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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节

吴法宪回忆录-第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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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斌事件发生后,我一直都在部队处理这件事情,再也没有时间过问太仓的事情。不久,罗瑞卿来了电话,要我立即停止“四清”,回到北京主持空军工作。根据罗瑞卿的决定,我马上回到太仓,把空军工作队交给叶群,随即回到了北京。以后,叶群仍然不断地同我联系,向我通报太仓的情况。
六、罗瑞卿大将的下台

一九六五年秋,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因患肝炎,住在上海养病。萧华患病期间,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经常去上海探望萧华,同时顺便去苏州问候林彪。这样,林彪和杨成武之间的来往接触,就比较多了起来。

不久,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突然被撤职了。萧向荣究竟有什么“错误”和“问题”,是办公厅的工作搞得不好,还是有其它什么原因,我就说不清楚了。后来,是杨成武兼任了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样,林彪和杨成武之间的关系,起来越密切了。

这一阶段,罗瑞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地视察。他经常坐飞机往来于各地,检查各大军区的战备和防御工程,那一年,他先到沿海各地区,从东北一直到海南,然后又去西南、西北,总之对全国的地形,差不多都看遍了。由于经常外出,他对林彪难免有些疏远。于是林彪开始觉得罗瑞卿有些变了,认为他翅膀变硬了,有些大的事情也不请求报告。例如,在未报告林彪的情况下,罗瑞卿组织了全军“大比武”,被认为在“突出政治”的这个问题上,同林彪唱了对台戏,这就逐渐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当时林彪还在苏州,据说罗瑞卿曾经几次想到苏州去汇报工作,但是每一次打电话都被林彪拒绝,说:“你工作忙,让杨成武来就可以了。”到这时,罗瑞卿已经发现林彪在有意冷淡他,可又不好表示什么,只好让杨成武到林彪那里来来往往,靠杨成武通报一些消息。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罗瑞卿离开上海时,到正在上海的毛泽东那里,对毛泽东说,他要到苏州去看看林彪。由于毛泽东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非常欣赏,始终不忘,就说:“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养,要养得和‘七千人大会’时一样,能够作三、四个小时的报告。”没想到,罗瑞卿到了苏州,来到林彪的住所门口要求见林彪,但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没有让罗瑞卿进去,让罗瑞卿碰了一鼻子灰。

这个时候,叶群还在太仓搞“四清”。十一月末的一天上午,叶群从苏州用保密电话找我,要我马上派一架飞机到苏州去。她还特别告诉我,她要去杭州毛泽东那里,并再三嘱咐我不要向任何人讲,要绝对保密。我告诉叶群,上海空军有一架小型的里—2型飞机,为了保密,可以不通过北京,我直接命令上海空军用这架飞机送她到杭州去。放下电话,我便向上海空军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当天用这架飞机送叶群到杭州。晚上,这架飞机又载着叶群,从杭州返回了苏州。

回到苏州后,叶群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她下午见到了毛泽东,她把林彪对罗瑞卿的一些意见,全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汇报完,她还把一些单位反映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给了毛泽东。汇报完时,天已经黑了。毛泽东要她当晚就返回苏州,并告知林彪,说他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要林彪在苏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叶群的这些讲话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我想不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可在电话上也不好问。

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在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几天之后,十二月七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通知我:“毛主席决定,从八号开始,在上海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要你去上海参加会议,并准备飞机,把北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到上海去参加会议。”至于会议的内容,叶剑英始终没有对我透露。此时,毛泽东已经先期到达了上海。

按照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我安排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各乘一架飞机飞往上海,我同参加会议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国务院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分乘四架飞机飞往上海。

到了上海,我刚刚在锦江饭店住下,杨成武和萧华就来告诉我,说林彪要找我谈话。紧接着,我就接到了叶群的电话,要我立即到她那里去。我很快到了叶群那里。叶群告诉我,毛泽东决定召开这次上海会议,主要就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因为上次她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事情时,对如何处理罗瑞卿,林彪没有提什么意见。这些天来,毛泽东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后决定在上海开会,背靠背地批判罗瑞卿。

听到这个决定,我十分震动,想不到庐山会议才几年的功夫,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竟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想到这里,我不禁问叶群:“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

叶群说:“你不了解情况,我告诉你一点材料,你好在会议上揭发和批判。第一、罗长子反对林总突出政治的观点,说什么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政治、军事都重要,搞折衷主义。第二、长期以来不向林彪报告工作,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不商量、不通气。有的事情林总根本就不知道。例如在北京十三陵搞的那次大比武,林总当时在外地,罗瑞卿就没有报告他。这种作法林总是根本不同意的。第三、逼林总交权让贤。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来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大好,没听完就让他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说什么‘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就应该让贤,不要挡路’。把林总气得差一点晕过去。第四、罗瑞卿曾经对刘亚楼讲了四条意见,包括要林总退居‘二线’,或者只搞中央工作,至于军委的工作,放手让罗瑞卿去管等等。还有,林总让我去参加‘四清’,好得到第一手材料来向林总汇报,但是罗长子就是反对,还说‘你何必去搞什么’‘四清’,主要是保护好林总的身体就行了’。”

说完这些,叶群就要我在会议上发言,说就讲这些材料就行了。她还说:“现在知道这些材料的只有杨成武、萧华、雷英夫和你,别人都还不知道。你们几个人要在会议上带头发言,把这些材料捅出去。”

我当时并没有见到林彪,这些都是叶群向我布置的。由于我知道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决定而且亲自来上海坐镇主持召开的,是一个相当高级别的会议,加上要我发言又是林彪的意思,所以我向叶群表示愿意发言。话是这样说了,可从内心来说,我并不愿意作这样的发言。罗瑞卿一向对我很好,我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何况我确实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错误,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这个会议是十分保密的,与会的除了从北京赶到上海的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及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以外,只有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总共不到一百人。我们全都住在锦江饭店,我住在八楼,同杨成武、萧华他们住在一层。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点,会议正式开始。整个会议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协助。会议先是分组,把与会人员分为三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负责一组。我被编在第三组,是邓小平负责的那个组。毛泽东和林彪既没有参加编组,也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但每天的会议开完以后,由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和作出决定。

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我们第三组的人都不知道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一开始会上没人发言。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就说:“有人说,吴法宪知道点情况,是不是你先讲一讲。”

邓小平这一点名,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叶群告诉我的情况在会议上说了一遍,主要讲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由于讲这些话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说话声音比较小,邓小平就让我过去和他坐在一起。我很快说完后,邓小平问:“没有啦,就是这些?”我说我就是知道这些,别的确实不知道,讲不出多少。于是,会议就冷场了。后来在邓小平的一再启发下,大家这个讲几句,那个讲几句,但都讲不出什么名堂来。时间刚到十一点,邓小平就宣布散会了。

与我们第三组相比,叶群、萧华、杨成武他们所在的那一组,开得就比我们热闹多了。小组会议开始后,叶群在会议上连续发言了几个小时,指责罗瑞卿有野心。叶群说,一九六四年以后,罗瑞卿就开始逼林彪让贤,叫嚷“病号不要挡道,要让贤”。

叶群在发言中还抛出了一个材料,说罗瑞卿曾经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第一、林总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第二、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第三、林总不要再干涉军队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让罗瑞卿工作,军委的事情交罗瑞卿办就可以了。叶群说,她听了刘亚楼转达的四条意见以后,当时就对刘亚楼说:“林彪的荣誉已经很高了,无意再进。”回家以后她对林彪说起这件事情,林彪说:“罗瑞卿是个野心家。”

叶群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当晚就由主持第二小组会议的周恩来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当天晚上,周恩来就找我谈话。我刚到周恩来住房的门口,正好碰到雷英夫从里面出来。我一进去,周恩来就问我:“罗瑞卿是怎么反对林彪的?”我很惊讶,反问他“你也不知道吗?”他说他也不了解情况。于是,我就把叶群告诉我的事情又说了一遍。说完后,我还补充说:“听说海军有一些材料。”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又找我谈话,我又照样把叶群告诉我的话说了一遍。到了中午,刘少奇请我一起吃饭,我乘机在吃饭时把在太仓搞“四清”的一些情况,向他当面作了汇报。刘少奇听了很高兴,当即作了一些指示。我马上将刘少奇关于军队“四清”工作的指示进行了整理,并报告了总政治部。以后,总政治部又将这个材料发给了全军。

这个时候,我对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疑问:像这样一个会议,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是怎么搞的呢?但当时我是坚信毛主席的,既然毛主席都亲自到上海主持这件事,我也就不多想了。

如果这种情况出在我们下面的党委,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我当时连一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对中央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只好相信毛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尽管这样,我还是感到,在这样一个高级别的会议上,让我来带头发言,与我的身份是不相符的。基于这个考虑,一直到会议结束,我都没有再发言。

会议的第三天晚上,周恩来突然来找我交代任务,要我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把罗瑞卿接到上海来。他特别交待,要我亲自掌握好这架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罗瑞卿跑到缅甸或印度去。

周恩来还告诉我,这架飞机到上海以后,只要三个人去接:一个是陈丕显,代表东道主;一个是谢富治,当时的公安部长;一个是我,是管飞机的。除了我们三个,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去。他一再强调,罗瑞卿到上海的事情,要严格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听完周恩来的指示,我当即报告他,准备派空军运输十三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等他同意后,我又告诉他,罗瑞卿曾经从昆明打电话到北京找我讲话。周恩来马上问我:“接电话了吗?”我说:“没有接,我已经离开了北京,是留在家里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的。”周恩来听了后强调:“不要紧,就说你不在家。”

我刚刚想离开周恩来的房间,秘书就进来告诉我,说是彭真从北京来电话找我。我刚想去接电话,周恩来立即阻止我说:“不要接,就说找不到你。他可能是来了解会议情况的。”

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心里想,彭真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什么不告诉他会议的情况?难道彭真也有了问题?但是我绝对不敢问,只能带着这样的疑问离开周恩来的房间。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接罗瑞卿的飞机回到上海。按照周恩来的规定,我和陈丕显、谢富治一起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飞机降落以后,我看到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罗瑞卿一起走下机舱。罗瑞卿的脸色很难看,显得很紧张,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同我们握手以后,就同陈丕显坐一辆车向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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