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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

一生的远行-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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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我同他们感情之深。他们夫妇成了我毕生难忘的人。我回国后还通过几次信,后来就“世事两茫茫”了。至今我每次想到他们,心里就激动、怀念,又是快乐,又是痛苦,简直是酸甜苦辣,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了。
  其次我想到的是几位奥国学者W施米特(Schmidt)、科伯斯 (Koppers)等,都是天主教神父。他们都是人类学家,是所谓维也纳学派的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国很早被德国纳粹吞并,为了躲避凶焰,他们逃来瑞士,在弗里堡附近一个叫做弗鲁瓦德维尔(Froideville)的小村里建立了根据地,有一个藏书相当丰富的图书馆。这一学派的许多重要人物也都来这里聚会,同时还接待外国学者,到这里来从事研究工作。我于1945年10月23日首次见到克恩教授,是在圣?朱斯坦公寓的主任诺伊维尔特 (Neuwirth)的一次宴会上。第二次见面就是两天后在弗鲁瓦德维尔的这个研究所里。两次都见到了科伯斯教授,第二次见到施米特教授和一位日本学者名叫沼泽。施米特曾在中国北京辅仁大学教过书,他好像是人类学维也纳学派的首领,著作等身,对世界人类语言的分类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在世界学人中广有名声。我同这些人来往,感觉最深刻的是他们虽是神父,但并没有“上帝气”,研究其他宗教,也颇能持客观态度。我以为,他们算得上学者。
  由于克恩教授的介绍,我还认识了一位瑞士银行家兼学者的萨拉赞(Sarasin)。他是一位亿万富翁,但是颇爱学问,对印度学尤其感兴趣,因此建立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印度学图书馆,欢迎学者使用他的图书。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克恩教授介绍我去拜访他。他住在巴塞尔,距弗里堡颇远。我辗转搭车,到了巴塞尔,克恩教授在那里等我。我们一同拜访了萨拉赞,看了看他收藏的图书。在世界花园中,有这样一块印度学的园地,颇为难得。他请我们喝茶,吃点心。然后告辞出来,到一个在中国住过多年的牧师名叫热尔策(Gelzer)的家里去,他请我们吃晚饭。离开他家时已经比较晚了,赶到车站,一打听,知道此时没有到弗里堡的直达通车。我没有法子,随便登上了一辆车。反正瑞士是一个极小的国家,上哪一趟车都能到达目的地。但是,我初来乍到,对瑞士并不熟悉。上了车以后,我不辨南北东西,晕头转向。车窗外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知道,那些旖旎到神奇程度的山林湖泊,仍然是存在的,也许比白天还更要美丽,只是人们看不到而已。车厢内则是灯火通明,笑语不绝。我自己仿佛变成了漫游奇境的爱丽丝,不像是处在人的世界中。碰巧我邻座有一位讲德语的中年男子,我连他的姓名、国籍都没有来得及询问,便热烈地交谈起来,三言两语,仿佛就成了朋友。不知怎么一来,我就讲到了弗里堡的沙利爱神甫已升任三省大主教。这一下子仿佛踏了我那新朋友的脚鸡眼,他立刻兴奋起来,自称是新教徒,对天主教破口大骂,简直是声震车顶。我什么教都不信,对天主教和新教更是一个局外人。我无从发表意见。他见我并不反对,于是更为兴奋。火车在瑞士全国转了大半夜之后,终于在弗里堡站停了车。我不知道我那位新朋友是到哪里去。他一定要跟我下车,走到一个旅馆里,硬是要请我喝酒。我不能喝酒,但是盛情难却,陪他喝了几杯,已经颇有醉意,脑袋里糊里糊涂地不知怎样回到了房间,纳头便睡。醒了一睁眼,“红日已高三丈透”,我那位朋友仿佛是见首不见尾的神龙,消逝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我回到了圣?朱斯坦公寓,回想夜间的经历似有似无,似真似假,难道我是做了一个梦吗?





    留德十年 三四同使馆的斗争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10…2…6 9:02:58 本章字数:2255

    南京政府在瑞士设有公使馆。当时最高级的驻外代表机构好像就是公使馆。因为瑞士地处欧洲中心地带,又没有被卷入世界大战,所以这里的公使馆俨然就成了欧洲的外交代表。南京政府争取留学生回国,也就以瑞士作为集中地点。他们派来此地的外交人员级别也似乎特别高。驻瑞士使馆的武官曾一度是蒋介石手下的所谓“十三太保”之一,后来成为台湾海军总司令的显要人物。
  我们在瑞士打交道的就是这个公使馆。
  我们于10月9日到了瑞士,当晚就坐火车赶到弗里堡。第二天又回到伯尔尼,晚上参加了使馆举行的所谓庆祝双十节的宴会,到的留学生相当多,济济一堂,来自欧洲的许多国家,大有“八方风雨会中州”之势。我在饥饿地狱里已经呆了不少年头,乍吃这样精美的中国饭菜,准备狼吞虎咽,大大地干它一场。然而德国医生告诉过我,人们饿久了,一旦得到充足的食物,自己会失掉饱的感觉。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有不少人这样撑死的。我记住了这些话,随时警惕,不敢畅所欲吃,然而已经解馋不少了。
  从这以后,我住在弗里堡,不常到使馆里去。但是逐渐从老留学生嘴里知道了使馆内部的一些情况。内部人员之间有矛盾,在gmd内部派系复杂的情况下,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但是,使馆又与留学生有矛盾。详情不得而知,只听说有一次一些留学生到使馆里去闹,可能主要也是由于经济问题。大概闹得异常厉害,连电话线都剪断了。使馆里一位秘书之类的官员,从楼上拿着手枪往下跑,连瑞士警察也被召唤来了。由于国际惯例,中国使馆是属于中国的,瑞士人不能随便进去。因此请来的警察只能呆在馆外作壁上观,好像中国旧小说里常讲到的情况。这场搏斗胜败如何,我没有兴趣去仔细打听。但是却对我们产生了影响:我们于必要时何不也来仿效一下呢?
  这样的时机果然来了,起因也是经济问题。使馆里有一位参赞原是留德学生,对我们刚从德国来的几位学生特别表示好感。他大概同公使有点矛盾,唯恐天下不乱,总想看公使的笑话。有一天他偷偷告诉我们,南京政府又汇来了几十万美元,专用作救济留欧学生之用,怂恿我们赶快去要钱。我们年少气盛,而且美元也决不会扎手,于是就到使馆去了。最初我们还是非常有礼貌的,讲话措词也很注意。但是,一旦谈到了我们去的主要目的:要钱。那位公使脸上就露出了许多怪物相,一味支吾,含糊其词。我在1945年11月17日的日记上写了我对他的印象:“这位公使是琉璃蛋,不成问题,恐怕已经长出腿来了。虎文说他说话不用大脑。我说他难得糊涂。”这应该说不是好印象。他一支吾,我们就来了火气。我们直接了当地告诉他,国内已经汇来了美元,这一点我们完全知道,瞒也瞒不住。此时,他脸上勃然变色,似乎有点出汗的样子,他下意识地拉开抽屉,斜着眼睛向里面瞧。我猜想,抽屉里不是藏的美钞,就是藏的账本。不管他瞧的是什么,都挽救不了他的困境。最后,他答应给我们美元。但有一个要求,希望我们不要告诉别的留学生,不要张扬。我们点头称是,拿了美钞,一走出使馆,我们逢人便说。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当时没有仔细分析。说是唯恐天下不乱吧,有点过分。恐怕只是想搞一点小小的恶作剧,不让那位公使太舒服了,如此而已。
  在瑞士期间,我听了很多使馆的故事或者传说。有人告诉我,在一个瑞士人举办的什么会上,中国公使被邀参加并且讲话。按外交惯例,他应该用中文发言,让译员翻译成德语或者法语,二者都是瑞士国语。但是,我们的公使大人,大概想露一手,亲自用德文讲话。如果讲得好,讲得得体,也未可厚非。可是他没有准备好的讲稿,德语又蹩脚。这样必然会出洋相的。特别是他在讲话中总是说“das,das,das”。瑞士人莫名其妙,大为惊愕。中国人士最初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恍然顿悟:我们公使大人是在把中国讲话时一时想不起要讲什么话只好连声说:“这个,这个,这个……”翻译成了德文。这样的顿悟,西方人士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的。中国人有福了。
  我还听人说,在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有一位使馆里的什么官员,同我们一样,鼻梁儿不高,却偏喜欢学西方高鼻梁儿人士,戴卡鼻单面眼镜,大概认为这样才有风度。无奈上帝给中国人创造了低鼻梁儿,卡鼻眼镜很难卡得住。于是这一位外交官只好皱起眉头,才能勉强把眼镜保留在鼻梁儿上。稍一疏忽,脸上一想露笑容,眼镜立即从鼻梁儿上滑落。就这样,整个晚上,这一位自命有风度的外交官,皱着眉头,进退应对于穿笔挺的燕尾服的男士们和浑身珠光宝气的女士们之间。真是难为了他!无独有偶,在同一个招待会上,我们的武官,大概是什么少将之类,把自己得到的一枚勋章别在军服的胸前,以显示威风。但是,这一枚小小的勋章偏不听话,偏要捣蛋,总把背面翻转向前。这当然会减少威风的分量,是我们的武官决不能允许的。于是,整个晚上,他就老注意这枚勋章,它一露出背面,他总要把它翻转过来。我个人没有这个眼福,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幕精彩的表演。你试闭眼想上一想:在一个庄严隆重的外交招待会上,作为主人的官员和武官,一个紧皱眉头,一个不停地翻转勋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你能不哑然失笑吗?
  其余的传言还很多,我不再讲述了。
  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就是这样一个使馆。我真是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获得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对付南京派出来的外交官,硬比软更有效果。我们交涉从瑞士到法国去的用费和交通工具时,我们就应用了这个经验,而且取得了成功。





    留德十年 三五从瑞士到法国马赛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10…2…6 9:02:58 本章字数:1140

   我们要求使馆:我们人乘坐火车,而我们的行李则用载重汽车从瑞士运到法国马赛。我们的条件一一实现。但是,我们的行李并不太多,装上载重几十吨重的大汽车,连一层都没有摆满,从远处看,几乎看不到上面有行李。空荡荡的,滑稽可笑。
  然而我们却管不了那样多。行李一装上车,我们就逍遥自在,乘火车到日内瓦玩了几天,然后又上火车,驶向法国。时间是 1946年2月2日,在过境的时候,海关检查颇严,因为当时从瑞士偷运手表到法国去,是极为赚钱的勾当。我们随身携带的几只箱子,如果一一打开,慢慢腾腾地检查,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连火车恐怕都要耽误了。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在紧张忙乱中,糊里糊涂地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瑞士法郎硬币,只是一个法郎,不值几个钱。我正大吃一惊地等待检查员发火的时候,然而却出现了奇迹,那个检查员把那个瑞士法郎放入自己的口袋,在我们所有的箱子上用粉笔画了一些“鬼画符”,我们就通过了。
  我是第一次到法国来,当然是耳目为之一新。到了终点站马赛,我更注意到,这里街上的情景同瑞士完全不同。法国这个国家种族歧视比英美要轻得多。我在德国十年,没看见过一个德国妇女同一个黑人挽着臂在街上走路的。在法西斯统治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到了瑞士,也没有见过。现在来到马赛,到处可以看到一对对的黑白夫妇,手挽手地在大街上溜达。我的精神一恍惚,满街都是梨花与黑炭的影像,黑白极其分明,我真是大开眼界了。法国人则是“司空见惯浑无事”,怡然自得。
  我在这里生平第一次见海。我常嘲笑自己:一个生在山东半岛上、留洋十年而没有见过海的人,我恐怕是独一份儿了。现在我终于洗刷掉这个嘲笑,心里异常兴奋。而大海那种波涛汹涌、混茫无际的形象,确使我振奋不已。“乾坤日夜浮”是杜甫描写洞庭湖的诗句。这位大诗人大概也没有见过海,否则他会把这样雄浑的诗句保留给大海的。
  我们拿着美军在德国哥廷根开给我们的证明文件,到此地管理因战争而抛乡离井的人们的办事处去交涉。他们立刻给我们安排了住处,是一个大仓库,虽简陋但洁净,饭食也还可以。最让我们高兴的是,管理人员全是德国战俘,在说话方面再也不会发生 Demain deux jours那样的笑话了。
  但是,我们不能满足。我们要去找此地的南京派来的总领事馆。我们同这一批人打交道,已经有了瑞士的经验:硬比软强。我们如法炮制,果然神效非凡。我们离开了大仓库,搬进了一个旅馆。我们要求乘船回国,而且一定要头等舱。总领事条条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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