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者自述-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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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对权利下放一事也毫不知情。有时总统亦是如此。1961年前期，担任其助手一个月后，我向麦乔治·邦迪简要介绍了一下有关该问题的详细情况。肯尼迪继续秘密地权利下放给其他官员，约翰逊总统也仿效肯尼迪的做法。（1964年与参议员戈德华特竞选时，他谎称并无权利下放一事。当时，戈德华特参议员认为，大规模的权利下放是个大问题）。我同时告诉邦迪，白宫把权利下放给四星级的战区司令员后，太总部又效仿白宫，把权利下放给下一级的官员（当然总统对太总部将权利下放一事并不知情，也没有给予批准），以至于很多人员可以触摸到核按钮。正因如此，使得美国多次濒临核战的边缘。当时，对苏联的作战意图和能力进行了情报分析。分析显示，为了遏制苏联的核打击，采取上述做法，承担类似风险，完全有必要。
但是1961年夏天，一份改动很大的绝密国家情报预测报告彻底推翻了自己几年来对战略世界的看法。的确，美苏之间存在导弹差距，但却是我们10苏联1这样的比例。苏联在普列谢茨克发射点只有4枚SS－6型洲际导弹，而不是120枚，可我们仅在一个发射点就拥有40枚大力神洲际导弹和太阳神洲际导弹。六月份的情报预测报告显示是40枚。8月，我获悉，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的预测是1000枚。新的情况报告击碎了苏联核打击的阴影，以前的说法不过是胡乱猜测而已。
1961年，当我看到这份预测报告时，也是震惊万分，所以三年后，读到赫里克的电报时，采取了更加克制的态度。赫里克的电报及时地通知政府各安全部门：放下枪炮！白天，调查！找到最佳行动方案！然而执行起来却常常事与愿违。像赫里克的电报一样，新的预测报告也被秘密保存起来（由我和其他人）。国会、媒体和大众对报告的内容都毫不知情，但是它对军事计划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当时政府内部已认定，苏联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数与美国的比例为1：10，所以在１９６１年春季末期，肯尼迪政府做出决定，把使用固体燃料的“民兵型”导弹的规模定为：1000枚。这要比空军部队早些时候要求的1600枚到6000枚少得多，但是和新预测报告问世前，麦克纳马拉部长所决定的标准也相差无几。
美苏双方不仅加大力度，扩充自己的导弹数量，与此同时双方还保持高度的警戒。在工作中，我发现美国的控制和领导程序存在一系列漏洞。有时，也许就在不经意之间，一个错误的警报，美苏就会剑拔弩张，大规模核战一触即发。意外的事件，未经授权的行动，错误的警报，误解的命令，遇到危机时采取的必要警戒行为和牵制行动，都可能引发核战争。而且很有可能，美国就是核战的罪魁祸首。一想到这些，我现在都有点不寒而栗。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7）
因为我对当时局势比较了解，所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时，我的朋友，前兰德公司同事，现为助理国防部长的哈里·罗恩邀请我参加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组成的工作组。在工作组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亲身体验了热核战争的一触即发。我开始预见到——在这场对峙中，一切都表露无疑——因为高层的错误估计，以及对自己所做的承诺缺乏认识，双方都严重曲解了对方，错误的估计了对方的行为，或是因为错误理解对方的言行，做出了错误的回应。正是这种“沟通的失败”，招致了严重的后果。
美国拥有史无前例的两个情报机构。虽然各个都针对美国的超级强敌，肯尼迪总统还是没有料到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会在古巴部署可以触及美国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赫鲁晓夫也没有料到肯尼迪总统对部署导弹一事所做的回应。前苏联最近的解密文件显示，当时苏联向古巴派遣的军队要比我们预想的多，而且这些部队个个都掌握着战略核武器，总理赫鲁晓夫也将发动核战的权利下放给了各个军团指挥官——我们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由此可见，因为缺乏远见，几乎政府中的所有官员都严重低估了爆发全面核战的风险。我当时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但是随后遇到的风险却更是骇人听闻。
1964年后半年，我一直呆在华盛顿，研究古巴导弹危机中存在的隐患。我提议就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政府决策机制和政府间那种若即若离的“沟通”方式进行探讨。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喜欢对特定历史事件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我知道，这些研究文件都在政府各个部门之中，一般都是绝密文件，常人根本无法看到。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可以一窥相关文件，然后进行对比分析。我试图找到决策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帮助总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自己的机构，同时加强和敌对方的互动，避免类似灾难的发生。
我于1963年开始这项研究计划，当时只想在华盛顿做短暂的停留。1964年初，妻子和我离婚。虽然我仍然受聘于兰德公司，可是却常常在华盛顿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离婚后，我不得不返回加里福尼亚州照看自己的两个小孩罗伯特和玛丽。当时他们一个8岁，一个5岁。
为了支援我的研究计划，在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沃尔特·罗斯托的带领下，来自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官员组成了跨机构研究小组。小组中的每个成员都竭尽所能，帮助我获得许可，以便参看各部保密研究文件。这些文件主要是对美国过去遇到的国际危机所做的研究报告，如柏林危机、苏伊士运河危机、黎巴嫩危机、台湾海峡危机、击落U…2侦查机事件以及老挝事件。所有研究报告都为保密文件，而且均为绝密。因为获得了特别许可，我得以看到了这些文件。开始研究后的六个月，通过对古巴导弹危机进行细致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虽然不太完全，但是据我看来，非常重要。我向罗斯托领导的跨机构研讨小组提交了单独报告。不论是报告的内容，还是六年前的研究所得，普通公众都浑然不知。我会在下文着墨详述此事。当时，我希望至少再进行六个月的研究工作，而且主要是针对五角大楼。
七月，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诺顿把我叫到办公室，提议由我担任其特别助理。麦克诺顿是哈佛大学前任法律教授，以前一直是国防部的顾问。此前的几年，我们曾有过几次交谈，但主要是关注核武器控制，彼此都很尊重对方。麦克诺顿告诉我，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正协助总统处理越南事务。部长已邀请他担任特别助理，故此希望我担任他的特别助理。他会把70％的时间投入到对越南问题的研究上，所以希望我对越南问题投入90％的时间。同时保证，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就可升任助理国防部长帮办。
我对仕途并不感兴趣。我的梦想不是享受高官厚禄；不论从哪方面说，兰德公司都是我绝佳的归宿。今后我希望一直留在兰德公司里；事实上，我一直对兰德公司很是向往。在兰德公司，我可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关注核武器带来的危机。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常常飞离加里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前往华盛顿，充当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总统办公室各官员和决策团体的私人顾问。我觉得自己的确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最起码减少了核战带来的风险。我可不想担任什么官职，那样的话，我将不得不负责一些自己毫不感兴趣的东西。实际上，自从我来到华盛顿后，我就发现自己中了圈套。当时我并不想这么做，可是最后却不得已而为之。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8）
我此前曾与麦克诺顿讨论自己对危机的研究。我告诉他，这项研究工作很吸引人，而且很值得尝试。我花了不少心血才得以开始这项研究，而且为此所做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我认为，如果继续从事研究的话，一定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麦克诺顿说，他希望给我提供一个机会，从内部审视一场危机，审视一场正在进行的危机。“越南危机是一连串危机的迸发，而且历时会很长。”以往有关危机的记录文献只能告诉我一些并不想知道的东西。要是我想知道危机产生的过程，酿成大错的原因，以及危机的实质，就必须担任政府官员，这样才可把握政府对危机的运作。研究员和顾问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可以继续进行自己对危机的研究。以前我只是将越南作为自己的研究个例，去书写历史，而以后却可以去创造历史。考虑到这一点，我最后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深知在五角大楼和政府部门中职位的重要性，故此要求授予我最高公务人员级别：GS…18“资深级”。。就工资和地位来说，该级别与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相当，按军队的衔级来说，介乎于中将和少将之间。授予助理国防部长特别助理如此高的级别，实属罕见。但是麦克诺顿说，他会极力争取，因为我是他越南问题上的“良师益友”，可以在跨部门会议时，作为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代表他出席。
麦克诺顿向我做出的最重要保证是，凡是送交他过目的有关越南和其他问题的文件，我都可查阅。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大量有关越南的信息进行查阅，（和其他军事助手和帮办一起）决定哪些文件应该送交其过目。作为助手，每天我都可以看到直接发给他的大量备忘录和电报。而且很多文件都规定由其“亲自过目”，帮办们都无从阅览。所以在我的工作中，判断的能力尤为重要了。我对自己的判断能力很是自信。在遇到一些需要保密的敏感问题时，就是我展露自己判断力的最佳时机。
但是，在一些管理方面，我却表现的不太尽如人意。麦克诺顿不会直接点明我的缺点，只是有时会说，“加快效率，提高产量”。他精力过人，智力超群，所以对每个助手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确信，其他人一定比我更善于组织，做的也比我好。当然，他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给予了我独一无二的学习体验，帮助我了解了白宫以外的少数高官以及国防部长麦克纳拉班组成员制订政策的过程。
1964年8月3日夏天，我来到助理国务卿的办公套间，开始接触自己的新工作。麦克诺顿的房子很大，屋顶也很高，透过窗户，杰弗逊纪念馆以及华盛顿纪念碑一览无余。虽然在我的小工作间里，也能看到上述景色，可是只能容纳一张桌子，一张会客的椅子，两个四抽屉的机密文件保险柜。从我的办公室屋门到麦克诺顿的房子只有几码。有个秘书在麦克诺顿办公室门外放了一张桌子，还有两个放在门的另一边，在通往五角大楼过道的房间里也堆上了桌子。管理这个办公室的是麦克诺顿的军事助手哈里·哈里斯少校，他的小工作间就在我旁边。我们的办公室位于五角大楼三层，是个隐蔽的地方，因为该办公室正好就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会议大厅的下面。
一搬入自己的小办公室，我就告诉军事助手，我想看有关越南或是从越南发来的所有文件。他诧异地问道：“所有文件？”
“对！所有文件。”
第二天早上，当我踏入办公室时，在窗户和办公桌之间，我发现有两大摞堆放整齐，高度相当的文件。我身高五英尺，可这两摞文件个个都比我高一点。我小心翼翼地从其中一个的顶层夹了一堆文件，生怕不小心碰翻了这堆文件。然后慢慢拿到桌前，开始快速阅读。这些文件都是些报告，备忘录，质询文件和信函，但全是复印件，原件都已发给其他人或是国际安全事务的某个下属机构。有很大一部分信函都是发给助理国防部长的，但是他并不一定都要亲自过目；信息中心将各信函分发给负责专项事务或是回答发信人质询的相关机构。我后来知道，大部分信件通常不会立即给助理国防部长发过来。信息中心会依赖相关各部发送文件，如果他们认为重要，还会附上小节和评论。其实我原先认为这都是自己的份内之责，可绝大部分工作，信息中心都代劳了。这次，我要求查阅“所有文件”，所以助手把这些都给我搬来了。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9）
桌子的另一边，是用来装废弃文件的垃圾袋，一个直到我腰部的大纸袋。用厚厚的褐色纸制成，非常硬实，可以自己直立起来。袋子的上边折起来，用来放置废弃的机密文件。我只把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交给麦克诺顿，然后把没用的统统扔掉。其他人不会再看这些文件，他们要是想看的话，应该早已经拿到了复印件。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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