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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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怎么能是某些人的私产！
不！真理是人民共同的财富，就像太阳，谁也不能垄断。②最为极端的形式回归是回到惠特曼式的散文诗风格，使用无韵的、复杂的，但有节奏的分行形式。毕塑望在《只因》中使用了这种形式，为女干部 ① 诗集由一群教师以童怀周的集体笔名出版于1978 年。 ② 白桦：“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张志新唱了一曲挽歌。张志新在1975年被残酷地处死，这一事件成为“四人帮”帮凶的重大罪行 （在被带到刑场上之前，她的喉咙被钻了一个洞，（原文如此，实际是割断喉管——译者）不让她喊叫；据说一个卫兵见此惨状当场晕倒了）。
以北岛（赵振开，1949—）和顾城（1958—）为首的80年代早期的青年诗人，在关于“朦胧”的论争中成为主要目标。（朦胧对于训练有素的诗歌之耳和诗歌之眼来说意味着含蓄之美，但对几十年来献身通俗化语言的批评家来说，则是一定程度的不必要的猜测的困难。像北岛的《雪线》这样的诗歌自然令人想起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或30年代中国象征主义诗人：
忘掉我说过的话忘掉空中被击落的鸟忘掉礁石让它们再次沉没甚至忘掉太阳在那永恒的位置上只有一盏落满灰尘的灯照耀着雪线以上的峭崖历尽一次次崩塌后默默地封存着什么雪线下溪水从柔和的草滩上涓涓流过①这些青年诗人是怎样接受他们前辈的直接影响的，这一问题仍有待讨论。
自1976年以来出现了许多女诗人，包括舒婷，她的《赠别》令人想起冯至的十四行诗的那种安详的沉思，但却流动着一股清流，力图再现往日的美好；梅绍静的《问》是对那些承受了20年沉默的人提出来的，他们像牡蛎一样蜷缩在自己营造的重壳里，或者像蚕一样为造丝而受煎熬。
诗人雷雯1979年12月发表的作品则表达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幸存者所必须的坚韧意志：
菱没有自己的泥土因此它用那带刺的果实保卫艰辛的生活①一位至少最初是以诗而成名的作家现已转向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徐迟 ① 译文见邦尼·S。麦克杜格尔：《太阳城的提示：北岛的诗》，第73 页。 （见《北岛诗选》，新世纪出 版社1988 年第2 版，第100 页。——译者） ① 雷雯：“小诗一束”，见《诗刊》1979 年第12 期，第56 页。译文见W。J。F。詹纳：“1979 年：中国文学 的一个新起点？”载《中国季刊》第86 期 （1981 年6 月），第274 页。（1916—）已将报告文学变成一种有趣的诗歌性散文样式。1978年的《歌德巴赫猜想》和一些其他的作品描述了数学家、地理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的生活和成就，对科学的小说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那些创造科学知识的人偶然的乖僻行为辩护。
新话剧可能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非常过分地将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强行塞进观众嗓子之故，因而人们转而钟情于话剧。也许这个转变是真正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仅仅是由于新一代的剧作家和戏迷认为这个更富当代意义的名词更合胃口。无论出于何种原因，60年代早期引起争论的话剧是披着历史剧的外衣，而70年代后期的话剧则垄断了新爆发的舞台活动。
“四人帮”的倒台，同讽刺他们滥用权力的戏剧在舞台上的出现，中间只有短暂的一瞬。《枫叶红了的时候》是一个表现“四人帮”追随者企图破坏一个研究所的工作的讽刺剧，这个研究所的成员哀悼毛逝世的同时，仍全身心投入重新开始的科研工作，以纪念毛。更为感伤也更受大众欢迎的，是1977年苏叔阳创作的《丹心谱》。这出戏的戏剧高潮是舞台上收到了来自病床上的敬爱的领袖周恩来的电话。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的拥护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示威也是宗福先1978年创作的《于无声处》的主题。赵寰等的《神州风雷》（1979）中，周恩来被搬上了舞台。朱德是这出通俗道德剧的另一个主角，反面角色是“四人帮”成员们。
1979—1980年，倾泄了对“四人帮”的愤怒声讨之后，一大批对仍然存在的专权进行更深入中探索的新剧又出现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邢益勋的《权与法》。这出戏上演于1978年5月，揭露了一个如今已恢复了权力的以前“四人帮”的受害者。这个人成功地掩盖了他20年前犯下的罪行，包括因用救灾款而导致许多人的死亡。人物的现实主义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同情，他们在他们自己和先辈们所开创的制度下，悲叹这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赵国庆的 《救救她》探讨了新近认识到的少年犯罪猖獗的问题。在一个干部子弟的引诱下，女主人公成了一个持枪流氓集团的成员，并且有了一个私生子，而她以前那个老实的男朋友在最后一幕又忠诚地接受了她。
①1979年的戏剧《假如我是真的》，标题表达了情节本身讽刺的循环：
假如年轻的主人公确曾是高干的儿子，而不只是一个冒名的顶替者，那么他就能享有中国官僚主义的下属们持续不断的谄媚而给予他的各种特权。这出戏比它的模特，果戈里的 《钦差大臣》更入木三分。它只上演了为数不多的几场，也仅限于北京和上海的内部演出，并且当年年底便被禁演了。苏叔阳1980年的《左邻右舍》虽然由于对追求个人享乐的干部进行讽刺而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却更加显得不关痛痒。这出戏通过1976—1978年国庆节对北京一个四合院的冲击而展开，表现出作者对老舍及其《茶馆》的借鉴。
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是一部电影本，讲述犯罪行为——强奸和谋杀——被保护高级官员的军队所掩盖。李克威的《女贼》是另一部描写青年人的电影，这些父母受迫害的子女或受到被引诱的受害者与社会发生了冲突。同《假如我是真的》一样，这些电影在1980年2月北京的一个大型讨论 ① 沙叶新等创作，又名《骗子》。会上讨论过，在这次讨论会上胡耀邦作了一个关键性的发言。大家都同意， 作家不应忽视社会难题的长期性，但他们应该认识到旧社会残余对造成这些 问题的影响，应该关心突出新社会的积极力量，这样就能产生新的面貌。总 之，作者应该考虑他们作品的效果。
在大量新的通俗戏中，许多都探讨了长期遭到压制的罗曼蒂克的爱情主 题。田芬和钱曼兰1980年的《她》突出了成年人追求爱情和婚姻这样一个诚 实的主题。《她》重新肯定了一个年轻寡妇追求幸福的权力，她一直孝顺地 侍候婆婆；而男主人公则不顾自己家庭的反对去追求这个寡妇的爱。这一类 戏剧坚决主张表现个人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完全不同于那种统治舞台多年 的宣传口号式的自我牺牲主张。附 言《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张弦1980年一篇小说的题目。可把这种措辞看成是对中国过去30年看法的象征，这是四十几岁或更为年轻的作家们的观点。他们自 1976年以来就已统治了中国文坛。从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到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1982），这类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常常实质上或样式上是自传性的，重新肯定了个人的价值，特别是妇女的价值，她们需要关怀，需要爱。
在这30年中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已为中国乡村的文化沙漠储存了一种肥料。它提供了英雄、主角模式以及实际的社会主义课程。获得公认的少数成功作品——《红岩》、《创业史》以及少数诗歌和戏剧——不断重版，反复肯定。同时，作家们力图沿着现代主义方向改进技巧，并在他们的作品中正视新社会生活的真正难题，但他们的努力继续被泼上冷水。1981年对白桦 《苦恋》的攻击，是毛时代终结以来第一次对一个创造性作品的大批判。
①周扬再次成为制定文艺政策的决定性人物 。虽然胡乔木在1981年底否定了毛的文学原则与当前社会状况的相互关系，但他重新强调了党的一贯思想：
作家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②讽刺作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借他自己笔下的一个人物之口对苏联作如下评说：
苏联的历史实际上 （而不只是显然）是一部有关代表大会、会议、计划、义务、起坐、征服新的领域、新的部门、游行、奖章、鼓掌、民间舞蹈、欢送典礼、欢迎仪式等等，简言之，就是在苏联官方报纸、杂志、小说上所能读到的一切，或在苏联电视上看到的一切，以及其他等等的历史。有些苏联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出现在大众信息媒介、教育、规劝和娱乐中。但所有这一切却是无形的非历史背景的苏联真正的历史。对于没有受过苏联生活方式这所大学校教育的外来观察家来说，所有一切似乎都是谎言、煽动、形式主义、官僚政治喜剧、宣传，实际上这一切却表现了这种生活方式的血肉，实际上就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身。而那些一切似乎是痛苦的真实，事物的实际状态，常识性思考的东西等等，实际上只不过是这个真实过程的微不足道的外壳。①自从毛时代结束以来，这个“痛苦的真实，事物的实际状态，常识性思考的东西等等”的外壳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越来越自我显露了。无论是新作家还是老作家都不断地突破主题和技巧的边界。一直在加强控制的过程现在已经放慢了，虽然尚不清楚这个过程是否已经被逆转过来。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从强加给它的不可忍受的重压下生存下来了。它反映了新社会缔造者的许多梦想，如今，在它走向现代主义世界的缓缦进程中，将会开始观照现实的更大部分。 ① 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文艺报》1979 年第11—12 期，第8—26 页。 ② 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载《红旗》第23 期 （1981 年），第2—22 页。 ① 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光辉前程》，转引自克莱夫·詹姆斯：“黑暗中的笑声”，《纽约书评》， 1981 年3 月19 日，第20 页。第五篇 分离的省份第十二章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1949—1982年）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将军陈仪在台北接受日本投降，并出任台湾省主席。他控制的这个地区，其历史与中国其他地区差别甚大。中国人在台湾定居较晚，是在16世纪和16世纪以后，当时一些福建人移居台湾。1895①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人统治台湾的50年期间台湾物质条件与台湾人民态度的诸多变化，对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台湾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日本人早期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个偶有反抗精神的民族中建立法律和秩序。日本人首先采取军事行动，随后建立广泛的警察机构和行政、法律制度，以保障台湾社会的和平与安定。日本统治者非常严厉，有时甚至是独裁，但他们在台湾创造了一种有助于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环境。这种情况与20世纪前叶中国大陆由于内战、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日本军事入侵而形成的局势截然不同。
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日本帝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台湾人民。但是，其发展过程却使台湾人民的生活稳步提高。到1945年，台湾人民的生活条件比中国大陆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例如：30年代初期，台湾拥有2857英里铁路，而整个中国大陆只有9400英里。台湾的发电量与整①个中国大陆的发电量几乎相等。日本人大大改善了台湾的公共卫生条件，扩大了初等教育，修建港口与公路，并开始建立工业基地。他们通过土地勘察、明确土地所有权，革除了大规模逃避土地税的旧习，从而理顺了公共财政，并为后来国民党政府实施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日本人通过扩大灌溉设施、引进新的耕作技术、组织农业协会，使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台湾人虽然为他们在日本统治下取得的物质成果感到高兴，但对日本人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极为不满。台湾政府所有的高级职位，以及行政、管理、技术等部门的高级职务均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台湾人中能够受到小学以上教②育的几近于无。台湾活动分子为争取在台成立代表政府，并在日本国会中增设台湾代表，进行了长期斗争，但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为止收效甚微。一些日本自由主义人士同情台湾争取政治代表权的愿望，但是，日本统治集团的主流认为只有当台湾人在语言、文化和对天皇的忠诚等方面完全被日本人同化时，才能给台湾人以同等的政治权利。极端的日本民族主义者则断然拒绝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