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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节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10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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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受西欧民族主义影响而崛起的“有色人种”当为日本、孙中山时代之中国、凯末尔时代之土耳其,以及甘地、尼赫鲁时代之印度。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原是一脉相承的,与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颇有相似之处。  
  我国史书上以迷信煽动农民暴动的事件,累见下鲜。黄巾、白蓬教皆其著者,但是西洋史上之宗教战争在中国史上则绝无仅有,有之,洪、杨所领导的“拜上帝会”,则为唯一的一宗。洪、杨于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滥觞之时,搞反民族主义的暴动,不识时务,不谙国情,终被扑灭。今日卫道最力的钱穆教授便一再指出:曾、左、李、胡之对洪、杨,非忠于异族也,保卫华夏之“道统”也。见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一九四八年版)页六三四。  
  洪、杨极盛时,拥众数十万,占地七、八省,典章文物、文武百官齐备,俨然一朝廷也,而孙中山先生在辛亥前所领导的所谓十次起义,用当前的术语来说,只可说是一种“恐怖主义”,和今日一些阿拉伯团体所搞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小异。就以他和杨衢云共同领导的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为例,他的原计划只是以二、三十人攻督署,二三十人攻“旗界”,“ 任务已完成的队伍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等等。(参见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由前革命史》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二六)。孙公何以要搞这希望甚微而牺牲至大的恐怖主义呢?那就是因为他坚信,革命党只要有个立足点,则全国便会闻风响应(参见孙文于一九零七年致南洋同志筹款信函,《国父全书》页四零一及以后诸篇)。后来果然民军一占武昌,而各省响应矣,斯“天父天兄”所不能也。  
  参考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册,或司马光原著卷一。忆三零年代之初,笔者读中学时,曾闻一国文老师谈北伐故事。他说北伐军有政治部在街头贴标语,军阀孙传芳在南京仿行之。渠时为大学生,回忆说:“一看孙传芳的标语,就知道孙某非垮不可。”十余年后,笔者竟然也做了中学文史教员,想不到竟发生相同感触。甚矣,口号之力也。  
  辛亥革命前之“驱除鞑虏”口号,虽甚有力,却极不公平,叶赫那拉氏,事实上为汉文化中之女主也,与鞑虏何干,载湉(光绪)、溥义(宣统),汉文化皇朝之末代帝王也,也不可以异族视之。所以这一口号,辛亥一过即烟消云散。汉民族毫无歧视满族之遗恨。然此一口号有革命功勋,亦列宁所谓“煽动”与“宣传”有别也。  
  辛亥之前,原有“共和”与“君宪”之争。辛亥之后。纵原保皇党如康、梁亦不再言君宪。共和迨为国人公认之定制。“洪宪六君子”只是不识时务之书生。  
  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四章。梁原为保皇党之主将,然戊戌之后,亦倡共和。其终与孙文仳离者,个人因素远甚于政治信仰也。  
  孙日新、杨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合作,即已采“美国模式”。二人相争之伯理玺天德一职位,即为美国名词,参见注。一九零四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时。美国三权分立之形式及精神均至显明。孙任行政曰“总理”,即伯理玺天德或总经理也。邓家彦任司法曰“判事长”,汪兆铭任立法曰“议长”,即是仿美国模式。见《革命文献》(台北,党史会编,一九五八)第二辑页二~一零。吴相湘教授也认为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入盟书所谓“创立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利坚合众国作典范。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一六。  
  “国民运动”或译为“人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为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资本主义疯狂发展时期,备受损害之农工大众之自卫运动。其指导思想始于亨利·乔治。乔治出身于工农阶级,未受很多正式教育,凭一己之观察与经验,著《进步与贫困》一书(一八七九),提出土地法、单税法等近乎社会主义的构想,一时风靡。一八九二年乃有工农组织之“人民党”(People’s Party)出现,俨然当时美国之第三大党。影响于后来美国之政治改革甚巨。至十九世纪末,由于另二大党亦并采工农政策。加以经济发展,贫困减少。人民党乃因党员渐次为两大党吸收而式微,终至消灭。论者因谓美国之社会主义盛于十九世纪之末季至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改良之后,社会主义已成过时货矣。  
  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思想,最先显然是受亨利·乔治之影响。目的是对付都市经济急速发展的“炒地皮”商人。中山目击在五口通商后,上海地价涨出万倍(见《国父全集》,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第一册页一四零),而伦敦尤过之。笔者按:今日台北、香港、新加坡及北美洲大都市之华裔富商多半为地产商,据美国新闻界统计,今日华人富商拥资在美金一千万以上者,香港一地即达两千五百人之多,亦泰半为地产商。孙逸仙——青年华侨也,遍游海外,为救国筹款,往往贫无立锥,当身为同盟会总理之时,犹不得不在华侨餐馆打工,以图一饱,而接触之富商巨贾则洋钱乱滚,此触目惊心之现象,使孙氏深服亨利·乔治之言,而有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土地国有、“外国有种单税法,最为可采”等等之言论。(见民国元年六月在广东之讲演,《国父全集》页四九一~四九二);“民生主义”之精义亦见乎此。晚年搞“工农政策”、“土地政策”,遂专注于农民的“耕者有其田”,成为后来中共土改之张本。中山早年之说,与晚年所行,重点显有不同,他非经济学家,更非经济史家,其所倡导的土改政策,具有高度的革命煽动性,而非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办法。  
  见《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第二辑页一四;何香凝著《我的回忆》,载《回忆与怀念》(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页八。  
  梁启超便认为,土地国有政策将使“游荡无赖子将利用军兴机会,尽夺富人财产”,而使天下大乱。见张朋园前书页二四四,引《新民业报》第七十五号。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事实上是“共进会”发动的。而共进会则是由松懈的原同盟会会员(多为华中各省人)分裂出来的。活动分子多为当时华中一带革命运动的成员和骨干。他们对“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都无异议。惟对“平均地权”这一条无认识,亦无信念。所以共进会于一九零七年在东京成立时,把同盟会誓辞中“平均地权”的顺口溜改为“平均人权”。但是平均人权究是什么意思,大家就各就所好了。关于共进会中之争议,诸家报道甚夥,参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六六八~六八一。  
  关于同盟会时期之美国倾向,见注。至于民初之中国政治制度,除直接民选之外,几乎全部抄袭美国之三权分立制,参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上海,商务,一九三九)第一章。此地笔者是从学理方面立论的。  
  胡适先生生前一再对我说,民国初年的政府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模式,那时的参、议两院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中国失去这一机会,至为可惜云云。  
  民初政党政治之糟乱,论者多矣,参见李剑农著《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海,商务, 一九四七)第十章。  
  早期史家、报人、小说家之作,如上引李剑农和谷钟秀(《中华民田开国史》,上海, 一九一四)等甚多。知名作家之外,笔者亦尝对“国民党”内之反孙议员所形成的“政学系”一派加以分析。载上引《海外论坛》第二卷七、八、九三期,一九六一年八、九月。  
  美国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和中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之后,双方理论家都在摸索个新制度。二者之别是前者纯从制度本身出发,后者则参以以人改制,对人不对事。如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即其一例。钱端升氏论之弥详,见上引钱书第一章,及谷书三、四两篇。其症结则在于所谓议员,只是一群政客官僚,社会上并无所谓“选民”也。这种政客集团为中国传统之产品。与现代的“资产阶级”也拉不上关系。  
  见注。  
  民初之《临时约法》是针对制袁而拟订者。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任内,袁尚无废约法之迹象。迨内阁迭经更换。宋教仁乃公开要求组织“纯粹的政党内阁”以制袁,然而并未言明“政党”有何选民基础。如此,所谓“责任内阁”只是一群小寡头政客之联合,以挟制大寡头,其招致大寡头之反击,自属必然。如此类似事件,孙、袁以后之政治史上,屡见不鲜。关于宋教仁的制袁言行,参阅李剑农书第十章及当时报章新闻。  
  袁世凯后来干脆背叛民国,搞其帝制,固无论矣;孙氏组织“中华革命党”。其党章载明“军政时期”要以一党,甚至一魁,独裁专政。这都是袁、孙二人对民初议会政治破产之反应。虽然孙公在军政之后,加上个训政和宪政,但是历史上,哪一种专政学理(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没有一个全民一致“自由平等”的远景呢?在任何专政理论家的笔下,“专政”都是不得已的短暂阶段。  
  部分“中华革命党”资料散见《革命文献》第五辑。史实与掌故参见《国父年谱》(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年增订本)及上引《国父全书》等著述。  
  黄、汪、于、李、柏等人,以党见不同,均未随中山赴日而各奔东西。此一元老涣散情况,不但使国民党变质,且在当权派中枢,亦渐见江浙系领导阶层之崛起,国民党发展乃进入另一阶段,参见沈亦云(黄郛夫人)著《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六八)页八五~九零;薛君度蓄、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香港,三联。一九八零) 页一五零~一五二。黄郛夫人藏有原档数百件,笔者据之,曾将其回忆增删译为英文稿八百余页,藏哥伦比亚大学。  
  见注。  
  见卢梭《民约论》。孙文早期思想颇倾向于西方民主先哲洛克(John Locke,1632~1704),鲁索、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等人。一九一三年以后,思想转变。甚至对卢梭“天赋人权说”于《三民主义》讲演中大加诟病;论调无形中与列宁已渐趋一致矣。散见《民权主义》讲演及《孙文学说》。  
  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上册第十七章。颇为孙公辩护,然于真相叙述甚详。足资参考。  
  自“中华革命党”成立,至孙公逝世之十年中,党权执于孙氏一人之手,其款项帐目,纵党中高级干部亦无所知,与同盟会时代迥异。  
  参阅李毓澍著《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十八,一九六六)。  
  此段为顾维钧先生亲口告我者,他并说我是他这段故事的“第一个历史家”听众。笔者是五、六零年代之间。襄赞顾氏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所谓五位学者之一,一人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活,也是苦工做得最苦的一位。这段故事,我原用英文写下,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由北京中华书局发行。见该回忆录第一册第二卷。  
  见《胡适留学日记》及《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八零)页七一。见注及《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目一二四八~一二五一。当“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六年秋在翠亨村举行时,日本学者松元英纪教授的论文中,即指中山当时不惜牺牲足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中国权益,想“联日”、“讨袁”,并与袁“速战”。松元君并自战前日档中影印了孙文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的私函原件。  
  见孙文致小池张造函影印本。哥伦比亚大学教授C 。Martin Wilbur(华名韦慕庭) 于其近著《孙逸仙,沮丧的爱国者》(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New York: Colu 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第四章页七六~一一一及页三一四~三二四(此书国内有汉文译本),遍引英、日文史料以阐明孙中山于“二干一条”交涉前后,与日本秘密以国家权益换取日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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