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第1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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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姜老城不许，他便加唱了一句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今夜，卢作孚在宜昌公司小楼上通宵开会，民生公司在宜领导层、岸船骨干全部到场，包括此前从上海、从武汉、从下游陆续撤回宜昌的船长、领江、分公司经理和先期到达宜昌的股东们，全都到场。姜老城便在楼下站岗，却又在怀中偷偷揣了瓶老酒。
听得楼上程股东喊叫声似乎比魁先娃的还高，姜老城灌了口酒，骂道：“这些人！要知道有国才有家，国都亡了，哪里去安家？”
靠在另一侧方柱前的关怀有自己的看法，却用问话开始：“爷爷，我们国家有多大？”
“八百个小日本那么大！”
“那……我们家有多大？”
“家？除了我，就是你，大眼鼓小眼。”
话问够了，关怀开始下结论：“国那么大，我不爱国，还有别人爱国嘛。家这么小，我不爱家哪个爱家嘛？”
姜老城叫一口老酒呛了。明明觉得关怀的话有毛病，一时又挑不出毛病在哪里。
夜深了，涛声依旧。沉船上，田仲收到闲子急电：“卢作孚到宜，连夜开会，议题：‘能调集多少船到宜昌，运走多少堆积荒滩的人货。’具体内容不清。”
田仲问：“老师一直认为卢作孚身上有种不可思议的力量，难道这一次，他也无能为力了？”
升旗近乎自语：“国大还是家大？”
“当然是国大。”
“国却不是你一人的国，家可只是你自己的家。”
“老师的意思是，卢作孚这一次还是舍不得自己的民生公司？”
“来中国这么多年，认为家是自己的，需做在时时处处，而国虽也是自己的国，但需要做时，还是以家为大的中国人，我见过太多。别忘了，他一身而兼二任。除了交通部次长、战时水陆运输主任委员外，还是民生总经理。下一着棋，卢作孚不管落子何处，都已陷入两难，想要两全其美，爱国又爱家，今夜这处境下，还有可能吗？”
“可能！”前几天从武汉撤下来的民生公司最老的两位股东举人与曲先生有点熬不过夜，退出会场，到走廊上，正一问一答，说出话来，却像刚接过升旗的话把。这不是巧合，这些日子里，扬子江宜昌段，南北两岸，各色人等，再无第二个话题。
“要把宜昌的人与货全运回四川，从数学角度看来，根本不可能。”曲先生以权威口吻说，“作孚他，可别再搭上这么多年苦心经营的心血，去办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非也！别人不可能，在魁先娃，没有什么不可能！”举人叫道。
“这么好的学生，这么好的公司，你个石不遇真舍得叫他去拼？”曲先生不禁问。
“非若是也！这么好的国和家，这么好的人和厂，说不要就不要？你曲生就舍得？”举人望着台上的卢作孚，“再者说了，他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我石不遇让卢魁先不要干这样的傻事，他卢魁先就不干了？”
曲先生无言以对，只能和举人一起望着会场内恍若失神。
为防空袭，会场窗户拉着厚厚的窗帘。会场墙当中悬挂民生公司川江运输地图。
卢作孚一句闲话也不敢多说，直逼主题：“就以12月枯水期到来计算，留给我们的时间，还剩四十来天！”卢作孚在地图上用红笔写下大字“40”。
有人问：“这四十多天，我们要运多少东西？”
卢作孚拿出一份清单，念道：“兵工署22、23、24、25厂、金陵兵工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所有这些还不包括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自备档案、仪器、试验设备。而在这些运送物品中还有炸药、汽油、军火等极端危险品。总重量已超过12万吨。”
这一夜，会场内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同一件事。因为除了这件事，再无第二件事值得关注。正如老祖宗所言：“除死无大事”。大家都知道，这一夜将决定的，正是个人的、公司的、集团的生死大事。这天在宜昌荒滩周围的每一个人，说出来的一句句话，挨着顺序记下来，便是一本完整的议题集中的会议记录，最能反映1938年10月23日宜昌这一夜国人心态。
沙滩上，那位工程师用枯枝，借着月光，写下一行算式。老板凑过来看清了，是：120000吨除以40天=
二人守在自己的那一堆器材旁，器材上写着“汉口船舶机器厂”。工程师写下这行算式的等号后，中规中矩地拉着计算尺，这对他本是一道很容易心算的题，他这样做，其实是在消磨时间。他们的脚下，是能见出堤岸上的水文标尺，标尺上带着退水痕迹。
老板说：“有啥好算的，到这宜昌荒滩上，一目了然，每天他至少运3000吨。”
工程师从计算尺上算出了答案，像填写图纸上数据似的，在等号后写下“3000吨/天”。
老板眼巴巴地望着远处的民生分公司小楼想：他舍命保下来、如今川江上能跑的，前些日子我们厂子搞江上行船调查——他手头顶多也就24条船了。
工程师用枯枝在前一行算式下面，写下另一行算式：3000除以24=
老板一抬手把“24”抹去：“别想好事了，你真以为他会把全部家当都投在这荒江荒滩上？”
会议室中，卢作孚在地图上宜昌、重庆间，上水下水各划一个红色箭头：“宜昌、重庆间上水至少需要4天，下水至少需要2天，单船跑一趟来回，要6天……”
沙地上，工程师像在为卢作孚做记录，写下第三行算式：4＋2=
他照样去拉计算尺求解，答案用枯枝写下：4＋2=6
老板索性加入工程师穷作乐的数学游戏，凑过去望着工程师的计算尺：“照这样一算，每天从宜昌顶多开出4条船。你再拉一拉，这堆满宜昌的一大摊，就算他肯赔上老本，把二十多条船全用上去，要运多少天？”
“到现在为止，宜昌以上长江，能集中的轮船到底有多少只？”会议室中，卢作孚问。
曲先生悄悄对举人说：“实在有限。而且，他总还得给民生公司留些余地吧？”
连举人也不再执拗，“能运多少算多少吧。”
与会者都感到形势严峻，一时无语，全望着卢作孚。
李果果与文静在一侧担任记录，李果果悄声问文静：“这要运多少天啊？”
江上冉冉升起的雾团，翻滚着涌向荒滩。天光更暗，工程师戴上眼镜，拉完计算尺，递到老板面前。老板也看不清，取过工程师的眼镜，一看，愣了，“要运这么多天啊？”
工程师不搭话，顾自用枯枝在沙上写下“365”。
老板望着这数字苦笑道：“你再算算，这等于……”
工程师在365后加了个等号：365=
老板看工程师似乎一时想不出答案，便连忙提醒：“拉呀，你那尺子！”
这一回，工程师拒绝再拉计算尺，只盯着远处雾中的小楼。
“怎么不拉了？”
工程师说：“此题无解。”
“我来做完你的应用数题吧。”老板拿过工程师手头的枯枝，在“365=”后一笔不苟地写下“壹年”。写罢，一叹，遥望小楼：“都说他十来岁出书，是个数学天才。”
工程师收了计算尺，揣回口袋道：“今夜，把毕达哥拉斯和牛顿请到这荒江荒滩上来，此题同样无解。”
“可是，他自己说的——明早8点，十二码头见，我向各位宣布人、货运输安排计划。”老板说。
“在他的位置上，这是他非说不可的话。我宁肯相信他身边那个大头小青年代他传的那句话——能运多少算多少。”工程师说。
“换了我是他，也只能做到这个份上。能开几条轮船，就开几条来吧。卢作孚昨天遣散我们这帮货主时说的那句话——能运多少算多少，我算是读懂了……”
“这句话是卢作孚身后那个光头小伙子充当传声筒说的，当时卢作孚声音嘶哑，说出一句话来。众人喧闹，我想听也听不清。可是，我怎么觉得，卢作孚说的，未必是这句话……”
“还能是什么话？”老板问。
工程师困惑地望一眼下游峡口方向天色，嘀咕一句：“管他说的哪句话，反正8点快到了！”
会议室里的人心存着同样的困惑。会议议题还是能开来多少船，能争取多少天，能运多少人和货。
文静悄声对李果果说：“日军拿下武汉后，肯定会加紧轰炸宜昌……”
李果果伸手去捂文静的嘴，“天啦，这种时候你可千万别说这个……”
文静推开李果果手道：“卢先生爱船，像爱自己的眼睛，这种时候，再叫他把船开到这种地方来……”李果果摇摇头，愣望着小卢先生的背影。
这一夜，宜昌江段江岸上，不知多少双眼睛望着卢作孚，不知多少人心底揣测着卢作孚心底到底在想什么，明早8点，他又到底会打出什么样的底牌……
读遍卢作孚浩若烟海的所有传世文字，不难发现他作文的一个特点——他本人极少描写自己决定做、或不做某事之前的心理状态。就是事后记下自己的感受，也是惜墨如金，比如《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中，只开头有一小段：“这一桩事业……我亲切地经历过，再亲切地写下来，应该有如何沉痛的感觉。”他从来是不做就不做，说做就做，很少关注后来的人是否能了解——在做与不做之间，“当时我是怎么想的？”中国古典小说也不大注重人物心理描写。卢作孚作文，古风犹存。
英国人丘吉尔的文风恰好与卢作孚相反。1940年5月26日晚18时57分，他主持的代号为“发电机”的作战计划开始实施，此时，一周前原计划用于大撤退的法国三个港口中，布伦和加莱已被德军占领，仅存敦刻尔克。
“28日拂晓，比利时军队投降了……法军第一集团军的一半以上的兵力到达了敦刻尔克……被困在里尔的法军在逐渐缩小的阵地上向越来越大的德军压力进行反击……”与1938年10月23日宜昌荒滩上卢作孚相同处境的战时英国首相记下了他的心理活动：“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验，肩负着如此重大的全面责任，在扑朔迷离的局势中密切关注着一切进展，却既无法控制，想插手干预又恐弊多利少……”
梁启超说，盖为一小国之宰相易，为一大公司之总理难。
梁公没料到的是：一旦国家有兴亡大事，以一大公司之经理而为本当由大国首相所为之大事，难上加难。
断棋
望远镜中，12码头，先前船舶运输指挥部的枪兵们都无法制止的混乱，转眼间竟被井井有条的秩序取代。人们从荒滩到囤船的一长排小桌前，排起长队。田仲明白升旗刚才那句话的意思了——升旗是从迅速恢复的秩序中，“看到”了卢作孚，“听到”了卢作孚正在宣布的撤退计划。
1938年10月24日早晨，宜昌城没听见一声鸡叫，天就亮了，鸡早就被卖光杀光吃光。一个县治小城，平添了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外来人，鸡们身价倍增。舍不得卖的居民，便自家把鸡吃了。南京之后，谁不晓得，日本人来了“鸡犬不留”！
民生宜昌分公司小楼上的会开了个通宵。是街头与码头渐起的人声提醒与会者天亮了。卢作孚宣布会议结束后，来到文静身边，悄声嘱咐了一句话。
“是，能走多少走多少，我这就去！”文静马上起身走出。卢作孚拉开厚厚的窗帘，目送文静去了难民救济总站的大棚。他回过身，对李果果说：“按计划，第一条船快到了。我也该去12码头了。”
这一天，宜昌江段两岸，荒滩上的中国人、沉船上的日本人，都在关注着同一件事。因为除了这件事，再无什么事值得关注。两岸的人都知道，这一天，将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大事。这一天，以及以后的几十个日日夜夜，荒滩与沉船上的人，说出的一句句话，做下的每一桩事，不论南岸北岸空间差别，只消挨着时间顺序记下来，一分一秒地记录下来，便是一本完整史料，最能反映1938年10月24日及此后几十天，在宜昌荒滩上的中国人、隔岸沉船上日本人的状态。
田仲独自趴在宜昌对岸沉船顶棚上，趴了一夜。他像一只伺鼠的灵猫，竖起双耳，眯缝双眼，观测着江上岸上的任何动静，连一丝风都不放过。昨夜关机前，一连收到两通密电。第一通是军方发来的，说：截获重庆军统发往汉口站电报，称“发现宜昌有日谍眼线，代号闲子”。而这闲子，正是日本在中国大后方老牌潜伏间谍“沙扬娜娜”在宜所布眼线，重庆军统电令汉口站顺藤摸瓜找出“沙扬娜娜”，不能生擒，便格杀勿论！因为她或他是最叫戴老板头痛的在华日谍。
田仲知道，“沙扬娜娜”是个男人，就是升旗太郎——升旗原代号是“福来格”，自从以此为笔名在英文报刊撰文抨击民生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