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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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军委主席，据推测，这是因为当时那位当然的候选人叶剑英元帅坚持这样做，并站在华一边，授予他权威。当邓在1977年年中作为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重新掌权时，这些将领们可能更不大理睬华了。当邓1980年下半年出任军委主席时，他们的天下似乎重新做了正确的安排了。
邓也许已感到他除了担任毛的头衔中的这一头衔之外别无选择，但他这样做引起的问题与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它使军队将领们认为他们有权只受国家中具有最高权威的人指挥，他们不受各级官僚的干预而与最高层有着直线联系；虽然国防部长对总理负责，总理又对党负责，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所有的大事都在军委讨论解决。因此它证实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人民解放军是一个分离的机构，只是将领们需要协调一致。
邓的目标是要恢复军队的纪律，结束军队不愿服从命令和执行中央制定的政策的状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在1975年就提出了这些问题，但他现①在承认这些问题尚未解决。他有理由认为只有他才能管好军队。从他遇到的困难来看，也许他是正确的。这些问题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机制上的问题。
1980年5月对刘少奇的平反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一举动动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理由，因此也是对毛的直接否定。军队将领一直要求维护毛的声誉。叶剑英和许世友（许在1976年曾保护过邓）没有出席为刘①少奇平反的追悼会，以示不满。1980年底和1981年初两次大幅度地削减军事预算也激怒了这些将领。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一场思想教育运动，部分原因可能是为对上述事件作出反应。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将领要想反对由邓和那些改革者所竭力倡导的更宽松的政治气氛，因为这种宽松的气氛侵犯了军队的特权。部队作家白桦被确定为批判对象，就是为了告诫所有的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
面对人民解放军明显的愤怒，邓决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删掉批评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但这并没有平息将领们的不满情绪。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解放军报》
发表文章，攻击“理论界、文艺界、新闻界的个别负责同志”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邓对这种公然违反军纪政纪的行为迅速作出了反应。十二大闭幕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 （韦在1976年也曾保护过邓）和海军司令员二人都被解职了。②邓显然认识到人民解放军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机制问题。他试图解决但没有成功。在1982年底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新的国家宪 ① 《邓小平文选》，第29—30 、97—98 页。 ①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1—172 页，多姆斯认为，至于许，他因没有被任命 为国防部长或总参谋长而深感愤怒，这也许是他在此时作出这一行为的另一动机。 ②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8—182、185 页。法中，包括一项重要的制度改革：建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对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指导人民解放军。根据彭真在全国人大的讲话中所作的解释，“在国家的中央军委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不会改变。《序言》
里明确肯定了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当然也包括党对军队的领导”。③彭真没有明确指出的是，《序言》中没有谈到作为领导机构的党的军事委员会。那么，党的军事委员会与这一新机构是什么关系呢？
党的杂志上曾发表一篇文章，对正在酝酿中的事提供了重要的暗示。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历史，指出某些时期它是党的机构，而在另外一些时期它则是国家的机构。两种形式的军事委员会都是合法的。在谈到成立这一新的国家机构时，作者断言，军事委员会将作为党的机构继续存在。然而，其含意是：断绝中共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联系，并像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使人民解放军只成为国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已经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说明，这是经常发生的正常的惯例，因此没有什么可①担心的。为了获得双重保证，邓除了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外，也担任人大军事委员会主席，从而使这一新机构获得了合法性。
如果邓的目标是为取消中央军事委员会打下基础，那么他并未取得成功。这个新的委员会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使军队不再隶属于国务院的一个部，而隶属于全国人大的一个委员会。但是似乎没有任何将领准备把它当作军事委员会的替代物加以接受。相反，正当邓和他的同事们力图全面削减行政开支时，国家却存在着两个相同的军事委员会，——两者都由邓小平和杨尚昆 （作为常务副主席）领导。
甚至当邓在 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最终决定率所有的老同志从政治局退下来的时候，他仍不能辞掉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党章规定，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是政治局常委，因此邓赞同修改党章，以便让他继续留任。②邓让新上任的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担任军事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这意味着中央军事委员会仍将被保留下来，而新的国家军事委员会则形同虚设。
中央军事委员会最近的历史证实了这几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已牢固地保持了它在中共机构中的地位。在邓的领导下，文职人员将逐渐控制人民解放军，特别是在1985年9月举行的几次主要的中央会议期间，他巧妙地安排几乎所有将领退出政治局并果断地减少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之后。但是军事委员会问题表明，文职人员对军队的控制仍要按照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实施：即必须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而中央军事委员会必须由邓来领导，时间越长越好。也许只有当那些参加过革命的将领们由于退休和死亡退出人民解放军，并且长征成为一段历史而不是一种记忆时，邓以后的一代中共领导人才能取得对军队的领导权，并使它在国家体系中起着常规作用。到那时，可以认为，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期间它是夺取胜利的工具，在文化大革命①期间它是权力的来源——仍将是国家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如上所述，人 ③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94 页。 ① 阎景堂：“中央军委沿革概况”，载朱成甲编：《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下），第567—587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85 页。 ① 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人建议党的九大应宣布为非法，也有人提出党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应被认为已不存在。邓对此非常气愤。可能因为他意识到这种提法意味着正式承认人民 解放军是十年动乱中唯一起作用的革命组织，而且也承认在中共 不存在的时候它仍然存在，在中共没有统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会起什么作用，将取决于中共的纲领和政策。
毛之后，怎么办？
人民解放军将领们的保守主义是邓小平在振兴中国的运动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因为邓的改革纲领不仅向文化大革命中毛主义的极左路线提出了挑战，而且向毛和他的同事们在50年代照搬苏联模式时所奉行的所谓“中国化的斯大林”路线提出了挑战。不仅如此，改革还放松了中央的控制并允许更多的思想和行动自由。但这种宽容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后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们来说，是不受欢迎的。
①本书第6章详细论述了经济改革及其影响。邓废除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建立的公社制度，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以来第一次将生产的主动权交还给农民家庭。政府也许会声称没有进行任何意识形态的变革，因为土地名义上仍由集体所有，它只是承包给了农民。农民能自由选择种植方式，自由雇②用劳力帮忙，在农村自由市场上自由出售部分产品。但农民也许担心他们新获得的这些自由可能因为政策再来个180度的变化而被突然夺走。但事实上，私人耕作已得到恢复，甚至在那些农民不愿丧失集体农业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如此。③正如第6章所说，农民的第二次解放，由于国家提高了收购价格而得到了支持，它对生产和农民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政治含意也是极为重要的。由于8亿农民中大多数已与邓的改革纲领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所以当保守思想之风从北京冷冷地刮来时，他们就要发抖。但是，甚至像陈云那样的中国领导人也曾支持60年代初期所进行的短暂的农业责任制试验。很明显，没有一个北京政界人物对这场农村新政提出挑战——除非它的经济合理性大大变弱，或它对农村和地区平等的消极影响引起阶级斗争的严重危险。
④农村干部起初对他们的新任务和被削弱的控制权深感不快。但是当他们开始利用他们的政治本领和政治关系来维护他们的地位，并通过充当经济人⑤角色来增加其收入时，他们开始认识到这种新政对他们也是有利的。从长远的角度看，这场改革对共产党的意义比最初对老干部的不信任感重要得多。
这些充满活力的富裕农民 （往往是从前的干部）被捧为模范，并被吸收为党①员。有时，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和嫉妒。但是只要这种发展党员的政策不变，那么共产党将由一个贫穷农民党转变为一个富裕农民党。这对阶级态度和意 治中国的时候它统治着中国。见《邓小平文选》，第 290—291 页。 ① 关于早期农村改革的各种形式，可见凯思林·哈特福德：“社会主义农业死了；社会主义农业万岁！： 中国农村组织的变迁”，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第31—61 页。 ② 参见特里·西科勒：“近期改革风中的农村市场和交换”，载佩里和汪编的《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 革》，第83—109 页。 ③ 哈特福德提出，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欢迎摧毁公社制；同上，第138—139 页。 ④ 参见理查德·J。莱瑟姆：“农村改革对基层干部的影响”；同上，第57—73 页。 ⑤ 这一评论是根据作者本人和其他人在中国的观察和交谈所做。 ① 关于进行的一次讨论参见伊丽沙白·J。佩里：“社会骚动：增长中的怨言”，戴约翰·S。梅杰编： 《中 国简况（1985）》，第39—41、45—46 页。识形态将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中共“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气质必定会掺进“致富光荣”的成分。几乎可以肯定，这反过来又将使中共继续避开阶级斗争，把经济发展当作它的主要目标。
正如德怀特·珀金斯所指出的，工业改组和市场改革的复杂性给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带来了更为重大的问题。不像非集体化那样，采取一个单一的步骤就能取得不可否认的经济突破。相反，城市改革会给许多人造成损失：
由于更大的自主权让给了国营企业的经理，官员们丧失了权力；国营企业的经理羡慕“集体”和私营公司享有更大的自由；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在追求效益的改革中惧怕工作艰苦，就业没保障；他们甚至羡慕非国营企业的工人和乡村农民收入日益提高；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和学生）因改革引起物价上涨而受到损害。
可以隐约看到的改革纲领对中共的正统观念也有一种根本的威胁。党员干部被告知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必须接受教育，获取知识，以便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中共党内“红”（政治热情）与“专”（专业技术）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过去往往偏重于“红”，而现在则似乎已偏重于“专”了。
这对大约50％的党员干部是个潜在打击。因为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主要擅长于政治煽动。但这也给共产党自身的作用打上了一个问号。
像苏共和其他党一样，中共关于其先锋作用的主张，深深植根于它的意识形态。即中共由于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永远正确的意识形态，因此，能够有把握地理解现在，计划将来，而这一点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难以做到的。但是，如果现在要从实践或事实中寻求真理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有什么作用呢？
意识形态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夸张和赋予毛泽东思想的那种几乎超越自然①的力量而被大大地贬值了。 重新强调实践对它是一个严重打击。邓小平宣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没②能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