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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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后来我又去过六次……可是，我不敢进去……我没有勇气进去。现在这女人已经走了……”他把双手放在桌子上，动着手指，嗫嚅着说：“可别再碰见这女人……不想再见了。要是再碰见她，那就一切都会完蛋。回家去……回家。”
我们走到外面，他踉跄着，咕噜着说：
“就是这么回事呀，老弟……”
他的故事没有使我惊奇，我老早觉得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
但是听他说到生活的话，我觉得难受，特别是听见他提到奥西普的那几句话，更使我十分难受。
第20章整整三年，我在死寂的城中，空荡荡的建筑物中当着“监工”，看着工人们一到秋天便毁掉笨拙的砖砌市房，到春天，又同样造了起来。
主人舍不得把给我的五个卢布白花，设法要我好好地劳动，市房换地板的时候，我得在地板底下搬出一俄尺厚的泥土。要是另外雇流浪人来做这工作，就得花一个卢布，而我却不另外拿钱。可是当我在做这工作，就忽略了对木工的监督，他们拿走门上的锁、把手，偷种种小件东西。
工人和工头，用种种方法欺骗我，设法偷盗东西，而且他们好象执行一项乏味的义务似的，沉着脸，几乎是公开地做出来。我抓住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毫不生气，只是现出很奇怪的样子：“你只拿了五卢布，看你那么卖力，却好象拿二十卢布的样子，岂不可笑。”
我告诉主人，他用我的劳力节省了一卢布，损失却常常在十倍以上。但他让我霎霎眼：“得了吧，别装佯了。”
我知道他在怀疑我帮同偷盗，因此对他发生恶感。但我并不生气，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大家都在偷盗，主人自己也喜欢拿别人的东西。
当市集结束之后，主人巡视自己担任修理的铺房，见到那些遗下的茶炊、食具、地毯、剪子，有时还有箱子货物之类，就笑眯眯地说：“造一张物品单，都搬到货仓里放着。”
可是他又从货仓里，把各种东西搬到自己家去，要我再三再四地把物品单重新抄过。
我对物质没有爱好，我不想有什么东西，连书籍也觉得累赘。我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贝朗瑞的一本小册子和海涅的诗集。我想买一本普希金的作品，可是城里唯一的一家旧书店的老头子，脾气不好，故意把普希金的作品标上高价。家具、地毯、镜子和把主人家里塞得满满的那一切笨拙的东西我见了都讨厌，油漆的气味，也叫人难受。我不喜欢主人们的屋子，因为它们使人联想到装满废物的箱子。主人从货仓中搬走别人的东西，更增加了自己身边的累赘，令人讨厌。玛尔戈王后的屋子也很窄狭，然而却很漂亮。
我觉得生活大都是乱七八糟的，荒唐的，有许多事，明明是愚蠢的，比方，我们在这里干的工作，把市房修好了，到春天又淹在大水里，让地板浮起，门户冲歪，水一退，柱脚都腐烂了。几十年来，市场年年淹水，淹坏了房子和街道。这样的大水每年使人受很大的损失，而人们是知道这种大水决不会自己消灭的。
每年春天，冰融化的时候，总有许多拖船和几十只小轮船被冰弄坏，人们叹着气，再造新船，再到融冰期，新船又重新受破坏。这种在同一地方的反复踏步，多没有意思呀。
我向奥西普提出这个问题，他惊异地大笑起来：“哈哈，你这只鹭鸶，吵什么呀？这种事用不到你费心，与你有什么关系？”
但同时，他的脸色忽然变得很庄重，而那双碧色而毫无老人气的清澈的眼里，还没有消失讥笑的神情，他说：“你这种意见很有道理，即使它与你不相干，说不定也有用处。你还要想到这么一件事情……”于是他枯燥地说起来，虽然用了大量的俏皮话，意想不到的比喻句和各种打诨的话：“人家常常埋怨土地太少，伏尔加河一到春天，便冲击河岸，把泥土卷到河底积成河滩，于是另外一些人，又埋怨伏尔加河浅了。春天的大水，夏天的雨，把地面冲成洼地，泥土又冲到河里去。”
他的话没有爱，也没有憎，好象玩弄自己的澈透人生哀恨的知识，虽然他的话同我的意见一致，但听起来令人不愉快。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想一想，火灾……”照我的记忆，伏尔加对岸的森林里，没有一个夏天没有大火灾。每年七月中，天空弥漫浊黄色的浓烟，昏红的太阳黯然无光，象害眼病似的望着地上。
“森林没有多大意思，”奥西普说。“那些都是贵族的财产，要不然便是官府的，老百姓没有森林。城市烧掉了，也没有多大关系，住在城市里的都是有钱佬，用不着替他们可惜。可是田庄、村子烧掉了那才糟呢——一个夏天，不知有多少村子烧掉。也许不少于一百个，这才是真正的损失。”
他轻声地笑：
“有土地，没有本领。所以在你我看来，人们不是为自己、为土地在劳碌，倒是为水火在劳碌了。”
“这有什么可笑？”
“笑笑有什么关系？你不能拿眼泪灭火，可是眼泪会使洪水更大。”
我知道，在我所遇到的人们中间，这位仪表优雅的老头子，是最聪明的一个。但这个老头子，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呢？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他又开了腔，象是往火堆里添上干柴。
“你瞧，人们有几个爱惜精力的，不管自己的，还是人家的。那位主人，怎样滥用你的精力呀？可是为了喝酒，人们丧失了多少精力？那是计算不清的，任何大学问家的脑袋也算不出来……老百姓烧掉房子，可以另外造，可是一个好庄稼汉，枉然损失了，那是没法子补救的。比方阿尔达利昂，还有格里沙，你瞧，这样的庄稼汉突然烧了起来，就这么完蛋了。他虽然有点傻，实在是个好人。那个格里沙。象一堆稻草一样冒着烟，女人们好象蛆虫围攻森林中的尸首一般，围攻他。”
我好奇地，并不生气地问：
“干吗你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主人？”
他平静地，甚至还亲密地解释：
“我使他知道你抱着什么有害的思想，叫他教训你；除了主人，谁来教训你呢？我不是恶意告密，我只是担心你。你不是糊涂蛋，但魔鬼在你的脑子里捣乱。你偷东西，我不会出声，你搅女孩子，我也不会出声，你喝酒，我也不会出声。
可是你那种放肆的想法，我永远是要告诉主人的，你记着吧……”“那我以后不同你讲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用指甲扒去手心里的松脂，后来温和地望着我说：“你说谎，你一定还要讲的。另外你还能跟谁去讲呢？没有谁……”我觉得这个整洁的奥西普，突然好象变成对万事都毫不关心的司炉雅科夫。
他有时象鉴定家彼得·瓦西里耶夫，有时又象马车夫彼得。有的时候，他又露出与外祖父的共同点。总之，他跟我见过的一切老头子多少都有点象，他们都是怪有趣的老人。但我觉得不能同他们在一起过活，那是难受而讨厌的。他们好象在腐蚀人的灵魂，他们那些聪明的话，使人的情操生锈。奥西普是好人吗？不是。是恶人吗？也不是。他是一个聪明人，这是我已经看清楚了的。但这种聪明由于它的随机应变使我不胜惊诧，同时也使我很是沮丧，以至到头来使我感到他还是我的敌人。
我的心头涌起了阴暗的思想：
“尽管大家讲着客气话，大家笑脸相看，一切的人还是陌生人。而且世上的一切人，都是互相冷淡的。好象没有一个人同坚固的爱有联系似的。只有外祖母一个，爱生活，爱一切。外祖母之外，还有那光彩照人的‘玛尔戈王后’。”
有时候，这些思想和类似的思想浓厚得象黑云一样，觉得生活着真是烦恼不堪。怎样才能过另外的生活呢？到什么地方去好呢？除了奥西普，甚至没有可谈心的人了。于是我同他渐渐谈得更多。
他的脸上露出很有兴味的神气，听着我热情的妄谈，有时反复问我，弄清我的目的后，便很镇定地这样说：“啄木鸟儿挺倔强，却不可怕，没有人怕那种鸟。所以我真心劝你，你可以进修道院去，呆在那里，等你长大了，你可以讲很好的道理，安慰善男信女。你自己也会平静下来。况且修道士也有收入。我真心劝你，你这个人对世俗的东西看来不大精通，是吧？……”我不想进修道院，但我觉得我是走进了迷宫，我实在苦闷。生活渐渐象秋天的森林，已经没有蘑菇，在空荡荡的林子里，没有什么可做，并且觉得，对这个森林了解得很透彻。
我不喝酒，也不和姑娘们胡搞，书籍代替了我这两种心灵上的陶醉，但是书愈读得多，就愈觉得不愿去过那种一般人所过的在我看来毫无意味、毫无必要的生活。
我还刚刚满十五岁，但有时觉得自己已成了中年人。因为我经历了各种的事情，读了各种的书，常常为各种的问题烦恼，好象从内部膨胀起来，增加了重量。回顾自己的内心，那儿藏着很多的印象，好象一间满装着各种东西的库房。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本领，把里面的东西分开来，挑选一番。
经验虽然非常多，但并不牢靠，它们使我动摇不定，好象一件盛满水、摇晃不定的器皿一样。”
我厌恶不幸、病苦和抱怨，看见流血打架，甚至用言语欺侮人，这一切残忍的行为，都感到肉体的厌恶。这种感觉变成了一种冷酷的疯狂，我自己也象野兽一般搏斗过，但事后又痛心地惭愧。
有时，想痛打恶汉，于是就冒里冒失去打架；这种因自己的无力而发的绝望的心情，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羞可悲。
在我的内心中有两个人，一个人对于卑鄙龌龊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了，因此多少有点怯懦。他被每天发生的可怕事件所牵扰，开始对生活、对人们抱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对一切人，对自己都抱着无能为力的悲悯之情。这个人想离群独居，静静地读书生活，又梦想着修道院，森林中的看守小屋，铁路上的巡道夫小亭，波斯，以及什么地方市外的守夜人之类的职司，尽可能想去人少的地方，尽可能想离开人间……另一个人受过诚实的英明的书籍的圣灵的洗礼，观察着日常发生的惨事那种巨大无比的力量，感到这种力量会很容易扭断他的脖子，用污浊的脚去踩碎他的心。因而他切齿抡拳，摆定了架势，严阵可待，准备迎接各种争论和搏斗。他象一个法国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以实际行动来表示他的爱和怜悯，三言两语便拨剑出鞘，走向战常那时候，我有一个凶狠的仇敌，他是小波克罗夫街一家妓院的门房。有一天早上，我往市场去时认识了他。他从一辆停在妓院门口的马车上，拖下一个女子，女的两只脚被他抓住，袜子皱成一堆，身体露出到腰边，他哄响着大笑，无耻地拖拉，还向女的身上吐口水，女的已经烂醉，闭着眼，张着嘴，两条胳臂象脱了骨节，软洋洋地抛在脑后，渐渐被人从马车上拖下来，背脊、后脑、发青的脸，在马车的坐位上、踏脚上磕碰着，最后倒在街上，脑袋撞在石头上。
马车夫把马打了一鞭，走开了。看门人抓着女子的两条腿，倒退着象拖尸首一样把她拖到人行道上。我气极了，跑过去，幸而当我跑的时候，不知是故意还是错失，一只丈把长的水平尺倒到地上，因而救了我和看门人免于闹出大乱子。
我跑过去打倒了看门人，跳上门口的台阶，拚命地按门铃。几个蛮横的人走了出来，我没有对他们说什么，拾起水平尺便走了。
我在下坡的路上追上了马车，车夫从车台上望下来看我，赞赏说：“你揍他揍得真好。”
我愤愤问他，为什么他看着看门人欺侮女人不出声。他安静地不屑地说：“管不着。老爷给了我钱，把她架到车上，谁打了谁，关我屁事。”
“他们要是打死她呢？”
“那种女子，一次两次是弄不死的，”马车夫这么说着，好象自己就有多次试图弄死醉酒的女人的经验一般。
从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