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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

鲁迅卷5-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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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因打橱窗时玻璃倒下,伤及自己面部,流血不止,渠因痛而不能快行也。
  该长衣者当即被拘入四马路中央巡捕房后,竭力否认参加捣毁,故巡捕已将此人释放矣。
  十二月一日,《大美晚报》。
  美国人办的报馆捣毁得最客气,武官们开的书店〔12〕捣毁得最迟。“扬长而逸”,写得最有趣。
  捣毁电影公司,是一面撒些宣言的,有几种报上登过全文;对于书店和报馆却好像并无议论,因为不见有什么记载。
  然而也有,是一种钢笔版蓝色印的警告,店名或馆名空着,各各填以墨笔,笔迹并不像读书人,下面是一长条紫色的木印。
  我幸而藏着原本,现在订定标点,照样的抄录在这里——
  敝会激于爱护民族国家心切,并不忍文化界与思想界为共党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公司之行动。现为贯彻此项任务计,拟对于文化界来一清算,除对于良友图书公司给予一初步的警告外,于所有各书局各
               刊物均已有精密之调
  查。素知贵……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为特严重警告,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字,如鲁迅,茅盾,蓬子,沈端先,钱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动文字,以及反动剧评,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得刊行,登载,发行。如有不遵,我们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决不宽假!此
                   告
                  …………
  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 十一,十三。
  一个“志士”,纵使“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但若会在不知何时,飞来一个锤子,打破值银数百两的大玻璃:“如有不遵”,更会在不知何时,飞来一顶红帽子,送掉他比大玻璃更值钱的脑袋,那他当然是也许要灰心的。然则书店和报馆之有些为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既是被“扬长而去”的英雄们指定为“赤色作家”,还是莫害他人,放下笔,静静的看一会把戏罢,所以这一本里面的杂文,以十一月七日止,因为从七日到恭逢警告的那时候——十一月十三日,我也并没有写些什么的。
  但是,经验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文人原多“烟士披离纯”,何况现在嗅觉又特别发达了,他们深知道要怎样“创作”才合式。这就到了我不批评社会,也不论人,而人论我的时期了,而我的工作是收材料。材料尽有,妙的却不多。纸墨更该爱惜,这里仅选了六篇。官办的《中央日报》讨伐得最早,真是得风气之先,不愧为“中央”;《时事新报》正当“全武行”全盛之际,最合时宜,却不免非常昏愦;《大晚报》和《大美晚报》〔13〕起来得最晚,这是因为“商办”的缘故,聪明,所以小心,小心就不免迟钝,他刚才决计合伙来讨伐,却不料几天之后就要过年,明年是先行检查书报,以惠商民,另结新样的网,又是一个局面了。
  现在算是还没有过年,先来《中央日报》的两篇罢——
                  杂感洲
  《东方杂志》以及《现代》上,都有杂感随笔这一栏。好像一九三三真要变成一个小文章年头了。目下中国杂感家之多,远胜于昔,大概此亦鲁迅先生一人之功也。中国杂感家老牌,自然要推鲁迅。他的师爷笔法,冷辣辣的,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热风》,《华盖集》,《华盖续集》,去年则还出了什么三心《二心》之类。照他最近一年来“干”的成绩而言大概五心六心也是不免的。鲁迅先生久无创作出版了,除了译一些俄国黑面包之外,其余便是写杂感文章了。杂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挥而就。则于抽卷烟之际,略转脑子,结果就是十元千字。大概写杂感文章,有一个不二法门。不是热骂,便是冷嘲。如能热骂后再带一句冷嘲或冷嘲里夹两句热骂,则更佳矣。
  不过普通一些杂感,自然是冷嘲的多。如对于某事物有所不满,自然就不满(迅案:此字似有误)有冷嘲的文章出来。鲁迅先生对于这样也看不上眼,对于那样也看不上眼,所以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了。
  我们村上有个老女人,丑而多怪。一天到晚专门爱说人家的短处,到了东村头摇了一下头,跑到了西村头叹了一口气。好像一切总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真的问她倒底要怎样呢,她又说不出。我觉得她倒有些像鲁迅先生,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当真你要问他究竟的主张,他又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回答。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报》的《中央公园》。
                文坛与擂台鸣春
  王。鲁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间里带了一付透视一切的望远镜,如果发现文坛上那一个的言论与行为有些瑕疵,他马上横枪跃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鲁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贵的时间,而去想如何锋利他的笔端,如何达到挖苦人的顶点,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
  关于这,我替鲁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鲁迅先生你先要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对你的人,暗里总不敢否认你是中国顶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论,可以影响青年,那么你的言论就应该慎重。请你自己想想,在写《阿Q传》之后,有多少时间浪费在笔战上?而这种笔战,对一般青年发生了何种影响?
  第一流的作家们既然常时混战,则一般文艺青年少不得在这战术上学许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变枳,批评人的人常离开被批评者的言论与思想,笔头一转而去骂人家的私事,说人家眼镜带得很难看,甚至说人家皮鞋前面破了个小洞;甚至血偾脉张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丢下笔杆动拳头。我说,养成现在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像鲁迅先生这一般人多少总要负一点儿责任的。
  其实,有许多笔战,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词的解放,你就是不骂,不见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词;有人提倡读《庄子》与《文选》,也不见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鸦片烟,你又何必咬紧牙根,横睁两眼,给人以难堪呢?
  我记得一个精通中文的俄国文人B。A。Vassiliev对鲁迅先生的《阿Q传》曾经下过这样的批评:“鲁迅是反映中国大众的灵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风格,是使人流泪,故鲁迅不独为中国的作家,同时亦为世界的一员。”鲁迅先生,你现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荣,当你现在阅历最多,观察最深,生活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更应当如何去发奋多写几部比《阿Q传》更伟大的著作?伟大的著作,虽不能传之千年不朽,但是笔战的文章,一星期后也许人就要遗忘。青年人佩服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实在更胜于佩服一个擂台上的霸主。我们读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哥德,这般人的文章,而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日报》的《中央公园》。
  这两位,一位比我为老丑的女人,一位愿我有“伟大的著作”,说法不同,目的却一致的,就是讨厌我“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于是而时时有“杂文”。这的确令人讨厌的,但因此也更见其要紧,因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洲先生刺我不给他们一个鲜明的主张,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颇诧异鸣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亚之流一大串。不知道为什么,近一年来,竟常常有人诱我去学托尔斯泰了,也许就因为“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给我一个好榜样。可是我看见过欧战时候他骂皇帝的信〔14〕,在中国,也要得到“养成现在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的罪名的。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他生存时,希腊教徒就年年诅咒他落地狱。
           中间就夹两篇《时事新报》上的文章——
                 略论告密陈代
  自由书》,“一名:《不三不四集》”的《前记》与《后记》里也常可看到他在注意到这一点。可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告密,并不是有人把他的住处,或者什么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去密告巡捕房(或者什么要他的“密”的别的机关?)以致使他被捕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有人把“因为”他“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的什么宣说出来,而使人知道“什么就是鲁迅”。
  “这回,”鲁迅先生说,“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他却忘了说编者暗示于鲁迅先生尚未上场之先。因为在何家干先生和其他一位先生将上台的时候,编者先介绍说,这将上场的两位是文坛老将。于是人家便提起精神来等那两位文坛老将的上场。要是在异地,或者说换过一个局面,鲁迅先生是也许会说编者是在放冷箭的。
  看到一个生疏的名字在什么附刊上出现,就想知道那个名字是真名呢,还是别的熟名字的又一笔名,想也是人情之常。即就鲁迅先生说,他看完了王平陵先生的《“最通的”文艺》,便禁不住问:“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要是他知道了那是谁的笔名的话,他也许会说出那就是谁来的。这不会是怎样的诬蔑,我相信,因为于他所知道的他不是在实说“柳丝是杨邨人先生……的笔名”,而表示着欺不了他?
  还有,要是要告密,为什么一定要出之“公开的”形式?秘密的不是于告密者更为安全?我有些怀疑告密者的聪敏,要是真有这样的告密者的话。
  而在那些用这个那个笔名零星发表的文章,剪贴成集子的时候,作者便把这许多名字紧缩成一个,看来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后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的《青光》。
                略论放暗箭陈代
  《后记》,略论了告密的,现在读了唐包先生的《新脸谱》,止不住又要来略论放暗箭。
  在《新脸谱》中,唐先生攻击的方面是很广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几乎全为“暗箭”所织成,虽然有许多箭标是看不大清楚的。
  “说是受着潮流的影响,文舞台的戏儿一出出换了。
  脚色虽然依旧,而脸谱却是簇新的。“——是暗箭的第一条。虽说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因为现在的确有许多文脚色,为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见,放着演惯的旧戏不演演新戏,嘴上还”说是受着潮流的影响“,以表示他的不落后。还有些甚至不要说脚色依旧,就是脸谱也并不簇新,只是换了一个新的题目,演的还是那旧的一套:如把《薛平贵西凉招亲》改题着《穆薛姻缘》之类,内容都一切依旧。
  第二箭是——不,不能这样写下去,要这样写下去,是要有很广博的识见的,因为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数箭,看得人眼花头眩,竟无从把它把捉住,比读硬性的翻译还难懂得多。
  可是唐先生自己似乎又并不满意这样的态度,不然为什么要骂人家“怪声怪气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战”?
  然而,在事实上,他是在“怪声怪气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战”。
  或者说,他并不是在挑战,只是放放暗箭,因为“鏖战”,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败了”“再来”的时候还得去“重画”脸谱。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隐暗处,看到了什么可射的,便轻展弓弦,而箭就向前舒散地直飞。可是他又在骂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后才能骂人放。
  十一月二十二日,《时事新报》的《青光》。
  这位陈先生是讨伐军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连自己后来的说明和别人豫先的揭发的区别都不知道。倘使我被谋害而终于不死,后来竟得“寿终×寝”,他是会说我自己乃是“最后的凶手”的。
  他还问:要是要告密,为什么一定要出之“公开的”形式?答曰:这确是比较的难懂一点,但也就是因为要告得像个“文学家”的缘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分明的排进探坛里去了。有意的和无意的的区别,我是知道的。我所谓告密,是指着叭儿们,我看这“陈代”先生就正是其中的一匹。你想,消息不灵,不是反而不便当么?
  第二篇恐怕只有他自己懂。我只懂得一点:他这回嗅得不对,误以唐包先生为就是我了。采在这里,只不过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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