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门外的孩子-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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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走过“认祖、归宗”的道路，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已属极度不幸；在路途当中，还要饱受歧视和打压，才真正激发人们的不平和同情。前面提到的美国两位记者相信，这是为什麽读者会对此故事产生强烈反响的缘故。最初知道自己是被迫从母姓时，确有强烈被羞辱感；要争回父姓，又似乎只能在梦里求。当我决心要让此梦成真，我知道，付出大的代价是必须的，而整个过程的崎岖和波折，便成了我这本书的轴线之一。在这一部分，我设法把心路历程和内心世界做一解析，对我的动机、坚持和周延的设想也做了说明。
许多人对孝慈和我都能从卑微的出身 “私生子”是够卑微的了，最後却也勉能晋身所谓“功成名就”之列，均投以奇异眼光，并窃窃私语，“蒋家馀荫”是否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关於这一点，我也做了反省。
献给父亲经国先生
从提笔写下这本书的第一个字开始，到点下最後一页的标点符号，一路上，父亲经国先生的影子一直在我脑中、在我眼前、在我身旁。多处我提到他，他是给我生命的父亲，也是有血有肉和七情六欲的人，我不会因为他不是神，而减弱了我对他的爱和崇拜。许许多多的事情，就只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才奋力而为。在我内心最最深处，我知道，也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才会写这本书。
爸爸，我爱您！
二○○六年五月
他的祖父是蒋介石，父亲是蒋经国，而母亲章亚若却死于非命，他和孪生兄弟章孝慈驻足在蒋家门外达半个世纪之久……蒋孝严奇特的身世曾引起了世人的好奇和各种猜测，美国两大著名报纸《纽约时报 》、《洛杉矶时报》 都曾以显著篇幅进行了长篇报道。加以国内外其他媒体对他父母恋情、他母亲离奇死亡、他和章孝慈这对孪生兄弟生活经历的各种版本的叙述，使得他及他母亲似乎始终被一层神秘的面纱所笼罩，而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不少穿凿附会的书籍和文章大量涌现，使事情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今天，蒋孝严先生历时三年，用流畅的笔触、细腻的情感，写成了《蒋家门外的孩子 》一书。在书中，他亲笔一字一句地将他饶富传奇的大半生，作了一个真实、完整的陈述，这是目前能读到的最权威的版本。蒋孝严表示，他要以虔敬的心用这本书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在书中，作者深情地回忆了他和章孝慈早年充满艰辛的成长岁月、追忆了父亲蒋经国先生和母亲章亚若女士的深沉而炽烈的情感、记录了他充满崎岖和波折的认祖归宗之路以及独力打拼的从政经历。
他还披露了他与蒋家的恩怨纠葛及与同父异母兄弟孝武、孝章等人的手足情深等内容。书中许多内幕首次由当事人自己披露，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
“是父亲手下的亲信杀害了母亲！”
对于其母章亚若在桂林神秘猝死的真相，蒋孝严在书中有相当具历史价值的陈述：“我确定母亲是被谋害的，主谋就在赣州‘专员公署’，父亲身边的人，且深受经国先生器重和绝对的信任。”蒋孝严形容自己，道出这句话时没有怨恨，仿佛内心长期受禁锢的枷锁突然松脱，更能带着宽容与原谅的心情看待这件事。蒋孝严表示，为了了解母亲如谜一般的死因，他长期以来做了认真仔细的搜寻与访查，大舅妈纪琛、外婆周锦华，以及诸多亲戚和相关当事人都曾透露给他许多线索，经他不断查证当事人的说法，结果几乎全部吻合，“案发后将经国在赣州身边的亲信黄中美、高理文、桂昌德等均被调离，担任闲职。” 他怀疑当年母亲的密友桂辉（桂昌德）曾参与杀害母亲的阴谋，并坚信此事和他的父亲蒋经国、祖父蒋介石无关。他确信母亲是为了守住一份属于她生命全部的爱情而丧生，但事隔六十年，他心中复仇的怒火已经熄灭。
走过崎岖归宗路
蒋孝严在书中还讲述了自己从“章孝严”到“蒋孝严”、从“蒋家门外的孩子”到认祖归宗的坎坷经历。蒋孝严认为此书取名为《蒋家门外的孩子》实在非常贴切，因为一个孩子在家门外驻足，无法进门，是很悲哀的事，而他却在蒋家门外一站就是60多年，光敲门就花了46年。
蒋孝严兄弟俩在外祖母的抚养下艰辛成长，体验过饥寒交迫的坎坷人生，但最让他受折磨的是无法认祖归宗。他说，最初知道自己是被迫从母姓时，确有强烈的被羞辱感，要争回父姓又似乎只能在梦里追求。一个人要走过“认祖、归宗”的道路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已属极度不幸，在路途当中，还要饱受歧视和打压，内心更备受煎熬。
但经过65年的等待、折磨、苦涩和沉默，蒋孝严终于凭自己的努力堂堂正正地跨入了蒋家大门。那一刻，蒋孝严想必是完成了母亲最大的心愿，抚平了父亲最大的心痛。
正如蒋孝严先生自己所说的：“每一页都有血，每一字都是泪！”作者在书中倾注了很多情感。从章孝严到蒋孝严，这个“蒋家门外的孩子”有太多话要说：“一个感人的故事，未必是真实的，但一个真实的故事，当事人在书桌前自述时，必会受到感动。”蒋孝严花了3年时间 ，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故事。他说，在写作过程中，他经常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沉思许久，直到妻子呼唤他，他才从回忆中回到现实。他内心的挣扎与煎熬，其实已非一般人所能想像。正因为作者是用泪水、用真情在写作，相信每一位阅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为书中的点点滴滴而动容甚或落泪！
蒋孝严在书中还提到了2000年他担任国民党秘书长，*和宋楚瑜不和，前者低估对手，后者误判情势，导致国民党内斗及“连宋配”破局等内幕。
江西南昌的章家和浙江奉化的蒋家，原先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不会有交集的两条平行线。
从小到大，心中的蒋家就是那麽高不可攀，怎麽样都和它沾不上边。它主宰过全中国的命运，在国际上叱吒风云，不可一世。章家书香门第，却是寻常人家，每天挣活求温饱，从未奢求闻达；数代以还均与国事无涉，几与世事无争，只想在恬静中过活。日军侵华的战乱，章家开始东躲西藏、四处逃难。一九叁九年为避战祸，从南昌老家辗转南迁，到了相距五百公里之遥的赣州。
从未想到，章家一位纤弱的女子，会和蒋家第二代中的翘楚，不期而遇。他从苏联回国不久，雄心万丈地选定赣州作为培植政治势力和班底的根据地，既练兵又组训，励精图治，并打出响亮口号，要把它建设成全国的模 ；一夕之间，风起云涌，成了各地青年崇拜的偶像，各省前来投靠的精英络绎於途。
就在这个历史的偶然里，先母随家人迁徙到完全陌生的小城，意外地与一位英雄似的人物，编织起凄迷的爱情故事。蒋家和章家日後千丝万缕的纠葛，於焉开始。
从赣州到桂林，先父母共度两年多的美好时光，和其他年轻恋人一样，有对爱情的憧憬，也遇到现实生活中的难题和挫折，有欢笑有泪水，也有互诉衷情、私订终生的山盟海誓。
蒋章之恋觅结局
当身世不再是秘密，相关资料也逐渐散见两岸报道时，我决定设法去了解更多，尤其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期间先父母的交往情况，就算是偶尔风闻到一些蛛丝马迹，或是有人转述的传闻，我都侧耳倾听记录下来。
经国先生一九八八年过世後，我搜集到类似以“蒋经国与章亚若”为名的书刊甚多， 及数十篇的记述文章，但是，有关赣州部分的描述，则多属重复转载或抄袭居多。虽然有价值的“新资料”有限，但仍有助於以抽丝剥茧和去芜存菁、相互对比的方式，清理出若干问题的脉络和细节。
整个赣州故事的过程和内容，知道最清楚的只有一个人 王升。他曾以长辈身份代替父亲照顾过我们，对於六十年前的往事，他是分次向我们断断续续地叙述，在若干关键点上，却又刻意保持模糊。在他一九九叁年出版，由别人代笔的*《王升与国民党》中，强调他如何受到经国先生的感召，从赣南乡下赶往赣州去投靠，并深受器重而不次拔擢，有知遇之恩等等。他追忆了无数在赣州的工作细节，但令我不解的是，却只字未提及先母，他们不仅是青干班的同班同学，且颇有私谊，坊间甚至盛传，先父和先母相识，他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一次王升很诚恳地向我和孝慈描述他所认识的先母，他说先母“美丽大方，气质不凡，工作积极，热心助人，毛笔字潇 有力，抗日爱国情操高亢，多次投入救助伤患工作；领导力强，颇有男子气概，学习能力高，记忆力出众，平剧只要听过几遍，即可上口清唱。当时是班上的灵魂人物，同学们均以‘大姐’称之。”有一天他还特别强调，先父母是“真心相爱”，约定要“永相 守”。既然王升对先母认识甚深并有私交，在*里却只字不提，显得极不自然。
先母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下午猝逝，不及留下遗言。四十六个年头之後，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叁日下午，经国先生也是在一种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大量吐血後宣告不治，也未及交代後事。我在想，他们临终弥留那一刻，是不是都还同样惦念着那个相互约定但未能遂的心愿 负责任地要两个孩子早日归宗？
“自我身份放逐”的日子
“孝严、孝慈要不要回到蒋家？”“孝严、孝慈能不能回到蒋家？”过去几十年在台湾社会里，确实引起了许多人的关心和好奇。不少人是发自内心的关切，也有的只是抱持看戏的心态。
“能不能回到蒋家？”我很早就认定，若无主动作为，这个问题将永远不会有结果！经国先生过世後，蒋家里面就更不会有人为这件事采取行动了！
自先母在桂林遇害数十年来，章家大小有多数的时间，过的是一种“自我身份放逐”的日子，从来不敢张扬自己的身世。还记得在念初中时，听到二舅和外婆多次当面否认别人好奇的询问：“这对双胞胎是不是蒋家的骨肉？”他们回以极不自然的笑容，却明确地说：“不是，不是，……不要乱讲。”我不懂这些对话的意思，但一直忘不了挂在他们脸上那种尴尬的表情。外婆很痛苦地告知我们实情之後，还要我们把它藏在心里，不要对外走漏，她真的担心会进一步惹来杀身之祸。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敢承认，对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是何等的痛苦；这种内心长期的煎熬，绝不是蒋家其他成员所能体会於万一的。
章家在新竹之所以过得那麽困顿，当然是有人为了要保诱经国先生及蒋家的声誉，使得章家大小无辜地做出了牺牲。经国先生一定交代过王升要妥善照顾远在新竹的章家，最初几年，王升确实尽了力，也办到了，但後来由於王升和二舅舅没相处好，全家一下子陷入难以置信的窘境。王升不会也不敢向经国先生报告那种穷困的实情，经国先生还以为他两个在新竹的孩子一直过着无忧无缺的生活；他更可能误以为，孝严、孝慈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所以也从未影响到心灵的平静。有许多事，他确实被部属隐瞒住了。
新竹的苦日子只是其中之一。当我和孝慈成年後，王升告诉我们，他叁不五时都会将近况向父亲报告。但王升一定未曾告诉父亲，我们念中学时就晓得自己身世，以及因它而带来心理上难 调适的痛苦。设若父亲早就知道，我们十六七岁就揭开了这个 密，而渴切盼望着父爱，他应当不忍心在我们各自成家之後还不安排会面。
为母亲讨回公道
在我们考虑“要不要回到蒋家”时，多少有些情绪和意气的成分。一九九二年，孝勇可能因为健康恶化，也可能因为经国先生过世对他打击太大，突然发觉自己置身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再有一呼百诺的能耐，在心理上不易调整，加上我和孝慈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各有长进，所以对我们“认祖归宗”之事，一反几年前的正面态度，竟向媒体说叁道四，令我和孝慈有无比的难堪和委屈，也激发了内心的反弹与不满，更让我们不能接受关於“回蒋家”这件事，可以由某一个特定的人或少数人不以事实为根据，而只依情绪来论断。受到这种外来的刺激，“回蒋家”反而成为我和孝慈生命中必须的坚持。尤其想到先母在蒋家的身份未明，为了讨回一点起码的公道，成了为母亲尽孝的一份责任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