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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节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9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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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年颇受祖母宠爱。余尝戏问家骝兄;“祖母也说汉语吗?”  
  “啊,说得很好呢!”  
  我又戏问曰:“大脚呢?小脚呢?”  
  袁教授说他祖母晚年常卧病在床,总是盖着被褥。大脚小脚,就不知道了。  
  那时在韩国的宫廷之内,大院君与国王李熙的父子之间,以及大院君与闵妃的翁媳之间,都时有争执。韩国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朝廷中的六部官员,亦不大协调。社会上的士农工商亦至为复杂。但是袁君指挥其间,以宗邦监国自居,上下亦尚能悦服。  
  只是不幸值此“转型”时代,千年不变的宗藩制度,至此也必须转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现状既然维持不易,那时清廷亦曾有进退二策。进则师秦始皇之故事,废封建、立郡县,改土归流。徙韩王于国内,使半岛郡县化。然大清积弱,自身难保,此策断难执行。退则包包迭迭,宗邦自藩国全部撤退,任朝鲜自主独立。无奈此策亦不可行。盖朝鲜斯时无独立条件,而五帝环伺。宗邦遽撤,则朝鲜必沦为列强之殖民地。  
  如此进退两难,则只有让那位卑权重的袁世凯去作个小班超,在五强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斯时五帝的驻韩公使,都以“钦差”自命。纵是北美合众国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称钦差。—— 周旋于五大帝国主义的钦差之间,我们这个只有三品顶戴的小班超,真也难为他了。—— 最后落荒而走,形势之必然,非战之罪也。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五期         第三章 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第三章 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袁世凯的一生事业是在朝鲜开始的。在朝鲜他虽然铩羽而返,但所学到的本领和累积的经验,却是其后毕生事业的基础。  
  举其大者:袁在朝鲜学会了与东、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领。在他那个时代,慢说是与洋人办外交、耍国际政治,一般政客对洋人都是一无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务,便手忙脚乱,乱来一泡,因此所受到的灾难也是至为惨痛。笔者在另篇谈“八国联军”之役,就说过大学士老进士徐桐父子,因不谙外情,便弄出减门之祸(一家女眷十八人集体自杀)!那时的西太后和她的亲贵四人帮,竞也胡涂到对十一个帝国主义同时“宣战”的程度——这都是对洋人毫无所知;一旦面临紧急情况,便方寸大乱,胡干一泡的结果。可是袁世凯经过朝鲜那一段,他就是个“洋务专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会那么胡来了。  
  比洋务更为重要的则是袁世凯在朝鲜也学会了带兵和练兵。前文已百之,袁在朝鲜为韩王练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现代化亲军,使藩邦朝野大为叹服。韩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韩军总司令,还送他美女四人以为奖励呢!  
  二十几岁的袁老四,一个科考落第的秀才,哪来这大本领呢,说穿了也没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凯,我们还得看看转型之前的中国旧式兵制。—— 须知咱中国人搞军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将兵。你看诸葛亮,连匹马也不会骑。指挥大军作战不用指挥刀,却坐着独轮车,用把鹅毛扇,摇来摇去。等到上帝宠召了,那个“死诸葛”,还能吓退“生仲达(司马懿)”呢!——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国重文轻武传统中,文人的骄傲和牛皮;谁知到了清朝,它竟变成了事实和制度。  
  原来在公元一六四四年,当那位不祥的人物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万人。后来再加上“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二十四旗。最高额亦不足十五万。那时中国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亿(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亿。十五万“旗兵”何能统治上亿的“汉民”呢?所以清初的“外来政权”,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卫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职业军人的卫所二级,为地方警卫武装,以维持各省治安,“ 以汉治汉”。  
  ——这一大明遗规,我们今日还剩个“威海『卫』”。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卫”;今日南京还有个孝陵卫。国府统治大陆时代,县以下的乡村政府叫区公“所”,和乡、缜公“所”。用的都还是明代的老名称。  
  这种旧卫所所辖的汉兵,在明原为国防军,约一百万人;在清就变成各省区粮饷自筹的保安队了。此一省防军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绿营”。清初各省共有绿营兵六十六万人;中叶稍减。分布地区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师)及边陲地区为重,内部较少;安徽最少,不足万人。(见《清史稿·兵志》)  
  这一绿营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乱”(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后,清室乃蓄意约束;绿营之中,将不专兵。省级指挥官,提督、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的总督和巡抚;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这就逐渐变成清代重文轻武,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了。其后不但“绿营”如此,连“八旗”都统,亦更调频繁,将不专兵。  
  清廷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严肃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祸首吴三桂那样的武将专兵的汉族藩镇,永不再见于大清帝国。  
  ——走笔至此,笔者不禁想起某次在台北街头搭出租车的趣事。在行车途中,那位青年司机正在收听台语“地下电台”。余亦倾耳细听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个字却听得极为清晰,那就是了“……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 吴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颇为不解。后来听朋友相告,说我的哥大小友,民进党籍的张旭成博士也曾说过,所有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是吴三桂。闻之不禁大笑。  
  ——历史的发展,真是日月如梭。时间和历史自会解决其“历史问题”。很快的这些目前小故事,就会变成历史上的小掌故,供读史者笑乐一番。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总之,清廷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结果,不但汉族再无藩镇专兵,连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可耻,而摇头晃脑去做起诗来,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无聊文人,去乘势投机,攀援权贵。余读《随园诗话》,有时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则大清帝国,尤其是汉族之中,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作统帅或封疆大吏。以致鸦片战争一起,领军去和“英夷”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的“李广”或“霍去病”,而是诗文做得顶刮刮的翰林学士林则徐。英法联军时,最初文武一把抓,独当一面的叶名琛(一八零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进士。最后弄成“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却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当俘虏。  
  其后八旗、绿营都腐烂了,不能再用;另组“湘军”、“楚军”、“淮军”、“自强军”、“定武军”、“武卫军”、“新建陆军”……几乎所有的军头从曾、左、李、胡开始,到张之洞、胡燏棻、袁世凯,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张且是翰林学士,文采风流。曾、张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纵是李鸿章也是位天才横溢的文学作家。  
  ——笔者幼年曾能背诵李鸿章考秀才时的墨卷,文题曰:“ 天台仙子送刘阮还乡赋”。那时才十几岁的李鸿章,竟能改窜《西厢记》,写天台仙子送男友还乡“拜拜”时,叮咛道:“……野店风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迟眠……。”(真是依依下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显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阅卷后,大为感动,乃批说;“大盗劫人,不倍事主……天才也。”这一批,小小鸿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二十一岁“中举”,二十四岁成“进士”。  
  头戴红顶花翎作战的淮军  
  这些能够“将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个“务实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笔下,讨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办”—— 等于是买一件家具—— 沙发、摇椅、毛巾、夜壶一般。所以他对崔莺莺小姐那种脉脉的送别柔情, 什么“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无人调护,〔甜心呀,侬要〕自去扶持……”是不会发生太多生理反应的。笔端不带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试”了。  
  但是袁世凯却是这批文人中,弓马娴熟,真正打绑腿、扎皮带,下得操场去,喊“立正、稍息、开步走”的实际的练兵官,和带兵官。  
  本来清廷搞“重文轻武”的原意,就是吃定了这批经过“十年寒窗”磨折,手无缚鸡之力;只会下围棋,不能拿大刀;只会坐独轮车,不会骑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给你带兵,你也不愿(因为孔孟之学的大洗脑),更不敢(因锐气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这项设计到袁世凯时代,就是不才所说的要“转型”了。——事实上,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便是中国“陆军军制转型”的开始。(注意:海军转型较陆军要早二十年。笔者拙文谈马尾海校时,曾细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军”、“淮军”,打起内战来,虽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小脚放大的半调子部队。——刘铭传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是头戴“红顶花翎”去冲锋陷阵的(见罗刚编《刘公铭傅年谱》上册·同治六年)。那时太平军作战,尤其是破城庆功时,穿的则是明朝袍套,看来像一场“京戏”大合唱。笔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围),一度曾是淮军对捻军作战的后方非正规的兵站。在被中共土改队挖土三尺,全部拆毁之前,曾留有(不开花)千斤重炮四尊;重二百五十斤的大刀两把(武考用的),强弓硬弩数十张; “抬枪”、“鸟枪”不计其数——硬是十八般武器样样俱全……,这些大概都是淮军换用新武器或裁兵时,遗留下来的“废物”。  
  ——这座规模并不太小的“淮军武器博物馆”,如留至今日,说不定可为本地“无烟工业”捞一笔门票钱。可惜当年搞土改的地方共干见不及此。自毁财源,就把这些古董胡乱的糟蹋掉了。据说那些大炮、大刀被用专船运往芜湖铁厂,锯成废铁出售,也没有捞回多少运费。  
  淮军当年的对手方,尤其在捻军名将任柱率领之下的那一支,剽悍至极。他们大半是骑兵。主要武器则是削巨竹为枪,成为“丈八蛇矛”(古人所谓“揭竿而起”者也),和少数火器——三干战马夜鏖兵:当他们蜂拥而来之时,势如疾风暴雨,狂涛骇浪。当者无下粉身碎骨,所请“马踩如泥烂”也。  
  任柱是捻军名将,淮军畏之如虎。对付他如不用开花大炮、毛瑟快枪,简直就如无之何。笔者幼年震于传闻中的任柱威名,及长读捻军书,钦慕之余,每思为任柱作传,而苦于心力不从,至今未能执笔。  
  所以我国史上,三国演义式的传统战场,离我们并不太远。把它们搬上银幕,比美国“西部片”(Western)好看多矣。  
  “防军”、“练军”与小站  
  总西百之,湘淮两军,虽也有一些“洋枪队”。他们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武装;是西安“兵马俑博物绾”的嫡系苗裔。可是袁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上引陈志让书页四十九误为“平津之间”),原为平捻之后,部分淮军北调,担任“防军”的屯田区。清代军制中有所谓“防军”、“练军”诸名目。“防军”者驻防之部队也。而“练军”则是在从事训练中之部队(参阅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战前,李鸿章最反战,因其深知中国海陆两军均不足以参加国际战争,然迫于国内国外压力,渠亦自知对日抗战为不可免(注意:今日的江泽民可能也有此难言之隐)。李氏乃临时抱佛脚,积极备战(亦如抗战前之蒋公也)。在海军上备战详情,笔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复。在陆军方面,李鸿章则一面商之英将戈登(Charles Geor ge Gordon )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以满人廕昌主之,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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