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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

鲁迅卷5-第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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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叔本华(A。Schopenhauer,1788—1860) 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一生反对妇女解放,在所著的《妇女论》中诬蔑妇女虚伪、愚昧、无是非之心。
  〔4〕 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 指华宁该尔(O。Weininger,1880—1903),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在一九○三年出版的《性和性格》一书中,说女性“能说谎”,“往往是虚伪的”,并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5〕 杨妃 即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719—756),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
  人。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骄奢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反唐,进逼长安,唐玄宗仓皇南逃四川,至马嵬驿,将士归罪杨家,杀国忠,唐玄宗为安定军心,令杨妃缢死。
  〔6〕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 语见唐代杜甫《北征》诗。
  旧史传说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招致了三朝的灭亡。杜甫在此处合用了这些传说。
  〔7〕 “妇女国货年”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市商会等团体邀各界开会,决定一九三四年为“妇女国货年”,要求妇女增强“爱国救国之观念”,购买国货。
  〔8〕 “君王城上竖降旗”一诗,相传是五代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所作。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又据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说,前蜀后主王衍亡于后唐时,有后唐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作过一首类似的诗,嘲讽因耽于酒色嬉戏而亡国的王衍:”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批评家的批评家〔1〕
                  倪朔尔
  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说好,最彻底的是不承认近来有真的批评家。即使承认,也大大的笑他们胡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2〕,合就好,不合就坏。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3〕这么一比,有定见的批评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
  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
  一月十七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2〕 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等论调,曾见于当时《现代》月刊所载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载刘莹姿《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一文,说批评家“拿一套外国或本国的时髦圈子来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国新文坛尚无真挚伟大的批评家。”又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载苏汶《新的公式主义》一文中说:“友人张天翼君在他的短篇集《蜜蜂》的‘自题’里,对于近来的一些批评家,曾经说了几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他(指一位批评者——汶注)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适,大了套不进:不行。恰恰套住:行。‘“
  〔3〕 关于张献忠考秀才的说法,见清代彭遵泗的《蜀碧》一书:
  “贼诡称试士,于贡院前左右,设长绳离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过绳者,悉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近万人,笔砚委积如山。”
                 漫骂〔1〕
                  倪朔尔
  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是说所谓批评家好“漫骂”〔2〕,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
  这“漫骂”,有人写作“粻骂”,也有人写作“谩骂”,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函义。
  但这姑且不管它也好。现在要问的是怎样的是“漫骂”。
  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话,即使称之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
  有钱不能就有文才,比“儿女成行”并不一定明白儿童的性质更明白。“儿女成行”只能证明他两口子的善于生,还会养,却并无妄谈儿童的权利。要谈,只不过不识羞。这好像是漫骂,然而并不是。倘说是的;就得承认世界上的儿童心理学家,都是最会生孩子的父母。
  说儿童为了一点食物就会打起来,是冤枉儿童的,其实是漫骂。儿童的行为,出于天性,也因环境而改变,所以孔融〔3〕会让梨。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响,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
  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一月十七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2〕 批评家好“漫骂”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载侍桁《关于批评》一文说:“看过去批评的论争,我们不能不说愈是那属于无味的谩骂式的,而愈是有人喜欢来参加”,这种“谩骂的批评”,“我们不认为是批评”。
  〔3〕 孔融(153—208) 东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文学家。
  关于他让梨的故事,见《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峻注引《融别传》:“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
  “京派”与“海派”〔1〕
                  栾廷石
  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且引别一某先生的陈言,以为作者的籍贯,与作品并无关系,要给北平某先生一个打击。〔2〕其实,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生之心的。所谓“京派”
  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3〕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4〕,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5〕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6〕,前年大难临头,北平的学者们所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则是古物的南迁,〔7〕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
  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
  一月三十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申报。自由谈》。
  〔2〕 北平某先生 指沈从文,湖南凤凰人,作家。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文学创作缺乏“认真严肃”的作风,说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元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上海某先生,指苏汶(杜衡)。他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为上海文人进行辩解,对“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表示不满,文中还提到:“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都似乎也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此后,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曹聚仁等也参加这一争论。
  〔3〕 梅兰芳(1894—1961) 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九三○年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时,美国波摩那大学及南加州大学曾授与他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
  〔4〕 “居移气,养移体” 语见《孟子。尽心》。
  〔5〕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语出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如……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
  〔6〕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参看本卷第13页注〔5〕。
  〔7〕 关于北平学者以古文化掩护自己和古物南迁,参看本卷第13页注〔6〕、〔2〕。
                北人与南人〔1〕
                  栾廷石
  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
                   ——
  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二陆〔2〕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容易看的是,羊墟之〔3〕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4〕,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5〕,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6〕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
  到清朝,又重理了这一篇账,至今还流衍着余波;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的,那真不独是南人的如天之福。
  当然,南人是有缺点的。权贵南迁〔7〕,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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