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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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
然而，如果我们不去考察毛最后的这些可悲的和反常的岁月，而只分析他在1935至1965年间形成的较为严肃的思想理论，那么，归根结底，它构成的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相当革命的思想和西方化的传播媒介。
毫无疑问，西方化的影响和毛泽东的不容置辩的中国中心主义之间的重要联系，已在毛所谓的“落后的辩证法”的观点中得到了阐释。他在1960年的《读书笔记》中，最典型地阐释了“主流的毛主义”。毛在其中一节里提出了“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的论题。不必说，他的结论是否定的。
他说，资本主义出现两三个世纪以后，在西方先进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毒害极深，影响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列宁的“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这一论断是不正确的：
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赶过先进的，例如在19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20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①今天的中国当然放弃了这种过分乐观的幻想，而强调发展生产力是改造社会制度的前提。毛在刚才所引的这段话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西方（其含义是，在中国，一旦经济发展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民的改造问题。
不管怎样，这一观点至今尚未被一同抛弃。
也许，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洞察和对人与道德在政治生活中重要性的强调，最终仍将是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贡献，因为这种洞察力是根植于对悠久历史的观察之中的。 ④ 同上，第6 — 7 页。（这段引文出自中国官方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据我所知，斯诺从未在自己的著作中 用过这段话。）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333—334 页；另见《杂录》，第258—259 页。第一篇 文化大革命：混乱中的中国 （1966—1969年）第二章 危机时期中国的状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从1966年起直到大约10年后毛泽东去世时为止，是本世纪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文化大革命的情形，想起来仍栩栩如生：身着军装的年轻的红卫兵们挤满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当他们看到伟大舵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个个热泪盈眶；老干部们头戴高帽，脖子上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被抓上卡车，那些年龄只相当于他们1/3的年轻人强迫他们沿着大城市的主要街道游街；报纸见方的大字报上充斥着对高级领导人的修正主义与反革命行为的辛辣谴责。红卫兵带着的红宝书——用塑料包装的毛主席语录的小册子，是年轻的造反派反抗权威的象征。
纯粹从叙述的角度看，无论对发动者个人还是对整个承受了它的社会来说，文化大革命只能被看成是一场悲剧。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毛在革命胜利后时代仍孜孜不倦追求革命纯洁性，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独一无二的超凡的地位，这使他有资本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对群众运动充满信心，这就决定了运动的形式。毛的开阔的视野和改造八亿中国人命运的能力成了神话，从而产生了一位比真实的毛泽东更伟大的人。
可是，就像在古典悲剧中一样，这些英雄品质最后打上了致命的污点。
毛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导致他夸大和错误估计了中国在本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他个人的权威使他有能力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控制它们。随着群众运动逐渐演变成暴力，派系斗争和骚乱，毛认为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能拯救国家的观念被证明完全错了。毛本希望文化大革命能成为他对中国和马列主义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贡献，结果倒成了他晚年的重大错误。
由于毛具有操纵中国的能力，所以，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当今的中国领导人都把文化大革命描绘成国家的大灾难。虽然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破坏不如大跃进严重，生灵涂炭的情形也不如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日本侵华时期和共产党革命时期，但由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事业的中断、精神的崩溃以及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都具有毁灭性。运动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恐怕要几十年方能消除。而且，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这些代价基本上是毛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和提出的对策的结果。毛认为中国正处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边缘，提出阻止复辟的最好方法是发动城市青年。
从另一种观点，即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又是非常有趣的。
政治学家们常常提及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危机”：现行的政治机构由于经济①处于过渡阶段、知识界发生骚动，以及政治的动员、社会的变革等原因 ，遇到了挑战甚至被动摇，发生了危机。如不进行有效的改革，政治危机就可能发展成暴力、混乱、反叛甚至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初看起来，就像20世纪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似乎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危机。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面临着高层次的抗议，因为城市里对许多社会、 ① 伦纳德·宾德等编： 《政治发展的过程与危机》。经济和组织政策存在着广泛的不满。中共既无法压制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又无 法有效地迎合他们。这种情形的结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 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直到军队干预，恢复秩序，开始重建政治体制为止。
不过，文化大革命的独特之处是，这场危机是由政权的领导人自己引发 的。使共产党的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正是毛自己，是他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削弱 他自己的政权，也是他为人们的抗议和不满提供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词汇。 这个曾经发动革命反抗旧政权的人现在又发动革命来对抗自己亲手缔造的新 政权。
但是，毛的第二次革命却远不如第一次革命成功。根据毛的观点，成功 的革命，既是建设又是破坏：建设一个新秩序，同时破坏一个旧秩序。毛第 一次革命的指导思想中，不仅有对现存体制的批判，而且有对未来新政治经 济体制的整体设想。与此相类似，第一次革命不仅发动了广大对现实不满的 人，而且创造了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能在夺取政权后有效执政的革命组织— —中国共产党。与此相反，毛的第二次革命既无明确的指导思想，也没有产 生能执行新的方针政策的统一组织。它推倒了旧政权，留下的却只是一片混 乱。
本章是对文化大革命前期三年半的历史作一描述和分析，也就是从1965 年底的前奏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时期 被某些学者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其余的称作狂热阶段。正是 在“红卫兵”阶段，毛所引发的政治危机陷得最深，混乱最严重，生命代价 最高。
这三年半的时间可分为几个小阶段，每一阶段在本章中都将逐个论述。 第一阶段，从1965年秋到1966年夏，毛与党的机构的矛盾上升。在这一阶 段，毛开始发展自己的权力基础，与他认为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党的领导人相 对抗。毛利用他的政治资本，罢免和贬谪了一些军队、文化部门、北京市政 府和政治局里他所不满意的人。然后，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毛使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在更大规模上批判修正主义。
第二个阶段，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6年底。在此期间，毛对党的机构 的攻击迅速遍及全国，红卫兵充当了主要工具。但这一时期的结果，却与毛 的初衷相左。很明显，他原希望红卫兵会形成统一的群众运动，领导干部们 也会坦诚地接受来自这些特殊组织的批评。这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党的方向得到纠正，党的权威也完整无损。事实上，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番景 象，红卫兵分裂成互相对立的派别，一派攻击党的机构，另一派保护党的机 构。省、市级的领导开始时压制群众运动，尔后与之合作，最后采取逃避态 度。红卫兵各派系之间及群众运动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不仅没 有加强党的权威，反而削弱了党的权威。至1966年底，中国许多重要城市的 政治机构完全瘫痪。
在第三阶段，即从1967年1月至1968年年中，毛下令：向已名声扫地 的党的机构夺权。究竟采用何种程序夺权，毛经过数周犹豫之后，决定政权 应当分享，在省、市级，由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群众组织、运动中生存下来 的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三者联合掌权。问题是三者中无一完全可靠。群众 组织动辄搞暴力和无政府，领导干部与人民解放军 （尤其在省、市级）则联 合起来压制最难驾驭的红卫兵积极分子。毛已不能完全控制他自己释放出的 各种社会力量，他唯一的办法是使鹬蚌相争。结果是再度混乱。毛最后得出结论，阻止全面崩溃的唯一办法是遣散红卫兵，让军队恢复秩序。
这一决定标志本章将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开始：重建中国政治体 制。这一过程的最高潮是1969年4月党的九大。九大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批准了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党章。由于军队在这一阶段发挥了突出 作用，所以九大决定许多领导职务由军官担任，甚至国防部长林彪被指定为 毛的接班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是，尽管军队在军外的权力迅速增长，也不 足以恢复政治稳定。权力仍被三者分享——发动红卫兵的激进知识分子、备 受攻击而幸存下来的老干部及压制红卫兵的军队。正如本书以后几章所描述 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阶段留下的遗产是长期的不稳定，直到毛泽东去世， 清除了激进派，邓小平出任中国的主要领导后，这种不稳定势态才得以完全 清除。走向对抗政治冲突的根源在本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形势越来越不满。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上，党通过了一系列毛认为不必要和不能接受的政策，如：农业恢复搞承包，工业中采用物质刺激，公共医疗过分集中在城市，双轨制教育的发展，文学艺术中一些传统主题和风格的再现等等。这些政策大多是在反右和大跃进之后为恢复社会团结，提高生产力而制订的。可在毛的眼中，这些措施只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特殊化、特权阶层和不满，而这些与他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不相容的。①由于毛与主要同事之间个人关系日渐紧张，毛对党的政策就更加不满。
首先，毛认为背叛他的事件越来越多了。虽然在1958年底，据说毛自愿从日常领导事务中退下来，但他日益不满的是党的某些领导，尤其是总书记邓小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未与他商量就作了决定。在1966年10月毛曾说，“一②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 1961年3月，当毛发现邓未与其商议而在农业改组问题上作出了一些重大决定③时，曾讥讽地问，“是哪个皇帝作的这些决定？”60年代新闻与文学中出现针对其领导方式的含沙射影的批评，毛对此感到很恼火，对那些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包括彭真和陆定一）听之任之的态度更为气愤，这也是可想而知的。
此外，毛由于无法使官僚机构执行自己的意志而日渐灰心。1962至1965年间，在他一直感兴趣的五个领域内，毛曾试图改变党在大跃进后所采取的一些政策。他曾阻止农业包产到户的潮流；提议改革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和考试制度；批评公共医疗设施过分集中在城市；建议创立农民组织来揭发农村公社党政干部的腐败无能；谴责文化领域中传统主题和修正主义理论的重新抬头。
尽管党的机构对他的每一倡仪最终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毛却认为是半心半意，极不热情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许多高级领导人继续支持党在大跃进后所实行的政策，不愿因有毛的指示就加以改变。对毛的指示的消极反应也部分说明了政府机构的意图，一方面按部就班，尽量多地维持现行路线政策，另一方面，按照毛的指示，采取一些新的行动。除此以外，毛的意图往往是用含混不清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善于着重批评一些他不喜欢的做法，却不善于提出具体的改进办法。
不论怎样，毛得出结论，政府机构的消极反应，精神生活中传统的“资产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