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 2007第6期-第6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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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表面 上变得驯顺，却又不断制造麻烦，汉武帝怎么能够容忍？便派将军李广利带领大 队骑兵征讨匈奴。这时又站出来一位叫李陵的将军，历史名将李广的孙子，他声 言只需五千步兵就能战胜匈奴，获得了汉武帝的准许。李陵出战后一次次以少胜 多，战果累累，但最后遇到包围，寡不敌众，无奈投降。
汉武帝召集官员讨论此事，大家都落井下石，责斥李陵。问及司马迁时，他 认为李陵已经以远超自己兵力的战功，击败了敌人，只是身陷绝境才作出此番选 择。凭着他历来的人品操守，相信很快就会回来报效汉廷。
汉武帝一听就愤怒，认为司马迁不仅为叛将辩护，而且还间接地影射了李广 利的主力部队不得力，因此下令处死司马迁。
为什么不能影射李广利的主力部队？因为李广利的妹妹是汉武帝最宠爱的李 夫人。李夫人英年早逝，临终前托汉武帝好生照顾哥哥。汉武帝出于对李夫人的 思念，也就以极度的敏感保护着李广利。这一切，都是司马迁在回答汉武帝回话 时想不到的。
说是处死，但没有立即执行。当时的法律有规定，死刑也还有救，第一种办 法是以五十万钱赎身，第二种办法是以“腐刑”代替死刑。
司马迁家庭贫困，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他官职太低，得不到权势人物的 疏通。以前的朋友们，到这时都躲得远远的，生怕惹着了自己什么。连亲戚们也 都装得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这同事一样，谁也不愿意凑一点钱来救命。这时候， 司马迁只好“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中”。
司马迁在监狱里静静地等了一阵，也像是什么也没有等。他很明白地知道， 自己的选择只有两项了：死，或者接受“腐刑”。
死是最简单、最自然的。在那个弥漫着开疆拓土之势、征战杀伐之气的时代， 人们对死亡看得比较随便。司马迁过去侍从汉武帝出巡时，常常看到当时的大官 由于没有做好迎驾的准备而自杀，就像懊丧地打一下自己的头一样简单，周围的 官员也不以为意，例如当时河东太守和陇西太守都是这样死的。这次李陵投降的 消息传来，不久前报告李陵战功的官员也自杀了。据统计，在李陵事件前二十余 年，汉武帝所用的五位丞相中，有四位属于非自然死亡。因此，人们都预料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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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必定会选择痛快一死，而没有想到他会选择腐刑，承受着奇耻大辱活下来。
出乎意料的选择，一定有出乎意料的理由。这个理由的充分呈现，需要千百 年的时间。
腐刑也没有很快执行，司马迁依然被关在监狱里。到了第二年，汉武帝心思 有点活动，想把李陵从匈奴那边接回来。但从一个俘虏口中听说，李陵正在帮匈 奴练兵呢。这下又一次把汉武帝惹火了，立即下令杀了李陵家人，并对司马迁实 施腐刑。
刚刚血淋淋地把一切事情做完，又有消息传来，那个俘虏搞错了，帮匈奴练 兵的不是李陵，而是另一个姓李的人。
司马迁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多，公元前九十六年出狱。 那个时代真是有些奇怪，司马迁刚出狱又升官了，而且升成了不小的“中书
令”。汉武帝好像不把受刑、监禁当一回事，甚至，他并没有把罪人和官员分开 来看，觉得两者是可以频繁轮班的。
不少雄才大略的君主是喜欢做这种大贬大升的游戏的，他们在这种游戏中感 受着权力收纵的乐趣。
升了官就有了一些公务，但此时的司马迁，全部心思都在著述上了。 据他在《报任安书》里的自述，那个时候的他，精神状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过去的意气风发再也找不到了。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戳…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 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 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段自述通俗似白话文，不必解释了。 总之，他常常处于神不守舍的状态之中，无法摆脱强烈的耻辱感。越是高贵的人 越会是这样。
在一次次的精神挣扎中，最终战胜的，总是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他知道， 那个时代由于大家把死看得过于平常，因此爽然求死虽然容易却似九牛失其一 毛，或似蝼蚁淹于滴水，实在不值一提。相比之下，只有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之后再死，才大不一样。正是想到这里，他说了一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的话：“人 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在他心中，真正重于泰山的便是《史记》。他屈辱地活着，就是要缔造和承 载这种重量。
人的低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正的屈服，一种是正在试练着扛起泰山的姿 态，但看起来也像是屈服。
司马迁大概是在四十六岁那年完成《史记》的。据王国维考证，最后一篇是
《匈奴列传》，那是公元前九十年。 我们记得，司马迁遭祸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为李陵辩护时有可能“影射”了
汉武帝所呵护的将军李广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广利自己向匈奴投降 了。司马迁把这件事平静地写进了《匈奴列传》，他觉得，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悬 念落地了，他已经可以停笔。
这之后，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么逝世的，逝世 在何处，都不知道。
有学者从卫宏的《汉书旧仪注》、葛洪的《西京杂记》和桓宽的《盐铁论》 等著作中的某些说法判断，司马迁最后还是因为老是有怨言而下狱被杀。但在我 看来，这些材料过于简约和暧昧，尚不足凭信。当然，简约和暧昧也可能是出于 一种仁慈，不愿意让人们领受司马迁的第二度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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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这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他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却没有结尾。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大结尾。他知道有了《史记》，不需要再安排一个终结
仪式。 他知道只要历史还没有终结，《史记》和他都终结不了。 但是，也许他并不知道。
文章已经可以结束。忽然又想到一层意思，再拖拉几句。 多年来我一直被问，写作散文受谁的影响最深。我曾经如实地回答过“司马
迁”，立即被提问者认为是“无厘头”式的幽默。
“我们问的是散文啊，您怎么拉出来一个古代的历史学家？” 我不知如何解释，后来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岁越长，披阅越多，如果自问最倾心哪位散文家，我的答案依然没变。 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太像
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动。 历史没有韵脚，没有虚构，没有开头和结尾；但是历史有气象，有情节，有
收纵，有因果，有大量需要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有无数不必刻意串 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这不是散文是什么？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话 本，不是传奇，不是策论，不是杂剧。
既然历史本是如此，司马迁也就找到了写史的最佳方式。他一径以第三人称 的叙述主体从容地说着，却与一般历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说得那么富有表 情，有时赞赏，有时倾心，有时怀念，有时祭奠，有时愤怒，有时讥讽，有时鄙 视。但这一切，都只是隐约在他的眉眼唇齿间，而没有改变叙述基调的连贯性。 有时，他的叙述中出现了较完整的情节，有人物，有性格，有细节，有口气， 有环境，几乎像一则则话本小说了。但是，他绝不满足人们对故事情节的世俗期 待，绝不沦人说唱文学的眉飞色舞，叙述的步履依然经天纬地，绝无丝毫哗众取
宠之嫌。 有时他不得不评论了，除了每篇最后的“太史公日”，也会在叙述半道上拍
案指点，却又点到为止，继续说事。事有轻重远近，他如挥云霓，信手拈来又随 手撇去，不作纠缠。
这样一来，他的笔下就出现了各种色调、各种风致、各种意绪、各种情境的 大组合。明君、贤相、恶吏、谋士、义侠、刺客，各自牵带出鲜明的人生旋律， 构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丰富交响。这便是真正的“历史文化大散文”。
《史记》的这种散文格局如云似海，相比之下，连唐宋八大家也显得剪裁过 度、意图过甚，未免小气了。
若问：以散文写史，是否符合历史科学？我的回答是，既然历史的本相是散 文状态而不是论文状态，那么，越是以近似的形态去把握，便越合适。否则，就 会像捕云驯海，谁都劳累。
又问：把《史记》作为散文范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写天可以取 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满天气象；画地可以选其一隅，也必先四顾大地苍茫。散文 的范本应该比寻常散文开阔得多，才能摆脱琐碎技巧而获得宏大神韵。
除了内容，散文的基元是语言。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也称得上是千古一笔。 司马迁的文笔，是对他周围流行文字的艰苦挣脱。在他之前，文坛充斥着浓 郁的辞赋之风。以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追求文学上的铺张和奢侈。到了 司马迁时代，此风越演越烈。好像是要呼应汉武帝所开创的大国风范和富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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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散文也都竞相追求工丽、整齐、空洞、恣肆，甚至还要引经据典，磨砺音节。
虽然确也不乏文采，却总是华而不实、装腔作态。这种倾向发展到以后，就成了 过度讲究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的六朝骈文，致使到唐代，韩愈、柳宗元他们 还要发起一个运动来反对。
知道了司马迁的文字环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笔的干净、朴实、灵动，包含着 多大的突破。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着整齐的骈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话、 参差错落的自然散句。他又要把这种散句熔炼得似俗而雅、生动活泼，实在是把 握住了散文写作的基础诀窍。他还不让古代语文以“佶屈聱牙”的形态出现在自 己的文章中，而必须改得平易流畅，适合当代人阅读。我们如果在他的书中看到 某种整齐、对称、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断定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笔。例如后世 专家们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为韵的句法，一致肯定为后人羼入。
说到这里，我实在无法掩盖积存已久的现代悲哀。我们的时代，离两汉六朝 已那么遥远，不知何时突然掀起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当代骈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话 的整齐排列，文采当然远不及古代骈体，却也总是不怕重复地朗朗上口。有一次 我被邀去参加一所大学的校庆，前来祝贺的官员居然有五位完全重复一个同样的 开头：“金秋十月，桂子飘香，莘莘学子，欢聚一堂。”后来又有一位官员只把“金 秋十月”改成“金风送爽”，后面十二个字还是一模一样。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 口，因为四周都觉得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传媒上启发年轻人写作少用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回 归质朴叙事。这是多么常识性的意见啊，却据说引起一片哗然，都说少了成语、 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何来“文学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这种不像正常 人说话的所谓“文学性”，其实是最为低俗的“伪文学形态”。中国人已经摆脱了 两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摆脱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彻底摆脱过一次。而且，每 次被摆脱的文体，都比现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还是应该更认真地读《史记》，除了认识历史学上的司马迁之外， 还应该认识文学上的司马迁。
昨夜写作此文稍憩，从书架上取下聂石樵先生写的《司马迁论稿》翻阅，没 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话，不禁会心而笑。他说：
我国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汉代，汉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传记文学，传记文 学成就最高的是《史记》。
这个观点，颇合我意。 就此，我真的可以用几句话结束这篇文章了：《史记》，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母
本，也是中国文学的母本。看上去它只与文学中的诗有较大的差别，但鲁迅说了， 与《离骚》相比，它只是“无韵”而已。
两千年前就把文史熔于一炉的这位伟人，其实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炼 了，熔炼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
熔炉就是那盏小油灯。 难道，它真的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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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
2040 年 10 月，像往年一样，北京的黄金季节，秋高气爽。 游客们来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