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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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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阀阅之家和他们的宗亲至戚了。但是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诉。这样反应到朝廷里去,就变成翁李不和的私人情结了!翁师傅对李宰相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所以近百年来,日寇之谋我,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在我们抗日阵营里,便不那么单纯了。对最上层的领袖们来说,“抗日”往往变成个政治皮球,让他们踢来踢去。  
  今日青壮年读者们哪知其详?然吾辈老头过来人,回首当年,固知除我辈当时青少年的学生和军人,喊口号出诸肺腑之外,有几个官僚政客党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后来坐了五十年大牢的张少帅」,有几个喊抗日口号,不是为着“倒蒋”(或捣蒋)?——出难题让老蒋过下去昵!“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陈布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蒋,让大家都出口气再说。  
  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来背其黑锅了——打败仗,反正是老李一个人的责任!  
  何以造成了这种局面?除掉民族劣根性之外,便是转型期的末世社会,没个规矩绳墨之可言。再说下去,那便是老李老蒋也不是好东西。他们纵横捭阖、抓权揽位;享荣华、受富贵;扶植死党、包办朝政……得罪了“天下英雄”!在这方面,那位和稀泥的周宰相,就比李蒋二人的人缘好得太多了。周氏之死,曾引得天下英雄、英雌,一掬同情之泪。冰心女士誉周为“二十世纪第一完人”,固嫌过分;我的一些朋友们,骂周有“妾妇之行”,也是太偏了点。周公逝世时,笔者亦曾有诗悼之曰:“岂忧邦国成孤愤?究为黔黎辱此身!”受胯下之辱,作妾妇之行,为的是保护千百位无辜人士的身家性命,为的是仰首哀嚎、嗷嗷待救的亿万生灵,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血肉之躯,舍身而饲虎,固亦大丈夫之行也。子曰:“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则史家臧否时贤,不能只搞小我的“孤评”。我们对那“自有是非”的社会“公论”(publicopinion),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脱稿于台北南港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三期         第三章 为黄海血战平反      第三章 为黄海血战平反  
  为着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在刘绍唐兄的嘱咐之下,笔者已东扯西拉的写了好几万言,至今还一枪未响,那还成什么战争呢?事实上这问题正在此。  
  什么叫做战争呢,西人有言曰:“战争”者,“政治”之延续也。不知“战”前的“政治”,空谈“政”后的“战争”,小儿科也。《汉书》上说:“曲突(烟囱——日本人至今还把烟囱叫烟突子)徙薪者无闻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人家说他家的烟囱太直,要失火,应把柴木移开,他不听。等到真失火了,那些焦头烂颉的救火队员,反倒大吃大喝。  
  我国的战略家,也强调“庙谟”;强调“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诸葛孔明在“羽扇纶巾谈笑间”,大江之上已“樯橹灰飞烟灭”。关张赵马黄跑断了腿,终不若大战略家,扁舟之上,轻挥羽扇也。——隆中一对、天下三分,岂偶然哉?!  
  甲午打败了,那位责任最大的“李二先生”,被御史们骂成“汉奸”。朝廷也把他摘掉“三眼花翎”,剥掉“黄马褂”,留党察看。  
  朝中无人了。西太后不得己,又把小叔子恭王奕欣找出来,收拾烂摊子。不久,恭王也病死了。奕欣弥留时,太后着人去问“何可继者”,曾提到光绪的老师翁同和。恭王摇摇头说:罄南山之竹,难书此大错。他责怪翁同和不该主战。——不可战而战,一战而败,八强之一的纸老虎被拆穿,列强就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spheresofinfluence);接着就要“瓜分中国”(cuttingtheChinesemelon)了。  
  最近老同班黄彰健院士与笔者咖啡叙旧,提到“甲午之战”,彰健也喟然叹曰:甲午之败,影响太大了。大清帝国就垮在这一战。黄公是当今搞甲午下一“阶段”历史“戊戌变法”的权威。从“戊戌”(一八九八)回看“甲午”(一八九四),则这一战是败得太惨了。它也是大清帝国最后崩溃的关键所在。  
  炮上晒裤,太监阅军  
  这一战,当然李翁二公皆责无旁贷。不过,他二人究竟只是两个个体人物。英雄未始不可造时势。但在那个排山倒海、文化转型的客观潮流中,少数个体英雄,究不能使“历史三峡”改道!  
  关于历史三峡的具体情况,“身在此山中”的峡中舵手、梢公不知也。但是百余年后的历史家,乘着小飞机,于巫山十二峰之上,飞来飞去,俯瞰江流山势,就一目了然了。——笔者前些年游美西“大峡谷”(GrandCanyon),乘了一架小飞机,穿峡而行,即有此切身经验。我国的三峡,至今还没穿峡飞行的设备。笔者亦尝乘轮而过。在船上摇头四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仰看神女,坐井观天;哪知历史三峡的全貌,是个什么样子呢?  
  笔者不学,尝一再强调我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便是洋务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甚至也可牵强地叫做“四化阶段”,而在这一阶段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便是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二)。李鸿章搞“四化”最大的表现和成绩,便是他的宝贝“北洋舰队”——从无到有,老李在二十年中把古老落后的中国,在军事科技上提高到世界“八强之一”。成绩不差呢!四十年前我的老学长窦宗一(仪)教授,开始撰《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联一九六八年出版),我就随他学习,巨细靡遗,兴趣盎然。自此此书便成我的“三上读品”(枕上、厕上、车上)。三十年来把宗一赠书翻成一团纸球,读犹未辍。  
  近年我母省安徽且设有专门机构研究李鸿章,并正编撰出版“全集”。余亦忝为“顾问”,尾随学习,并拜读不少前所未见之秘籍。年来复蒙中国驻联合国(现驻美)大使李道豫伉俪(瀚章的玄孙)不时召宴,浸成好友。——这位头戴三眼花翎、头品顶戴的现任钦差大臣,在今日国际坫坛,以立场开明,颇享盛誉,大有文忠遗风!所以,李鸿章对我们搞中国近代史的人,还不算太遥远,其影响,犹一触可得。但是,李鸿章毕竟是个悲剧人物。在他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积劳而死之时,可说一生事业全付东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不幸生为这个“第一阶段”的“总设计师”。在这个阶段性极重的历史发展上,第一阶段是不可能“成功”的。  
  俗语说:“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在那个病愈害愈重的“病头”期问,你当医生不能“着手成春”,你就“倒霉”了。当那位病人已日渐痊愈,在这“病尾”期间,你一碗药下,他立刻下床跑步,那你就是华佗了。  
  医人医国,李鸿章便是倒霉的前者;邓小平则是“走运”的后者——但希望小平医师有此鸿运也。  
  因此,李鸿章主持这个专搞科技的“第一阶段”,而缺少个即将到来的“第二阶段”的“政改”(“五化”吧)相配合,科技是必然没有出路的。——一叶知秋,那个有名的“炮上晒裤”的小故事,就可说明老李搞四化的极限。故事是这样的: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一时军容之盛,国际侧目。其后汝昌率六舰管带刘步蟾等在驻日公使李经方陪同之下,晋谒日皇,备受礼遇。剑履鲜明,威仪棣棣,岂在话下。那时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和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就显得灰溜溜了。东乡原为刘步瞻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下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竞在炮上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  
  其实东乡所见还是皮毛呢!八郎有所不知,中国海军于一八八六年第一次在黄海之上“大操”时,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奕譞和李鸿章之间,最重要的检阅官竟是太监李莲英!海军是当时大清帝国最新的护国武装,中华现代化的灵魂,而其最主要的检阅官,竟是一位上无胡须,下无生殖器官的刑余宦宦,也就下太成话了。  
  能把个无知腐烂的太监放在海军检阅台上作检阅官,那么在主力舰大炮上晾几条裤子,也就微不足道了。  
  总之,长话短说。建立现代海军,参加列强的军备竞赛,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只搞科技现代化,而我们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等,基本上还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态,要科技先生独挑大梁来救国救民,是救不起来的。中山曰:“破坏难于建设,”但是不破不立。我们不把中世纪落后的遗传从身上甩掉,现代化的衣履是穿下上去的。老实说,日本人之胜于我者,便是他们善于模仿,把中世纪的东方习俗彻底丢掉,全盘西化,所以西方科技对他们也就一拍即入口了。  
  “大炮上晒裤子”是个笑柄吗?君不见时至今日,我们的唐人街、中国城、华埠,哪一个下属于各该都市中最脏最乱的(可不是最穷的)ghettoarea呢?!今日仍然如此,何况当年。只是西人暗笑,我们自己不笑就是了。  
  其实裤子只是一件形而下的小东西,至于形而上的落后遗传就说不尽了。我国海军当年便被“省籍情结”这个“区域主义”的魔鬼牢牢缠住而不能自拔。前文已言之,当年海军将校几乎是清一色的福佬。那位“浮游于诸闽之上”的总司令安徽佬丁汝昌,有时就号令不行,一筹莫展。那位饮誉至今不衰的邓大人邓世昌,即是个浮游于诸闽之中的老广。他的英勇殉国的悲剧(见下节),据说与畛域观念也有直接关系。畛域观念是中世纪中国享有专利的坏传统。它的幽灵至今不灭,今后还有大祸好闯呢!朋友,这也就是我国甲午战败之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啊!  
  筹韩三策  
  即当日本正处心积虑侵韩,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中国总理衙门当轴曾有解决高丽的筹韩三策的构想。第一,他们曾提出“郡县化”的方案。企图把三韩属国改成中国郡县;把李氏韩王内迁。仿孔子子孙旧例(如今日的孔德成),设立“衍圣公”一类的机构,优待韩王,世袭罔替。此一设计,在满清康雍干盛世,或不难实行。然值满清衰世,列强环伺,那就是梦想了。  
  第二,干脆把三韩全部开放,造成列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之局。庶几利用国际势力平衡,保持韩国独立,以防制日俄等帝国主义一强之独吞。此策未始不可执行,然清室颟顸而自大,亦不能斩金截铁,加以实施;而韩廷孱弱亦下具备独立条件。宗邦一旦撒手,日本会立即取而代之。  
  第三,任其局势自然发展,相机行事。此为下策。然清廷无能,只得听任此下策之自然发展矣。  
  迨韩局日坏。一八九四年夏六月,清廷应韩王之请,始派总兵聂士成,续派提督叶志超率兵干五百名援韩,肋平东学党之乱。日本得讯随即否认韩国为大清属国,并同时出兵八千人赴仁川,以清军为目标,虎视眈眈。  
  ——自此,日政府便不听清方及任何第三国之调处,自组其大本营,成立战时体制,不断对韩增兵至三万有奇。借口“改革韩政”,实则志在驱除清方势力,终结清日宗藩关系而兼并朝鲜。  
  面对日方此一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朝野哗然,庙谟清议几乎一致主战。是年七月中旬,率千余清军孤悬牙山的守将叶志超,亦急电鸿章以“大举进兵为上策。派舰撤兵为中策。守此不动为下策”(见《年(日)谱》页二六一,引李文忠公电稿)。然鸿章自知其陆海军之无能,始终欲以“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牵制日本,乃转电总理衙门建议接受叶电之“中策”。李氏此电对当时激烈之主战派简直是火上加油。“汉奸李二先生”顿时变成众矢之的。而在此全国主战声中,则以生长深宫,只能听近臣之言,作宸纲独断的二十三岁小皇帝光绪,尤为激烈。  
  ——他的主战情绪,其后竟发展到“赐翁同和、李鸿藻、恭亲王‘尚方(宝)剑’,命对言和者先斩后奏”的坚决程度(见同上,页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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