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中国-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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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预测5到10年后您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保持常态不变。　　　　
　　　　6、最喜欢的下属是什么样子：　　　　
　　　　重于执行，很有思想和创造力。　　　　
　　　　7、舒解压力的方式是什么：　　　　
　　　　运动；聊天。　　　　
　　　　8、您喜欢的名车是：　　　　
　　　　奥迪　　　　
　　　　9、座右铭或人生信条是：　　　　
　　　　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10。、对您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　　　　
　　　　《高效人的7种习惯》史蒂芬·柯维（StephenRvey）　　　　
　　　　11、认为在未来5到10年最有竞争力的海归创业者应该是什么样子？　　　　
　　　　有国际视野并且有国际运作能力的中国人。　　　　
　　　　12、请预测您所在行业在未来5到10年的发展趋势。　　　　
　　　　管理咨询行业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


律师寻梦在法治中国（1）

　　　　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陶景洲　　　　
　　　　陶景洲；1958年11月25日出生。　　　　
　　　　教育背景：　　　　
　　　　法学学士；1982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国内公法深造文凭（D。E。A。）；1984年；巴黎第一大学（Panthéon…Sorbonne）　　　　
　　　　工作经历：　　　　
　　　　现任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中国事务部执行合伙人；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委员；国际律师协会亚太论坛主席、仲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及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册仲裁员；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国际商业惯例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专业成就：　　　　
　　　　代表十几家《财富》500强企业以及众多的欧洲、日本和美国公司进行在中国的数百项投资；特别是在建立合资企业、合作企业、独资企业，以及商务和税务计划、战略联盟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在国际商会仲裁院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诸多仲裁案件中担任律师、首席仲裁员、当事人指定仲裁员，这些案件涉及信用证、建筑项目、酒店管理、合资企业、代理协议、医药用品、纺织品、钢铁产品、农产品、化工产品、耐火制品、医疗器械等。　　　　
　　　　出版专著：　　　　
　　　　《解决在华商事纠纷》（英文版）、《中国仲裁法律和实践》（英文版）、《国际商事诉讼》（英文版，中国篇）、《中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英文版）、《亚洲的国际商事仲裁》（英文版，中国篇）、《对判决债务人的国际执行》（英文版，“外国判决在中国的执行”一章）、《中国商事法律总论》（法文版）、《当代中国法律》（法文版）。　　　　
　　　　“他能在北京和巴黎两个社会中应付自如，他才思敏捷、天性中有自然而又纯洁的善良，而且具有高雅的幽默感。无疑，他还要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惊……”这是陶景洲的导师、法国比较法学界泰斗丹克教授对他的评价。　　　　
　　　　2004年5月28日，首家进入中国的外国律师事物所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在北京庆祝其在华执业25周年。高特被美国行业杂志誉为“全美律师事务所中最具国际开创精神的律师事务所”。作为高特兄弟在中国的掌门人，已经加入法国国籍的陶景洲在他的故土开创出的良好局面引人注目。几年来，陶景洲曾在数十起反倾销案件中为中国企业做代理，也参与了数十家全球500强企业在华的几百项投资，被誉为“中国反倾销第一人”，成为公认的第一流反倾销和跨国投资法律事务专家。　　　　
　　　　法国律师界第一位中国人　　　　
　　　　陶景洲1958年出生于安徽界首市一个普通家庭，据说1977年陶景洲考上北大时，陶母因为不想让他离开家，悄悄把志愿填成了安徽师范学院，但陶景洲坚持认为只有第一流的学府才能出第一流的人才，最终还是选择了北大法律系。四年后，陶景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参加了出国预备留学生的考试。当时全国只有三个出国学比较法的名额，两个在美国，一个在法国。“老师说我年轻，有时间从头学法语，于是我就在1982年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最早的公派留学研究生，来到巴黎。”　　　　
　　　　就读于巴黎第一大学的陶景洲却感到浪漫之都的新生活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浪漫。因为他每月只有1900元奖学金，而且刚上课时，他什么也听不懂，这可把他急坏了。陶景洲开始拼命去学习语言，甚至街两旁的路标和店名都是他练习的课本。“人是累不死的，只要心里有激情，就不会垮下去。”半年过后，陶景洲终于闯过了头一道语言关。　　　　
　　　　陶景洲的坚韧与勤奋最终让他的导师折服，1985年，也就是陶景洲出国的第三年，导师推荐他去声名显赫的法国让代律师事务所，使他幸运地成为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位中国人。1986年，28岁的陶景洲律师登上了巴黎第二大学、第十大学讲台，以法文讲授中国经济法课程。他还帮助世界时装界巨子贝纳通进入了中国市场。这一年，他在《国际比较法》杂志上刊登的《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一文促成了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一次接触。　　　　
　　　　陶景洲以他的努力和才华在法国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他在巴黎法律界渐渐有了名气。　　　　
　　　　1988年，陶景洲用法文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法学专著，在序言中，他的导师、法国比较法学界泰斗丹克教授这样写道：“陶景洲先生无疑要不停地使我们吃惊，5年前的一个普通中国助学金的使用者，说着糟糕的法语，现在已修完法律的高级文凭，并在一家大型国际律师事务所积极地工作着。他能在北京和巴黎两个社会中应付自如，他才思敏捷、天性中有自然而又纯洁的善良，而且具有高雅的幽默感，无疑，他还要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惊……”　　　　
　　　　而身在法国的陶景洲没有忘记他的故国。90年代初，陶景洲回国的心情极其迫切。他非常看好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前景，“1990年我就判断，西方国家企业家倾向于到经济发展稳定的国家投资，而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天堂之一。”恰在此时，创建于1854年已拥有律师410名，在世界24个城市设有办事处的美国高特兄弟律师所正在物色主持中国办事处的合适人选。　　　　
　　　　从没有在美国学习过、也没有在美国律师所工作过的陶景洲搞不清楚高特兄弟律师所怎么就看上了他？“可能他们更关心我如何帮他们扩展中国市场吧。”陶景洲笑言。


律师寻梦在法治中国（2）

　　　　寻梦在法治中国　　　　
　　　　“中国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经济秩序，已经成为外国人看好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潜在法律服务市场。外国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必然带动外国律师不断地进入中国，占有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我相信，会有很多外国律师在中国实现他们的梦想。”陶景洲说。　　　　
　　　　所有的创业一开始都是艰难的。陶景洲1991年9月9日从法国回到中国，“当时自己手上没有一个客户，当时的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也只有6名员工。当务之急是找到客户，开拓业务。律师事务所不允许做广告，因此，我们就通过举办各种经济法律研讨会和各种法律知识讲座提高律师事务所知名度，从而打开了通向客户的大门。”　　　　
　　　　1992年，高特成为了第一家获得司法部批准在华设立办事处的外国律师事务所——执照上是令他们骄傲的001号。而当时的中国市场正处于大量外资涌入的时期，迫切需要相关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服务。陶景洲曾用英文和法文写成五本有关中国法律的书，包括《解决在华商事纠纷》、《中国仲裁法律和实践》、《中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中国商事法律总论》、《当代中国法律》，用法文和英文发表了数十篇有关中国法律和经济改革的文章，并进行了有关中外法律的诸多演讲。　　　　
　　　　从那时侯起，陶景洲先后代理数十家中国公司在欧盟提起的反倾销调查中应诉，涉及工业产品从小屏幕彩电到涤纶纱，从工业矿物到电脑磁盘，帮助众多中国企业扫清了国际化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被称为“中国反倾销第一人”。短短几年，陶景洲参与代理国外客户在华实际投资总额超过了数十亿美元，代理中国企业在欧共体等地进行多起反倾销诉讼。他为中国土畜产品进出口总公司等多家国家级公司打赢的数起国际反倾销官司，为国人带来了荣光，为中国争来了公正。　　　　
　　　　在陶景洲现在看来，中国律师业的竞争并没有想像中那么残酷。“毕竟，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社会制度和法律渊源，一个真正的外资律师行或外来律师，要想争夺中国本土律师的饭碗也绝非易事。尽管其中的语言障碍不是个大问题，中国特有的风土人情就能让他们琢磨上好一阵子。”　　　　
　　　　在陶景洲的规划里，高特前期主要是代表跨国公司到中国来，第二个阶段是代表中国企业在国外打官司，反倾销、建公司等活动，第三个时期则是帮助外国公司在华投资进行优化重组和帮助中国公司进行上市、收购、兼并，这些是比打官司更复杂的商业运作。1997年，陶律师协助家乐福进入中国市场，2004年3月份，又协助家乐福完成了在中国的37家营业机构的重组。2004年年初，高特中国事务部在陶景洲领导下为欧莱雅处理了在中国的两宗重要收购，收购对象分别是小护士和羽西，实现了中外化妆品牌在新一轮竞争中的资源整合。　　　　
　　　　“我已基本实现了我的梦想。不管是在法国企业界，法国律师界，还是世界律师界，我都有了一定的地位。许多国家的政府邀请我介绍中国的情况。”陶景洲自豪地说。“说我干得成功也好、不错也好，我觉得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如果老是不如意，可能我也会怀才不遇、隐居江湖。回想起成功背后，每一步都有人在默默无闻地帮助，我只是非常幸运而已。”


律师寻梦在法治中国（3）

　　　　关于海归与创业　　　　
　　　　记者：您当初选择回国创业的最主要理由是什么？现在有什么新的看法？　　　　
　　　　陶景洲：当时中国缺少方方面面的人才，尤其缺少法律人才。虽然在法国完全可以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但毕竟中国是自己的家，希望自己能以律师的身份介入到自己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为社会做点儿事情。另外，律师要有很深的文化根基。人们可以通过在国外学习了解当地的法律，但大多只停留在对概念的了解，很难做到对该国家或地区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就是说要有“根”，我始终认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职业生涯在中国。　　　　
　　　　记者：您认为海归创业群体对国内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陶景洲：海归派多在西方留学期间接纳了西方式文化思想，接受了规则与法律等西方的逻辑思维特质，并能够将西方的思维方式与管理方法直接带入国内企业中，促成企业向更加理性、更为规范的方向迈进。　　　　
　　　　另外，海归派多为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他们的回归改善了国内的人才市场结构，扩大了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队伍。　　　　
　　　　记者：您如何做创业或职业生涯的规划？创业之初有没有3年、5年甚至10年、20年的规划？　　　　
　　　　陶景洲：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否能够发展得如你所愿或者说你的职业生涯是否成功，关键在于在某些重大时刻你是否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我从未给自己制定过3年、5年甚至更长远的规划，但是每当我面临选择时，我总会选择较高的那个目标，并努力去实现它。　　　　
　　　　1982年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后，我面临着两种选择：继续读研究生和考出国预备研究生，我选择了后者，也许是因为后者更具挑战性、更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吧。在法国研究生毕业后，我并没有听从一些朋友的劝告随便找个工作解决生计问题，而是通过老师的推荐和自己的努力成为第一个进入法国律师事务所的中国留学生，并开始从事大量与中国相关的法律事务，为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90年代初，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开始进军中国市场，大批的外资客户迫切需要在中国寻找他们的法律服务以及合格的律师。由于我原来就职的法国律师事务所不愿意到中国发展，我便加入了更具开拓性和创新精神的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如愿以偿地回到了祖国，这也是我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起点。　　　　
　　　　记者：在您的创业过程中最感激的人是谁？为什么？　　　　
　　　　陶景洲：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贵人相助。出国留学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