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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节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6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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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问、有为有守的“古文学”大学者如马融、郑玄等所办的私立大学。反变成清望所归、全国风从、一枝独秀的学术重心和民主人士了。日月推移,他们终于垄断了“汉学”的名称。后世之人搞古典研究之所谓“汉学”、“宋学”者,前项实专指东汉的马融、郑玄、服虔、贾逵、许慎之学也。两汉官方所坚持的“今文学”不与焉。因此在学术界不知轻重而硬要搞党的坚持者,读我书,其三思之。古史未始不可为今用也。  
  “先师”和“素王”  
  我国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头来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风。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时的;搞学术的成就则是永恒的。东汉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学术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结”的都只是一些不学有术之士。  
  古文经学既被赶出了政治田,和利禄绝了缘,三百余年的演变,终于使它变成一项“纯学术”的研究。白头穷经的老学究们,一个接一个“穷”下去,乃开创了我国古典学术里的注疏笺证、训诂考据的主流学问来。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这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和“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之,后来都网罗到“古文家”的队伍里去。  
  而清初的“朴学家”,干嘉的“汉学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传了。他们自己实事求是,一丝不苟。酸则有之,马虎则绝不许也。他们自己如此,从而认定他们的开山老师,那位删诗书、定礼乐的圣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古文家”的学派里,孔子就被尊奉为纯学者的“先师”了。  
  今文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搞“党的领导”、“一言堂”、“罢黜百家”起家的。凡事要“政治挂帅”、“学术是要为政治服务的”。然则搞政治又所为何来呢?曰:搞政治是维持“党的领导”、“以党治国”、“为人民服务”,“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去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阶段,国父曰:“军政”、“训政”、“宪政”是也。其实所有主张搞集权政治的语言,都是大同小异的。今文家搞治国、平天下(那时的“天下”就是中国本部)也有三大阶段,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写历史,都不应该是“为学问而学问”。它们应该是“有所为而为之”。因此什么“训诂辞章、考据注疏”,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些“数百年无用之学”(康有为语)。毛主席不也说过吗,“这是个原则的问题”;“这是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见《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以治经书、让历史、搞文艺重在明了“义理”。义理既明,写历史就应该“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至于历史事实,纵写它个“七真三假”(四人帮的教条),又何伤哉?孔子不也说过:“大人者言下必信,惟义所在”吗?  
  今文家们本身既有此意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师爷孔子,也就是这样的救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下是搞“纯学术”的“先师”了。在今文家的认知中,孔子不只是“删”诗书、“定”五经的大编辑。“六经”(》《书、》《礼》、他老人家是六经的作者。《易、》《诗、  
  《乐》、《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选集”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孔子是要根据这套蓝图去变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纲解纽”了的东周衰世。但是他的孙子不是说他的爷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中庸》)?他自己不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见《论语·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袭”的吗?“和平演变”的嘛!什么鸟变法改制呢?今文大师说: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谈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时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伪“托”“古”圣先王,来“改”变“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时者也”。我们怎能以“伪托”小节,来拘泥局限伟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认为孔子不是搞“无用之学”的迂夫子和“先师”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国救民,终日栖栖遑遑搞行动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说的,他是一位“素王”!“无冕之王”(新闻记者)!  
  “我们安徽”的“干嘉之学”  
  可是这种只注重哲学的“义理”,而藐视史学“真伪”的“今文学”,两汉以后就失势了,因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际,以诗文为时尚,经学浸衰。今文学就尤其显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学本身的学术性,还是有其客观的价值。宋明之际它那重义理、薄史实的精神内涵。又被宋儒承袭了。只是两宋的“道学”是受印度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学先生”们,特别推崇《大学》、《中庸》(《礼记》中的两个短篇),注重在个体的“修身养性”和“明心见性”。对“今文家”的“尊素王、张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们对孔子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古文家”、“至圣先师”的主张呢!明代的王(阳明)学虽继陆(九渊)而非宋(熹),然在中国哲学大宗派上说,程朱、陆王基本上是属于“理学”这个大范畴的。  
  时代发展至清初,由于异族入主,文纲孳严,清初诸儒,再也不敢乱碰什么华夷之别、君臣之分的义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无斯盛,历朝“诸夏之君”却远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们对满族的统治也颇能相安。继续搞其《明夷待访录》(清初明遗老黄宗羲所著)一类的学问,冒砍头之险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诸儒乃摒弃“理学”,而一头栽入故纸堆,大搞其“汉学”(他们叫做“朴学”)。此风至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之间而大盛,人才辈出,学风鼎盛。迨婺源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和休宁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同领风骚之时,盛极一时的“干嘉之学”,简直就变成“我们安徽”(胡适口头语)的“徽学”了。受了老乡戴震的绝大影响,那位“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青年古文家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五四时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师也因此在三〇年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当今执社会主义经济学牛耳的千家驹教授对他的评语。最主要便是胡适钻入古文家的字纸篓。做了“新思想”(也是现代的今文家吧)“选将”的缘故。  
  在四、五〇年代那个改朝换代的时代里,亿万人民为之家破人亡。青年华裔自相残杀,血流成河。部分知青,或悲或喜。大部分知青则不知何择何从。他们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丢得干净,而在有关国族存亡的“新思想”里,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时却发现他们所仰望的“启蒙大师”,搞新思想义理的一世祖,却在大钻其《水经注》。而他老人家对“民主法治和人权自由”等等的理解,与其说是“科学的认知”,倒不如说是“宗教的信仰”。——《水经注》何物哉?“数百年无用之学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这种心情也帮助我们理解到,梁启超何以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康有为的信徒。它也帮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国故学中的“今文经学”,在僵死二千年之后,在清末忽然又复活起来?何以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始终搞不出个气候来?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能颠倒青年,左右国政!  
  现代今文学的宗师  
  在清末今文经学之复振,实始于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八)、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和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诸大家。龚、魏都曾亲历鸦片战争之痛。定庵(自珍字)强调“自古及今、法无不改”。魏源则认为“知”出于“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学理.都是康有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学”的。他由理学,转治《公羊》,则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的直接影响;而廖平又是曾国藩幕僚湘潭王丰运(一八三三~一九一六)的学生。廖氏无行,学凡六变。但是他的〈知圣〉、〈辟刘〉诸篇,则是康有为的两大理论著作之所本。梁启超说:“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  
  (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  
  本来嘛!任何学说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相袭相承,前后思想家,慢慢地发展出来的。有为思想的来源虽出自廖平,但是他学问比廖大;悟解力也超过廖平,甚至龚、魏诸氏。其影响力亦远大于上近诸子。因此我们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现代今文学的宗师,那就非南海莫属了。  
  ——这是康有为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长”于“素”王,“超回”“驾孟”  
  今文经学既然是指导康有为搞维新变法的意蒂牢结,因此我们在列举有为变法的实际行动之前,最好把为幼稚西学所渗透的康氏今文学的要义,再约略提纲挈领一下。梁启超说得好:“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语见《康有为传》,载《饮冰室文集》)真的,我们如不把“开宗明义”的“戊戌变法”的“意蒂牢结”先搞明白,以后接着而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俄容共”、“法西斯运动”、“解放运动”、“反右大跃进”、“文革”乃至今日的“开放与民运”,都不容易说清楚。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条三峡里,只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阶段罢了。——我们要把三峡看成一个整体的地理单位。各阶段的连锁反应,(让我套一句时髦名词)也就是一种分不开的“辩证发展”而已。  
  康氏今文经的第一要义盖为他自吹的为往圣继绝学。康氏认为东方文明的正统是儒教;儒教的正统是今文学,而今文学自东汉以后,二千年来都为“伪经”所篡夺。所幸天不亡中国,如今又出了个康圣人来恢复圣教真义,来以夷制夷。康氏对他这种继绝学的自信心,已发展到入魔的程度。在万木草堂时代,有为竟自号“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也。孔圣人哪能比得上“康圣人”呢?康有为不但自封为今日的亲王,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试列如后:  
  陈子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卓。启超超过子贡也。  
  麦孟华号“驾孟”——骑在孟子头土也。  
  曹泰号“越伋”——孔伋(子思)何能与曹某相比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这个康门五哲之名(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圣人自己取的,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见了。所以梁启超说康“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见同上)  
  “最高领导”都是独夫  
  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在位”,中了头奖,当了个“总统”、“主席”、“大元帅”、“最高领导”等等,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齑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诏。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文说“天下为公”;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这些话其实也都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隽语名言。最近才去世,有“中国脊梁”之誉的梁漱溟先生,便是一位标准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儒生。不幸他这“舍我其谁”的脊梁,却碰到一个“唯我独尊”的脑袋,所以漱老就被骂得名满天下了。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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