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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节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9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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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演论”里的“天赋人权”者,天生吾民,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之“人的权利”(human right)也。毛公所说“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这个“权”则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干部所掌握的生杀与夺之“权力”(power)也——分不清这个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从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转型,那就缘木求鱼了。  
  但在这些基本敦义的认知上,袁世凯有时反而较毛泽东更为虚心。对许多现代观念的诠释,袁还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他要靠他朝中的一些博学鸿儒,什么东西洋“两顾问”,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为吹嘘,加以解释。“宰相要用读书人”嘛!当续论之。  
  毛就不然了。他决定要做秦始皇,则宸纲独断,将相圣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杀得精光。朋友,吾人啜茗独坐,民国史一卷在手,褒贬之间,欲把袁、毛一一公比较一番,则上述对待臭老九的态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区别了。  
  更有趣的是,笔者近月读《袁世凯全传》(侯宜杰着,一九九四年北京当代出版社出版)。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厚五百六十余页之巨着。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然一字不遗细读之,则知作者笔法仍不脱“窃国”(陈伯达)、“盗国”(黄毅)之旧调。在比较传记学上着力甚微。青灯独坐,笔者戏以铅笔,把百十条作者评袁之辞上“袁世凯”三字划掉,改以“蒋介石”或“毛泽东”三字补入之,再重读全文,竟发现也切贴入微,天衣无缝。哑然失笑之余,也恍然有悟——原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我们的搞独裁的民族领袖们,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 了。—— 读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黄粱一梦,做起了主席、总统或大元帅来,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这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且用个“辩证法”的名词)。形势比人强,任何人钻入那个形势,都逃不掉那种脸谱!历史家如厚责于袁、蒋、毛三公,那就在“历史学转型”中开倒车,把现代历史科学,又领回司马温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  
  读者如不惮烦,让我随手(真的是“随手”一翻)抄一段侯宜杰敌授评袁之辞。我把袁世凯三字用×××代之。读者可用袁、蒋、毛三公大名补入而重读之。自己再“臣光日”一下,就知道了。  
  原文如下:在×××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人身自由毫无保障。在北京,有权逮捕人的机关有十余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军政执法处、京师警察厅和北京警备司令部。侦探密布,军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杀头的惨祸。在“二次革命”期间,×××更是百倍千倍的凶狠,对反对者恣意杀戮,整个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无天日。议员伍汉持、徐秀钧,工党领袖徐企文皆被处以极刑。一般人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见上引《袁世凯全传》,页三三六~三三七) 这一段极其精彩动人的有关独裁者“次文化”的描述,对袁似稍嫌过分——非袁较蒋、毛仁慈也。是他的老特务东厂、锦衣卫、血滴子那一套,不够现代化也(搞秘密警察也有其“转型”的过程)。  
  这一段对蒋,尤其是对毛,则颇嫌不足。盖蒋所搞的还是以德、义、俄、日为师那种老式的“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毛所搞的则是兼东西之长,已臻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oice)。这一老套路,我国自文武周公时代即已有之,所谓“使民战傈”也。至始皇帝搞焚书、坑儒,偶语弃市。而登峰造极。其后汉唐酷吏亦间有发明。  
  ——毛公所搞的则是冶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于一炉的,时人(包括侯宜杰教授)所说的“封建法西斯统治”。  
  ——用这套后文革名词,袁世凯还不大够资格。  
  我们中国入学习西方“共和政体”何以走上这条绝路呢?小可曲不离口,讲了三十多年的“转型论(病)”,和黑格尔、马克思师徒的“辩证法”,均可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司马光的“臣光曰的历史哲学”也可解释一部分——从行为科学的观点,回看司马光的“才德论”,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也;毕竟是中国人说中国事嘛!至于辩证逻辑那一套,原是从纯白种文明的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套上东方文明,就死角太多了;“西方”的人权论,也跳不开这个框框—— 有暇当以历史史实印证之,以就教于高明。历史哲学若不以历史事实加以说明,就是“空谈”了。  
  要做伪君子,莫做真小人  
  再具体的回溯一下。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转来转去没个出路。到头来大家都要搞“寡头政治”,搞个人独裁。此非袁、蒋、毛三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也。睹此,我们就可想象出问题之严重,不是司马光的单纯“才德论”所可规范了。  
  寡头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事实上,在孙、袁、蒋、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后志愿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而在此项追求之中,反以袁为最“低调”( low profile)。他口口声声只想做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洪宪皇帝,那就于愿已足了。洪宪者, 洪(宏)扬宪法也。  
  可是毛泽东的干法,岂是洪宪而已哉?他造宪毁宪。把个依宪法产生的国家元首(刘少奇)杀掉不算;再把个依“党宪”产生的接班党魁(林彪)也赶尽杀绝。最后还要把个泼辣荒淫的老婆(江青)培植成“秦二世”。这算啥名堂呢?  
  老蒋总统当年为争取革命,赶走汪精卫,关起胡汉民。把个监察委员派作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后为培养经国二世,把康泽变成共俘,又驱除CC(陈立夫),气死黄埔头头(陈诚)。最后还搞个“于右任”(余又任谐音)、“吴三连”(吾三连谐音)…… 君主而不立宪——不也是个皇帝?!  
  纵使是我们的孙老国父,他也不是要党员“按指模”,“盲从”党魁。国父老人家“革命尚未成功”。他老人家如果革命及身成功,他不是个孙列宁才怪呢?!——做了列宁,那就不止是皇帝了;而是太祖高皇帝了。老实说,中山先生是有主义、有政治德行的政治家也。但是形势比人强。在那时代的形势之下(所谓“时势”),他也只好做太祖高皇帝。  
  中山如系迫于时势,蒋、毛又何独不然?蒋、毛如为时势所造之英雄,袁世凯又何独不然呢,只是我们中国人搞政治最重“名、器”。  
  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蒋、毛二公虽都有做皇帝之实,而二人不敢蹈袁皇帝之覆辙,力避做皇帝之名。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  
  可是一个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主席”、“总统”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social ethics)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 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圈内,做“伪君子”无伤也。您千万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为在政治圈内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伪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 狐鼠成群,尔虞我诈。兵来将挡,水至火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伪君子有啥稀罕?为啥要大惊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性,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  
  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 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国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伪君子。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 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叹矣。读者如有兴趣,笔者如有时间,当续论之。  
  今值中华民国现任大总统正在“打拚”时间,我们第一任大总统的故事,对现任的政策与行为,有无直接意义呢?  
  曰:其契机仍在“伪君子”与“真小人”之间也。忆数载之前,愚有“黄石公园”之游,曾亲闻黄信介君的谠论曰; “反攻大陆”,说得做不得。  
  “台湾独立”,做得说不得。  
  说而不做者,伪君子也。做而不说者,真小人也。前车可鉴!为国为民;为历史,为真理:为爱护历史人物;为两千一百万台胞的福祉,吾深愿当届大总统(不是最后一任大总统),尽量做伪君子。千万莫做真小人也。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三期         第二章 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      第二章 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元首中算是短命的,他只活了五十七岁。生于清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卒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比康有为小一岁;比孙中山大七岁。  
  袁的寿命虽短,而影响甚大,并且一生事业,阶段分明。他在二十二岁以前。和洪秀全、胡传(胡适的父亲)、康有为少年时期一样,科场失意;屡考不中,可说是个落泊少年。可是在二十二岁投军之后,正值朝鲜多事。翌年他跟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援韩,迅即脱颖而出。年未三十,他已变成清廷派驻朝鲜的最高负责官吏。甲午战争爆发,袁氏潜返天津,幸免于倭人之追杀。甲午战后,袁因有“知兵”之誉,被李鸿章荐往小站练兵,竟练出一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新建陆军”。他这支七千人的小小武装,在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帝后之争中,被帝党的维新派看中,想利用以翦除后党,被袁暗拒。因此“变法”失败,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袁亦以背弃维新派,而背了破坏变法的恶名。  
  庚子(一九零零)拳乱突起。袁于前一年底奉诏率其小站新军去济南,继满人毓贤为山东巡抚。毓贤为组训拳民来“扶清灭洋”的始作俑者。不容于洋人;改调山西。袁继任后乃一反毓贤之所为,对拳民大肆镇压。义和团运动乃自山东移入直隶(今河北省),竟为西太后及青年皇族亲贵所接纳,终于惹出了“八国联军”之大祸。在这场国难之中,袁世凯也是毁多于誉的关键人物。被现代史学家所诟病,至今未能平反。  
  八国联军之后,李鸿章积劳病死,力荐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事实上便是当时大清帝国的宰相。此时袁氏四十二岁,正值壮年。而大乱之后,百废待举。西太后以老病残年之身,吃一堑长一智,亦自觉朝政有改制变法之必要。袁氏在太后信任之下, 更成为清末新政的重心所在。——无奈世凯在戊戌时为帝党新派嫉恨太深,时遭掣肘。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光绪帝与西后于一周之内先后死亡。溥仪即位,光绪胞弟摄政王载澧监国,对袁世凯乃力图报复,欲置之死地。世凯虽幸免于难,然旋即奉旨开缺回籍,做了“离休高干”。可是朝中也就继起无人了。  
  这时袁氏五十岁,精力犹旺,而久掌军政大权,羽翼已丰。虽被迫退休回籍,然固中一有变乱,彼势必卷土重来,时人皆可预测也。果然袁氏“退休”未及三年,武昌城内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起来,颛顶的满族亲贵应付不了;这位“洹上钓叟”, 收起了钓竿,重握枪杆,就再掌政权了。  
  ——这便是“辛亥革命”前,那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学历和经历的大略。  
  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一身成败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我们看“辛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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