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7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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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亲自校对了校样。毛说他在1968年就“投过你（尼克松）的票”，1972年仍投他的票。由于毛将自己严格地限制在幕后，所以尼克松的访问表明了周的成功。
尼克松访问期间，双方都十分关心起草一份确定指导未来中美关系的广泛原则的文件。1972年2月28日发表的《上海公报》就是这样一份精心拟①定的文件。公报同时发表了各自国家的方针政策。对中国人来说，公报有四个方面最为重要：第一，双方保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第二，共同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第三，共同反对“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反对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第四，美国方面关于对台政策的一段长篇声明：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要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尽管美国在支持中国坚持的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态度暧昧，但是尼克松政府决定不支持中国和台湾统一的主张。美国的两位政策分析家在其早些时候①出版的著作中提到，美国的立场是“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周同他的助手们 （特别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这一敏感问题上毫不妥协。为了避免僵局以及保持1970年初在华沙曾私下表明的立场，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得不同意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观点。
这样，中国人感到在会谈中赢得了一大胜利。他们在公报中只作了最小限度的让步；而美国则面临微妙的任务；即作为执行一项最终撤出台湾的长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先行实现其减少驻台美军的承诺。在至关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人认为他们没有为了中美和解而出卖原则。然而，毛和周同意了无限期地延长中国与台湾的分离状态。
中国人认为国家安全的需要比立即解决台湾问题更重要。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说道：与美国可靠的关系改变了中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性质，使中国免去了两面受敌的危险，迫使莫斯科重新考虑是对中国施加压力呢还是公然进攻中国，并使北京不再担心莫斯科和华盛顿会互相勾结实施反华战②略。 1971年8月，美国又私下保证，如果苏联把因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战争 ① 所有引言所用的文本见理查德·H。所罗门编： 《中国因素：中美关系和全球舞台》，第296— 300 页。 ① 理查德·穆尔斯廷、莫顿·阿布拉莫维茨：《重新制定对华政策：美中关系和政府的政策制定》。 ② 基辛格： 《白宫岁月》，第765 页。而日趋紧张的中苏关系升级为武装冲突的话，美国将给予中国军事援助。 ③尽管这种可能性与基辛格所讲的相差甚远，但却使北京更加相信华盛顿是把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的。
无论就所做的还是就所说的而言，中美和解对地区安全的意义也是十分重要的。当尼克松总统表示无意威胁中国时，毛回应道：“我们既不威胁日④本，也不威胁南朝鲜。”这些谅解不仅使美国部署的反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减少了，同时表明中国默认了美国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也默认了美日共同安全条约。后来透露出的消息表明，中美关于日本作用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60年代末、70年代初，无论就个人还是就政治而言，北京都十分讨厌日本佐藤政府；这不仅仅是因为佐藤同情台湾，还因为1969年11月发表了尼克松—佐藤联合公报。这位日本首相在公报中首次声称：“大韩民国的安全对日本自身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还说：“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①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美国应允日本在该地区扩大防御作用的前景使中国感到很担心，因为正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的中国在与美国建立互相依赖的关系之前，可能要面对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
因此，周和毛曾竭力要尼克松和基辛格澄清日本在该地区的安全作用。
对北京来说，一个与美国结盟的日本当然比独自起防御作用的日本要好多了；那怕这种防御作用要受美国的认可和支持。根据尼克松后来的披露，双方就安全保障条约是否合宜问题有过“艰苦的谈判”。尼克松说：“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试图阻止我们保护日本人，我们就让他们拥有核武器”。
②中国人则说：“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无从证明这些讲话的可信度；但是，这种直率的交谈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当时一再发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告了。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上海公报》中要提及中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向外扩张”和支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日本”
了。③尽管存在着争议和不确定性，1971—1972年中美关系的突破还是使中国在中美关系方面的投入得到了较大的收获。尼克松的访问也为加速改善中日关系铺平了道路。但直到佐藤下台，北京才表示有兴趣全面恢复与日本的外①交关系。一位以前曾极其仇视中国共产主义的美国总统的访华极大地提高了北京的声望；而一位曾经是中日战争中的一名步兵的田中角荣首相的访华就更具有深远意义了。在极短的时间里，毛和周解决了林彪的问题；1971年10月25日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而当时基辛格正在中国进行第二次访问；苏联孤立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北京的政治和外交威望极大地提高了。所付出的最大的政治代价是北京与其共产主义世界的长期盟国（特别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疏远）。然而，与地拉那关系的恶化只是个小小的代价；而北 ③ 同上，第906、910—911 页。 ④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在上书第1061 页有记录。 ① 引文见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战后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第85 页。 ② 尼克松的评论表明的日期的是紧接着他在1975 年辞去总统之职以后。这些资料引自赫什： 《权力的代 价》，第380 页。 ③ 引自所罗门：《中国因素》，第297 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到美国“对其同日本的友好关系给予最高 度的重视”时，中美上海公报中并没有提及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① 李季银 （音）：《日本面对中国》，第106—111 页。京谋求尽快结束越南战争，虽然可能河内将其忠诚转向莫斯科，但与美国密 切关系却是件无价的大事。对美开放起初只是顺应 60年代末形势的深刻变 化，但这一进程的开始却影响了整个东亚局势的发展。停滞与动乱 （1973—1976年）1973年初，展望中美关系似乎很乐观。尼克松总统取得了1972年11月大选的巨大胜利；1973年1月23日，美越签署了巴黎和平协议。这些不仅预示了中美关系将稳步发展，也缓和了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 （显然，这与美国人从台湾撤军有关）。中国多半期待着美国在尼克松第二个任期结束之前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并在北京建立美国大使馆，然而不知道是否有美国官员②曾对此作过明确的表示。另外，中美关系的发展将不再会有越战的干扰。尽管河内领导人十分怀疑中美两国在以牺牲越南利益和使柬埔寨的战争继续恶化为代价而互相勾结，但是这一地区的前景总的来说比以前乐观了。
①1973年2月基辛格的访华证实了这种乐观情绪。毛和周对基辛格的热情接待说明19个月来两国关系的改善有了巨大进展。中国领导人由于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越来越有信心，所以就广泛的战略和外交政策问题与美国人进行了讨论。出乎基辛格的意料，周提议在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在两国全面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作为大使级的代表。尽管周以其娴熟的外交技巧向世人宣称，这个提议来自美国；但是中国人已决定尽快巩固与美国的关系。
然而，1973年初的乐观情绪是短暂的。数月时间，水门事件的危机困扰着尼克松，使他在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并于1974年8月辞去了总统职务。
毛个人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会使在职的美国总统下台，真不可思议。后来在与访华的泰国领导人克立会谈时，毛说他正在琢磨美国的科技发明（比如磁带录音机），并且坚持说他难以理解为什么尼克松在白②宫用了录音系统便被说是犯了罪。毛除了对美国法律程序不甚了解之外，还很可能怀疑是那些反对与中国建立关系的美国人在政治上找尼克松的麻烦，因为他们希望中美关系进程出现偏差。
然而，并不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国内正在酝酿着的政治风暴也严重地束缚住了北京在外交政策执行方面的手脚。
造成这种不稳定局势的直接原因是周恩来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周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并婉转地向尼克松与基辛格提及自己③的健康状况。周由于知道自己身体状况正在不断恶化，所以急于要解决他拟议中的三大政治问题：扩展中国的外交活动 （包括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国内转向实现经济现代化；全面重建党政权力机构。其中第三个问题最重要，争议也最大，因为要为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一批高级官员“翻案”。首先要为邓小平翻案。1973年2月，邓小平返回北京，4月首次在外交场合露面。不管邓小平复出的原委如何，毛与周的继承权这一政治问题显得十分紧迫了。 ② 有关后一个问题的证据含糊不清。据一位参加了与中国人的讨论的美国人说，邓对基辛格说 “美国欠中 国一笔债”，因为尼克松在1972 年时曾承诺在他第二届总统任期期满之前完成中 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所 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11 页。 ① 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第44—71 页。 ② 1975 年7 月10 日《纽约时报》。 ③ 所罗门： 《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 7 页。一位奉命为周写传记的中国人断言，在尼克松访华期 间，周的癌症就已十分严重了。作者们进一步声称，1966 年以后，周就一直因心脏 不好而被困扰。方钜 成和姜桂侬：《周恩来传略》，第115—116 页。外交政策 （特别是与华盛顿的关系）与继承权的斗争有什么联系呢？即使回顾历史，也很难弄清那时令人震惊、极富个人色彩的政治状况。解释不清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76年初周去世之前一直不愿采取影响邓小平第二次下台的果断行动。1973年2月这位主席在与基辛格会晤时说，中美的贸易状况是“令人遗憾的”，但称赞了联络处的开设。基辛格回忆道，毛还承认“中①国……必须向外国学习”。在11月份与基辛格的另一次会晤中，是毛而不是周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而中国人实际上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期限。
毛当时说：“我认为，我们目前不统一台湾也可以……，世界上的事情不用②办得太快，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基辛格把他与毛的这次非常详细的谈话③看成是他任国务卿期间保留下来的“中美关系的圣经”。最后，毛警告说，④中国女人“会带来灾难”，基辛格对她们要小心。
几周后，江青及其同伙便发起了反对周、邓以及与西方和解政策的非常规的战斗。1973年底周已从中美关系的进程中退了出来，把中国的外交政策交给了身体健康的邓小平。基辛格注意到，在后来的会谈中与他谈判的中国对手一次也没有提到周的名字，只提了主席的指示和讲话。总理的退出看来既有健康原因也有政治原因。由于周的有限精力集中到了其他事务上，所以他几乎不再参与外交事务了。
除了中国的政治动乱以外，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计划使中美关系的改善更加困难。当美国结束了越南战争，开始重新评估其长期战略目标的时候，周恩来和毛开始怀疑美国可能认为与苏联的关系更加重要，从而越来越忽视中国。尽管华盛顿不断向北京保证将向中国通报美国全球战略的各个重要方①面，但是早在1973年2月初周就说美国很可能将“苏联这股祸水东引”。
当逐渐失势的尼克松不能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特别是当他寻求与苏联保持并加强合作时，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