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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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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型”和帝国主义的关系  
  但是我们社会这个“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  
  那样我们就得搜搜那些压迫我们转型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老根。笔者不学,不想效颦先贤再写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只是数十年来在多民族的大学课室里所说的话,而为各民族青年所能欣然接受者,再以汉语简述之,以就教于海内贤达耳。  
  原来也以部落生活为基础的古代白人社会,最初在罗马共和,尤其是与我们东汉同时的罗马帝国的幅员之下,也有逐渐统一的趋势。不幸罗马帝国本身就始终没有摆脱部落的传统。西罗马帝国便是内亡于藩镇跋扈;外亡于蛮族入侵。西罗马既亡,西欧为蛮族(今英法德义人之祖宗)所盘踞,而此诸多蛮族虽终为天主教廷所统一,在精神生活上渐渐趋向于“行同伦”,但在政治组织上却四分五裂。直至九世纪以后,这些原始部落始逐渐进入略同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封建制。由封建时代他们也很快的进入一个相互兼并的战国时代。由于国际间的激烈竞争、生产力之不断增长,和中小城市之迅速出现,他们在战国末期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现象,这在西洋史上便叫做“文艺复兴”(一三〇〇~一六〇〇)了。  
  凡此种种,中古的欧洲和先秦的中国,在社会发展的程序上,都有其维妙维肖的相似之处;只是西欧较东亚要晚了一千五百余年就是了。  
  可是在“封建后”(post…feudalism)的发展中,东西双方就完全南辕北辙了。在东方,我们形成了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大帝国。在这个模式里我们迂回了两千余年,未能突破,已如上述。在封建后的欧洲则出现了无数个“民族国家”——燕赵韩魏齐楚秦平等竞争的局面,而他们的民族王国之间,却始终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来削平群雄、统一欧洲。  
  就在这诸多民族国家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的航海技术也有了迅速的突破,使达伽马于一四九八年绕过了好望角直航印度,打开对东南亚的通路。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也发现了美洲。不旋踵之间,原先那些不见经传的欧洲海盗小国,一个个都变成向海外无限殖民、无限掠夺的大殖民帝国,吸血吮髓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亚非拉的无限财宝,无限的良田沃壤,迅速的养肥了欧洲,刺激了生产,引起了工业革命,壮大了城市,也培养了迅速成长的城市中产阶级。它对上要架空王室、排斥教会、夺取政权、解放思想、争取自由。对中层的自己伙件,则要搞民主法治、公平竞争、按理出牌。对下层工农,则恩威兼施、禁止造反。……迅速地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模式,便在西欧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也就随之而来。以此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宇宙观,也就囊括了世界。凡与这一宇宙观抵触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蛮”(barbarian),就是“异端”(heresy或paganism)。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这个地球就是“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expansionism)的天下了。  
  也就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鸦片毒贩所冲开。那宗老弱无力而昏聩自大的“汉族中心主义”,就和来势汹汹而新兴的“欧洲中心主义”短兵相接了。  
  向“欧洲中心主义”逐步让位  
  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经接触,我们那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断让位史。  
  ——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现代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  
  有许多现代史家,为顾全我民族的尊严(其实只是面子),乃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其实“五四”以前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与西化运动本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西化”就是“现代化”啊!  
  在这历时八十年的“西化”过程中,我们首先向西方让位的是以“船炮”开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之谓也。在这项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最起劲,工作最有成绩,失败也最惨的,要算是李鸿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军”了。  
  可是纵在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务、有学识、有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看出科技现代化而没有政治现代化相配合是徒劳无功的。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做事谨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虽早已看出“西艺(科技)非要、西政为要”,他却不愿挺身而出,大力谋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张小二十一岁的康有为远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顾一切,直接向皇帝写信,呼吁变法改制了。  
  早年的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虽然也是个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经看出旧瓶不能装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推翻满清专制,彻头彻尾,重新来过。  
  在清末这三位政改专家是一个比一个激烈的;一个比一个彻底的。也可说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让步,愈让愈多。到孙中山名下,简直就变成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彻底转型了。  
  但是他们三位先哲却拖著一条共同的尾巴——他们都不愿和这个古老的“汉族中心主义”一刀两断;而偏要婆婆妈妈地来个藕断丝连。  
  张之洞搞的是“中学为体”,不必谈了。康有为鼓吹的分明是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他却偏要搬出传统的“今文经学”作陪衬,以表示他所致力的“变法改制”,是“为往圣继绝学”,不是以夷变夏。  
  孙中山本是领导我们搞政治全盘西化的华盛顿,但是他老来也偏要自认是“承继文武周公的道统”。什么是文武周公的道统呢?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贵贱有别?士农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这样承继下去,哪还有什么“民国”呢?凡此并不是表示我们老一辈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彻底。天下并没有什么“彻底的思想家”;甚至没个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发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辈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我们“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对西方模式的让步还没有让到最后阶段。衰势文化对优势文化的让步,原是步步为营的,能不让就不让。它不被逼到山穷水尽、渣滓全销、无懈可击之时,它这个“对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儿。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弹的。  
  “对立”、“统一”和“阶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尔和恩格斯辩证法上的术语,一个“正”(统一,thesis)向一个“反”(对立面,antithesis)加压力,这个“反”只有到无懈可击之时,它才能发出有效的反弹,与“正”重行组合以产生一个“新的统一”(合,synthesis)来。  
  再举个最具体的例子。在清末提倡西学最为激进的思想家康有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有妻有妾在“汉族中心主义”和孔孟道统之中,都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在一个优势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挑战之下,这位新人物就是个行同禽兽的异端和蛮族了。孙中山后来便在这项西俗挑战之下让步到底。也只有让步到底,我们今日才能向爱滋横行的西方社会,在性道德和婚姻制度上,作出有效的反弹,而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  
  ——此是后话。  
  所以过去一百五十年我国的社会转型运动——不管你叫它“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它都显示出清晰的“阶段性”,它从科技改革开始,进步到政治体制的改制;再从君主立宪的构想,通过“辛亥革命”落实到议会政府的实习。每一阶段都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进步(也可说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作更多更大的让步)。当然也有表面上或大或小的逆流,使人感觉到“民国不如大清”。  
  不过这些十年一变的小阶段都是过渡性的。既然是遇渡性的,没有永恒或较长时期存在的属性,则每一阶段的发展就必然以失败结束。这也就说明了近一百五十年来,我国出了无数个“失败英雄”的基本原因。但是这种带有明显阶段性和进步性的失败,也正是成为引发和推动次一阶段发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推移。穷则变、变则通,终于推入其“最后阶段”,百川汇海,发展出一个百年,甚或千年不变的“定型”来。只有在那个“虽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后,中国文明才能恢复它已失去的“优势”;才能有效地向现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弹”,而推动全人类的历史进入其“超西方时代”(ThePostWesternEra)。  
  笔者作此妄语,是否是“国学大师”式的自豪自信,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之最哉?非也。只是我们东方社会这次“转型”己转了一百五十年。一百五十年的经验已替我们累积足够的数据(data)。就根据既有的数据,把“过去”看清楚,一个社会科学家不需有太多的“数学矩阵分析”(mathematicmatricalanalysis)的训练,也可据以推算“未来”,用不著像陈抟(?~九八九)、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那样去寻找超自然的象数了。  
  从全盘西化到如何西化  
  要言之,我国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现代化)过程里,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应该是个分水岭。五四之前我们的现代化运动的重点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被迫让位的问题。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我们这个“让位”过程已在文化上一让到底——是所谓“打倒孔家店”也;是所谓“全盘西化”也。所以五四之后,已经不是应否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西化和选择那样西化的问题了。“新文化运动”原是个“启蒙运动”,则继之而来的便是“启蒙后”的问题了。  
  “全盘西化”之初次提出是惊世骇俗、全国哗然的,但是它也是势如破竹,当者披靡。读者今日可能尚有不服的。但是阁下与我都不妨对镜自窥,你我除掉黑眼球、黄皮肤之外,我们上自网球帽,分装发;下及洋袜、皮鞋,我们身上还有哪一点没有“西化”?西化原是个生活方式。试问我们自早晨起床,刷牙漱口,上班上学,到晚上看电视、穿睡衣上床;除掉拿筷子吃饭之外,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还剩下几两?西化是个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心态和教育内涵。读者试思,我们从九年国教到四年大学,我们学了一身本领,有几项本领是来自传统国故?有几项不是来自西方?我们连中国语文的教学,都彻底西化了。  
  朋友,吾日三省吾身——我们的生活和思想,至今还有几项没有西化?呜呼哀哉,我们都早已“全盘西化”了。只是其来者渐,我们都不知不觉罢了——这种全盘西化的过程,只是五四以后的一代,才心服口服的啊!但是站在五四这个分水岭上,左手承先、右手启后来推动这项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我们就不能不公推胡适为首了。  
  胡适的两大“突破”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这一阶段中的贡献,盖可归纳之为两大“突破”:  
  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汉族中心主义”中所制造的瓶颈,而使“独崇儒术”恢复到先秦时代,群经与诸子平等的地位。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后,二千年来“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是一种文艺复古、文艺复原的文化运动。须知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原义就是文艺冲开中世纪教会所制造的枷锁,而复希腊罗马之古啊!不破不立。现代的欧洲文明之崛起,“文艺复兴”实在是第一炮。胡适所领导的“中国文艺复兴”(TheChineseRenaissance),高唱“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  
  第二,胡适更进而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要中国民族文化的领导地位干脆让给洋人,以夷变夏。这是一桩放开小我,提高理智,极其大胆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也是那原先发自十八世纪巴黎的欧洲启蒙运动之延续。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末期,科学知识大跃进的结果。在新兴的科学(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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