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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

新中国三十年[美]唐徳刚-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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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期间,笔者于一九三九年高中毕业之后,曾与同班同学三人结伴从湘西的永绥县,步行往干城县的所里镇,参加全国各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循传统的驿道,我们翻越崇山峻岭南向走去。中途见路旁一木牌,上书「疫疠地区,禁止通行」。但是我们这四个外省青年,不认得第二条路,加以年轻,又要赶路,我们就不顾一切的继续前进,并进入一个有商铺民居数十家的小镇。时值盛夏,家家门窗都敞开着。我们竟然发现每家都有死人,有时且不只一个。有的还在半死的状态中,痛苦的呻吟着。全镇不见行人,简直是个鬼城。我们四人大惊,乃加快步伐脱离了该镇再南行十数里,进入另一熙熙攘攘的小镇。我们在一小茶馆里探听前一小镇的情况,才知道是鼠疫流行。一旦发生,全镇居民会死光。其中还有个「四口五尸」命案。多出的一个尸体,据说是前晚路过该镇,借宿的客人。故事真令人毛骨悚然。这才使我体会到古史上所记载的所谓「大疫」的涵义。

  四年之后,我大学毕业了,又与安徽同乡七八人,乘轮穿三峡至香溪(王昭君故乡),「起坡」,再翻山越岭,穿过河南省,走回安徽去「办学」。一日清晨,我们正循一条笔直的河南公路步行前进时,忽见前面地平在线有一阵烟雾。同行有经验的路人齐声说「蝗虫,蝗虫」。果然不久这阵蝗虫竟向我们迎面飞来。始则是零星的先遣部队,接着便是大批人马,遮天盖地而来。那时原是七月盛夏,河南大平原上骄阳似火。可是蝗虫一来,顿时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只见千万个知了(蝉)大小的肥肥的蝗虫,圆睁两个大眼,瑟瑟有声的扑面飞来,当飞至你面前一两尺时,乃绕你而过,两不相撞。那时我们手持竹杖,乃挥舞迎击。可能由于气流的关系,蝗虫千万,却十打九空。偶然击中,则把牠打得粉身碎骨,队伍小乱。这队蝗虫似乎有个总司令。大军前进之中,如碰到绿油油的农作物(我们所见到的是一片占地数亩的苞谷田),总司令一声令下,万千小卒,顿时落下,只听苞谷田内一片瑟瑟之声,群虫争食。十余分钟之后,似乎又是一声令下,万千小卒,立刻起飞,剩下的苞谷园,只见断壁颓垣,一片荒丘。乖乖,此情此景,真是不见不信。我记得蝗虫起飞之后,还看见一位农村老大娘,手持一脸盆,坐地啼哭。她原先以为敲脸盆,可以吓走蝗虫,谁知蝗虫根本没有理她呢。

  「他们唱戏给蚂蚱哥看,」她哭着向我们诉苦说,「俺叫牠蚂蚱爷,牠还是要吃俺庄稼。」……「大蝗,大蝗」,历史书上的「大蝗」,不亲眼看到,怎知是怎么回事?

  至于史书上不断记载的「大饥,人相食」、「民易子而食」、「饿莩遍野」,一类的故事,我们又怎能相信它会在现代和当代中国出现呢?现代中国虽贫富悬殊,但是幅员广大,贫民流浪乞讨,饥荒岁月,又何至于弄到饿死千万人,乃至人吃人,和吃自己儿子的程度呢?我们尤其不会相信它会发生在为穷人翻身而革命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人民中国。更是做梦也不会想到,饿死却全都是最可怜的,也正是中国共产革命,最要替他们「翻身」的贫下中农呢。谁知天下事很少是按照人类思维逻辑发展的。想象中所最不会发生的事,偏要发生。毛泽东所一手制造的人为的饥荒,全国一下就饿死农民数千万人,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所记载的历朝饿死人的总数而有余。这一桩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史上,任何人也涂抹不了的铁的事实,按理党史、国史,对人民都应该有个正确和忠实的交代。但是数十年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党史家、国史家,都讳莫如深,不愿提起。非提不可时,就以「三年自然灾害」,一语搪塞了事。这件空前绝后的民族大惨案,似乎在今后的民族史上打个「马虎眼」,就可以蒙混过去了。这如何使得呢?历史就是历史嘛。将来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至少也得照司马光的老办法,上笔流水帐嘛。书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后十年,主席毛泽东推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失当,引起全国饥荒,三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之内,饿死农民三千万,「人相食」、「民易子而食」。

  根据对当前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来推测,笔者个人曾一再强调,中途如无重大意外出现,再有半个世纪,我国史上的第二次政治社会文化的大转型,可能就会顺利完成(最近北京的江泽民主席也曾说过类似的话,真是大略相同)。到时与世界列强轮流坐庄,说不定也要和今日美国一样,来他个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呢。人类历史的发展,本来是风水轮流转,三百年洋东转洋西;季候风倒吹起来,化西风压倒东风,为东风压倒西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嘛。一桌麻将,哪能让一家霸庄到底?

  新文艺和新史学

  根据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学风丕变的趋势来推测,我们更可正确的预料,今后四十年中,一个空前绝后的新的「文艺复兴运动」(Chinese Renaissance),要在中国出现。在这项新的文化运动里,历史学必然是个重要的组成部门,到那时近百余年来在中国历史上躲躲藏藏的,真正的牛鬼蛇神(不是被红卫兵捉进牛棚的假的牛鬼蛇神),试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是其是,非其非,都要在历史上暴露原形。自己把头插到沙里去的权威人士,总要被将来的史学博士生拖出来,重见天日的。

  【笔者附注】半个世纪以前,反对共产党最激烈的「西山会议派」中坚份子的邹鲁的幼子邹达兄告我,他父亲的传记,现在已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里的博士专题。一叶知秋,这一消息,已足够把北大治史的学术自由,推向世界最先进的学术行列。邹鲁可以构成博士专题,将来谁又能阻止张玉凤女士,成为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博士生们,研究的对象呢?如此发展下去,那么历史上的鸵鸟先生,恐怕一个个插在沙里的头,都要被拖出来了。五四以后传统史学中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个教条,早被丢到茅坑里去了。但是看现在的史学趋势,这一教条似乎还有余热。司马光作通鉴,评价历史人物说:「德胜于才,是为君子;才胜于德,是为小人。」不管时代如何变换,君子和小人,毕竟还有其若干客观标准的。有意留名青史者,其三致意焉。

  所以把饿死三千万农民的人民公社的灾祸,推给上帝,说是出于「三年自然灾害」,这就是一种鸵鸟政策,可以自装胡涂于一时,三二十年之内的历史家,会把它揭发的盆底朝天的。但是在人民政府公布全部档案之前,历史家单凭堆积如山,而难免于鸡零狗碎的个别史料,是很难写出一部,有系统底专著(monograph)的。所以笔者在拙著上篇里,只三言两语,言其大略。可是现代历史学的书法,原有宏观微观两种方式,在人民政府有关「大跃进」这段国家档案正式公布之前,宏观治史虽不无困难,可是积小成大,把千万件个别史实,用计算机统计起来,由小看大,见微知着,还是可以窥其全豹的。只是此一法则还是工程浩大,有待于集体研究计划(prehensive Research Projects),众志成城,始可略窥堂奥,非一二退休老教授,私家治史,力所能及也。所以在本篇里,我们只能略谈如上述的「大疫」、「大蝗」等,丝微的一手史料,聊供当今的读者和将来的史家,作为个人观察的参考,余则藏拙,以待来者。

  安徽饿死人的实例

  发生在四十年前中国的「大饥,人相食」的史实,因为死人太多,每一个华裔家族,几乎是没有不受冲击的。笔者本人便出身于一个农村大家族。我自己就有个亲堂弟德譓全家饿死。原来先祖有子六人,生我堂兄弟十八人。我则居长,德譓行三。战后我考取留美,德譓尚在高中。「解放」后无力升学,乃在家乡落户当农民,并娶一村姑为妻,生有子女二人。土改时分得若干土地,自耕自食。「三分自留地,几只老母鸡,一对好夫妻,两个小把戏」,作个新时代、新农民,在「公社化前土改后」,也倒颇能自安自得。不幸一九五八年底被编入公社,吃大锅饭,一九五九年春「青黄不接」,公社无米为炊,把自己的口粮,种籽粮也早已上缴,全家断炊。德譓不得已乃往合肥市,寻觅亲友以图借贷。盖当时城市居民口粮,政府尚保证供应也。然此时城市亲友也家家缺粮,借贷无门。德譓乃加入盲流,拟在城市乞食维生。然因无城市户口,乃被公安赶回乡下。德譓向警察诉求,如被迫还乡,三数日便会全家饿死。据说警察告诉他,饿死也得在乡间饿死,不能死在城内。德譓被逐还乡之后,不出三数日,一家四口便同时饿死了。

  我在一九七二年底取得签证返芜湖探母,曾询及德譓。家人从老母以下都支吾其词,不敢实告。八年之后我再次以交换教授身分返国授课,此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言禁大开,乡亲乃告我德譓饿死实情。一时情难自持,竟伏案大哭。读史数十年,初不知「大饥,人相食」的故事,竟亦发生在自己家庭中也?

  从德譓之死开始,我才知道幼年期在农村的玩伴:小乌龟、小和尚、杨道士、小根子几乎全部饿死,死的情况各有不同。然死于公社缺粮,则无例外也。有些幸存者告我,当年饿死者往往以青壮年男子为最多。怪而询之,原来青壮男性,往往自信体健,不易饿死,有时寻点粮食,自己舍不得吃,不是喂老,就是喂小,而孩子无知,终日叫饿,为父心有不忍,为一家老幼,自己就永远挨饿了,偶尔眼前一黑,就一去不复返了。我在北京和山东,所听到无数的故事,都大致相同。

  最不忍卒听的是,人死了留在家中不敢埋葬,因为饥民往往于夜间盗墓,偷吃死尸也。更无法卒听的是父母往往乘幼年儿女熟睡时,用枕头或被褥把他们闷死,然后与邻人交换「蒸」食。这就是古史上所说的「民易子而食」活生生的现代版。朋友,您说是夸大吗?实例至多,乡人言之凿凿,吾为之战栗不已也。

  至于我安徽究竟饿死多少人,我记得在母省旅行时,面包车司机为我指点,某村死光,某村死一半,某村逃亡,始终无一人回村,他似老生常谈,我不忍卒听也。学界政界朋友,估计我省饿死者,盖在二百万与六百万之间。据说政府曾有统计。在官方数字公布之前,任谁亦不知其确数云。吾有一四十年党龄之老友,发誓在退休后,以余生精力,把他亲眼所见,我省饿死数百万人之实况写下来,留为信史。有他们这样的第一手著作,笔者三言两语,谈点皮毛,就难免隔靴搔痒,微不足道了。记绝对真实的所闻所知于此,只略备探亲之鸿爪也。

  刘少奇升任国家元首

  安徽省和山东省,在大跃进时是重灾区,受祸最惨。两省加起来饿死人数在千万以上。若与东西欧、南北非,或中南美诸小国人口相比,则全国人死尽矣。思之岂不惊人?那时其它各省受祸虽不如皖鲁两省之烈,然亦无一省幸免者,真是千古奇祸。人死得如是之惨烈,当时中共全党,亦为之震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自刘少奇而下几乎全部出动下乡调查。对公社化「搞早了,搞糟了」(这是朱德元帅在全国视察后的评语),无不众口交责。毛泽东自已在出巡之外,并派其随身卫士,还乡密访。得报也是全国一片糜烂,军心不稳。根据后来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揭发」,当年各高干目睹灾情之严重,上「万言书」向毛氏抗争,固以彭德怀最为垂名史册,而个人情绪反应之强烈,刘少奇实更为义愤填膺;刘氏竟公然号召农民向党中央反击抗命。

  【笔者附注】个人曾根据红卫兵后来所揭发的新材料,为刘君试作一新传,曰:「刘少奇,刘少奇集团,刘少奇主义,载「第一届中美『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专辑」,一九七一年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页一四三─一五六。笔者当时读史书的印象,认为彭信多系讲情说理,刘少奇在初开始时对毛氏胡作非为的抗议,则是义愤填膺,情难自己,十分情绪化。刘氏后来转而拥毛批彭,显然是毛氏在一九五九年春,向刘「让位」结果。而刘却因为这一让位,终至死于非命,比彭德怀伤残至死的下场,有过之无不及。

  全国各省大批饿死人毕竟是件大事,在群情激愤之下,祸首毛公也知道情况严重,而思有所补救。尤其是数十年来,和他最亲密的同乡、同学、同志,一文一武的两大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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