军队：
“……他们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的几乎一半兵力，但是他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国内政治的封锁使他们没有医生、外科器械和药品；甚至由国外友人送来的，他们也得不到。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要求取消封锁，并吁请大家不要对封锁默许。这种封锁在中国划出了一条无形的界线，一边是每一个抗日受伤的战士都可以有资格受到治疗，一边却不然。
“……当世界还没有完全加入这伟大斗争的时候，保卫中国同盟反对‘中立’的救济观念，主张首先把援助送给反侵略的战士们，因为如果不是他们用斗争来挡住了侵略者的路，那末，侵略者获得胜利之后就会造成那样深重的苦难，即使全世界的救济力量也无济于事了。……
“中国没有团结，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没有人民的积极性，就不能有民主，而这种积极性是建筑在对于大家所面临的问题的了解这一基础之上的。
“中国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和按比例分配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每一块募集到的钱、每一个为这个目的而发出的呼声，都不仅是减除痛苦，而且是打击那些制造这种痛苦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予摧毁，它们就必然要带来新的灾难。这是最真实的人道主义。”
像过去一样，宋庆龄以她个人的独特地位和交往方式，努力在保盟内部及其周围、在中国内部及国外，建立统一战线。在香港的时候，特别是在她弟弟宋子文因皖南事变而退出保盟之后，她就开始邀请一些有影响的人士担任保盟的新的支持者。到1943年，保盟的支持者有：
在中国国内：孙科、何香凝、冯玉祥（以上三人同宋庆龄本人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茅盾（自鲁迅去世后公认为中国首位现代作家，保盟的新的赞助人）。
在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未来的印度总理，多年来一直同宋庆龄通信）。
在德国：托玛斯·曼（国际知名的小说家，自希特勒上台后住在美国）。
在美国：赞助的人为数很多，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除老一些的朋友如记者兼作家埃德加·斯诺和文森特·希恩、著名歌唱家及黑人领袖保罗·罗伯逊外，又陆续添了一些新人，如以写作有关中国的小说著名的赛珍珠、剧作家克莱尔·布思（她的丈夫是中国出生的美国报业巨子、《时代》、《生活》杂志主编兼发行人亨利·卢斯，他们后来支持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进行反共内战，但当时还是赞成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的。）
专门支持宋庆龄的工作的美国团体“援华委员会”和“INDUSCO”（美国援华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分别由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母亲安娜·罗斯福和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担任。
这样大的阵势使国民党对保盟实行镇压或者即使是公开指为“赤化”都很为难，但也并不放过它，威吓和骚扰不断。在重庆时同宋庆龄在一起工作的人所处的环境，用当时在场的美国观察者的话说①，是“秘密警察监视着她的房子”，而她自己“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特务和武装警卫的俘虏”。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38—141页。
尽管如此，她在重庆仍然建立起广泛的友好关系，以减少一些困难。其中之一是当时重庆市长贺耀祖将军的年轻夫人、直爽而倾向进步的倪斐君。她对宋庆龄的救济工作非常热心，以后在新中国是红十字会领导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被折磨而死。
在外国友人中有一位很起作用的是年轻的美国人约翰·伯特·福斯特，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教士。1938年，他在武汉一所教会大学教书，遇到了周恩来和史沫特莱。后来他去访问过山西省内的八路军前线指挥部，遇到了朱德总司令。他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在美国政府的战时新闻局（美国新闻处的前身）重庆办事处任职，这个身份使国民党特务不敢找他的麻烦，而且他的身材魁梧结实，更不敢碰他。所以，没有人比他更适于担当陪伴廖梦醒去银行提取国外汇给保盟的捐款的任务。个子矮小的廖梦醒取到现款之后，就在福斯特的保护之下，送到停在附近的一部汽车上去，车里有周恩来派来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在等候。办事处把这些捐款分送给国际和平医院及保盟在延安和各解放区的其他有关事业单位。这些单位及时将收据寄送给保盟。
（三）利用战时首都的有利条件
宋庆龄一旦在重庆开始工作，就逐步地利用这个战时首都的一些有利条件，以抵消在香港时所没有的某些限制和障碍。其中之一就是能够直接接触周恩来及其他来自延安的领导人，包括东京时期的老朋友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和董必武（同国民党联系的中共主要代表之一）。他们使她了解解放区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为保持抗日统一战线而进行的斗争中错综复杂的党派关系。
关于解放区的医疗状况和需要，保盟通过周恩来的办公处，现在能相当经常地收到保盟驻延安通讯员马海德医生的报告。马海德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于1936年同斯诺一同到红军部队中去的。
重庆又是从日本占领的北平、天津和其他城市逃出来的西方人必到之地。他们的行程部要先经过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达延安，然后再到重庆，最后返回本国。他们长途跋涉，有时步行、有时骑马，经过的地方名义上是日本占领区、实际上已由八路军收复，他们的亲身经历极有说服力，特别在国民党对中共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的情况下更有价值。他们往往要走好几个月、路程长达几千公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可以说明抗战的范围和效果的无可辩驳的证明。而且这些人过去从来没有左倾的思想，所以没有人能说他们是“赤色宣传员”①。曾向宋庆龄和保盟谈过经历和见闻的有美国花旗银行北平分行的前经理盖伊·马泰尔·赫尔，两位法国人乔治·尤尔曼和勒内·唐永（他们立志追随戴高乐将军）和一位荷兰电气工程师卡尔·布隆基斯。
①格雷厄姆·佩克着《两种时候》（英文），603—604页。谢伟思着《在中国失去的机会——谢伟思战时报告集》（英文），第107—111页。
印度国大党援华医疗队是差不多五年前宋庆龄从广州送走的。队员巴苏医生在游击区和延安服务多年后回国，途经重庆。他在战地不只是一个抱着同情态度的观察者，而且是一个参与者。宋庆龄见到他时详细地询问了医疗保健情况以及这些地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是如何应付环境的。这位年轻医生还写道，她以私人交往的方式表达了她对印度的同情：“像一位真正的母亲，她专门准备了鱼给我吃，说孟加拉人是爱吃鱼的，而我大概已经好多年没有尝到鱼的滋味了。”①
①有时是有人自己不敢多说。如燕京大学物理学教授威廉·班德和他的妻子克莱尔（他们是英国人并打算到重庆的中英科学合作委员会工作）就曾被英使馆告知，不要对人谈起在解放区的见闻、回避中共在重庆的代表（这些代表受到监视），甚至拒绝接受宋庆龄的邀请（“她也受到差不多同样的限制”）。直到战后，他们在所写的《同中共相处两年》（英文）一书中才公开他们的经历。
这个医疗队的另一位成员柯棣华大夫在继白求恩大夫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期间积劳病逝。宋庆龄在给柯棣华在印度的家属写信时表示了深切的悼念，并像常做的那样，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及进步事业联系起来：
“白求恩大夫是一个加拿大人，受本国和美国的反法西斯组织派遣，先到西班牙、后到中国，为那些在这场全人类现均已卷入的伟大斗争中最早倒下的人救死扶伤。
“柯棣华大夫来自印度，受印度人民的派遣，为同一个进步事业服务。……
“当时，这一事业还不是普遍受欢迎的——正如现在，它仍然不是到处都受欢迎的。为之而战的人们受到诬蔑、为人叛卖并得不到战斗所需的手段。
“如同白求恩大夫一样，柯棣华大夫的名字将被永志不忘。那些在经受伟大考验中得到他的医疗服务和印度人民一致支持的人……（以及）我们这些把每一个争取自由的战斗都看作自己的战斗、属于各个国家的人，将永远怀念他……”
“未来将给予他甚至比现在还要崇高的荣誉……因为他是为未来而斗争的。我们自己深感骄傲，因为像他这样的人从全世界各地都来帮助我们战斗——承认我们的战斗就是所有人的战斗。”①
①巴苏日记集《延安的召唤——印度援华医疗队记事，1938—1943年》（英文），第329页。
她对印度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一贯给以支持。战争中期，蒋介石曾访问新德里。当时她给一位友人的私信中说，“委员长一行仍在印度，他此行的真正原因猜测很多。不管什么原因，我敢肯定，我们能够指望尼赫鲁和他的党领导印度人民，为争取自由进行英勇斗争。”①
①引自盛贤功等编著《一位印度的自由战士》（英文），第185—187页。宋庆龄的唁函日期为1943年2月7日，柯棣华病逝在1942年12月9日，因游击区交通不便，所以重庆得到消息较迟。
把保盟的医疗物资运送到解放区去，要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这件事在重庆有漏洞可以利用，（虽然开始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漏洞），这在香港的后期是没有条件的。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高级谈判代表在国统区享受着某种类似于外交官的地位，他们往返延安重庆之间可免受检查。因此，他们每次总能带一些体积不大、但很重要的东西如外科缝合用针、牙钻钻头等，在口袋或公文包里就能带上相当数量。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在1943年6月），国民党被迫放行了一批供应给国际和平医院的物资。在同年9月印行的保盟年度工作总报告①中曾提及此事：“尽管总重量不超过一吨，这批物资确实包括了宝贵的外科手术器械和相当多的磺胺药品，这些都是通过美国红十字会和私人捐赠者的热诚合作而得到的……这批物资是在八路军谈判代表的护送下运输的，所以才得到许可……但这一行动不能被认为是封锁的永久撤销，这样的封锁已持续了三年，使医药供应到不了游击队手中。”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2年2月22日。
在那些年代里，一吨物资对于这支作战最积极的中国军队来说，是太微不足道了。这支军队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在敌后作战的区域内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但有这一点总比完全没有好，而且以后还有——虽然为数总是有限。
（四）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工作
在重庆，一种新的国际环境也在出现。日本袭击珍珠港后，西方国家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盟国。它们不再绥靖日本、也不再阻挠中国的作战努力。它们还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内部团结对这一世界性的战争有其重要性，而在抗日的力量和反对投降的坚决性方面，中共领导的军队位于最前列。
因此，当人们看清这些现实情况之后，宋庆龄在越来越多的驻渝外国官员、军人和记者中间，赢得了更多同情。他们所能产生的影响要远远超过香港的外国人，因为他们是驻在中国的战时首都，而香港只是僻处一隅的地方。
由于是在重庆，宋庆龄还能有机会向一些短期来华访问的高级人物说明她的工作和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这些人物中有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曾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威尔基以所着《一个世界》（“One World”）一书著名，他在书中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来华访问的时间较早，是在1942年。作为到那时为止访问战时中国的最显赫的美国要人，他受到了国民党大吹大擂的欢迎。蒋夫人宋美龄亲自安排他的日程，并且尽可能地把他“包揽”下来——从而使他不受任何来自国民党对手的影响。宋庆龄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