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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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1957年4月说，“辩证法不是循环论”。
上文所引的1957年的那段话，以及毛的其他许多论述，反映了毛对辩证过程的本质的基本看法，问题是，怎么可能在保持这种看法的同时，又依然归属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毛对这一两难问题的解决简单得惊人——简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在面对它时，我（据我所知，还有所有研究这些问题的外国学者）百思不解其意。
1958年1月，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一文上署了名。当这份指示以草稿形式转发时，毛有这样的一句话，十年前我是这样翻译的：“对立统一规①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和否定规律是永远存在普遍存在的。”这里所说的“肯定和否定规律”，我认为是一种中国政治和哲学语言中屡见不鲜的省略语句。“肯定和否定”意在引出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基于这样的设想，对照其6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观点，我随后写道，②毛在1958年“重申了”恩格斯关于三大规律的经典公式。
事实表明，刚才所引证的中文表述，实际上应翻译为“否定之肯定规律”，人们正是这样来理解，而且在当时的中国被当作毛主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 ② 在英文原文里，此段与下段合为一段，没有分开。这里按 《毛泽东选集》第5 卷中文版原文处理，将其 分为两段。——译者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347—349 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选集》第5 卷， 第367—369 页。 ② 《学习文选》，第212—213、220 页。 ③ 《万岁》（1969 年），第104 页；杂录》第66 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和永远革命理论》，第228 页。 ② 见迪克·威尔逊编：《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一个初步评价》一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施拉姆”这一 部分，第63 页。早在1976 年，史蒂夫·秦就领会了这一论述中包含着一个新的巨大的背离，但不幸的是 后来他又退回到原处，把这一论述当成是指“肯定之否定”。参见秦：《毛泽东的思想：形式与内容》， 第60、66—67 页，等。造。 ③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论点，除了那些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细致辨析的注释者外，似乎对任何别人都不会产生兴趣。实际上，它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首先，在哲学领域有一个毛的个人权威问题。最近，有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书，他在延安时期曾是毛的哲学研究小组的成员，他宣称：“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把惯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否定之肯定规律。这是他并未进行更多的论述而遗留下来需要哲学界进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①几乎不需要对前面一句话中加了着重号的字的意义作详尽阐述。因为，由毛泽东引入指示、此后也从未详细阐述的短语，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成了一条新的规律，被中国的哲学家们断然接受。这完全可与斯大林在生物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里的所谓“天才贡献”相媲美。
不过，隐藏在这一理论创造之下的毛的思想倾向也是值得注意的。1983年3月，周扬竟然这样明确地说，由于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当作黑格尔的遗迹加以摈斥，毛也没能纠正斯大林的这一“偏颇”，结果最终毛开启了导致毁灭性暴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大门。周扬观点的核心是，毛对这个旧概念的担心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夸大辩证过程中连续阶段的绝对对立与相互排斥的性质，而忽略了“否定”意味着在抛弃被否定的事物的某些成分的②同时，也保留了其他成分，并将它们合成为一个新的综合物。如果这就是毛的意思之所在，那么这一新理论确实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和否定一切的观念。
而杨超则断言，在毛看来，每一次否定都使前一阶段的大部分被消除。
他也提到毛怀疑这个旧公式，并用一个“丰富其内容”的新概念代替之。因为毛认为这意指整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回归到最初的肯定，而不是上升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并且他还说，毛相信“肯定”和“否定”是对立的辩证统一，就像他相信和平与战争、生与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的统一一样。在毛①看来，一切事物都是由“肯定和否定组成的矛盾统一体”。 ③ 参见1960 年出版的两本重要的毛的著作选编（仅供内部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摘录）》，第195—220 页；《毛泽东同志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摘录）》，第150 页及以后各页。两本书都有冠之以“否定之肯定 规律”标题的扩充章节，尽管其资料都选自延安时期和50 年代中期，内容是关于新与旧、中国与外国思想 的结合问题，等等。（或许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本书的各章节是根据主题进行编排的，书中有关于辩证唯 物主义讲稿的笔记。对此，毛在1963 年与埃德加·斯诺的会谈中否认他是原作者）。 ① 杨超： 《唯物辩证法的几个理论问题》（以下称《辩证法问题》），第211 页。这本书起初是专门直接 研究毛的思想的，书名为 《论毛主席哲学体系》（内部讨论稿），共2 册 （以下称《毛的哲学体系》）， 后经修改而得今名。关于杨超在1939 年参加毛的哲学研究小组一事，参见温济泽在《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 讨论会论文选》一书第69 页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是怎样教我们学哲学的”一文。除毛之外，该小组 的其他成员有：艾思奇、何思敬、和培元、陈伯达。 ②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人民日报》1983 年3 月16 日第4 版。这篇文章是根据 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演讲写成的。由于它提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异化问题，因而在 1983—1984 年冬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了批评。但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认为周扬对毛的辩证法的分 析是错误的。要想了解有关这一演讲的发表及其受到的批评的情况，请参见S。施拉姆的《三中全会以来中 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1978—1984）》一书，第41—56 页。 ① 《辩证法问题》，第199—217 页，其中特别是第212—213 页；《毛的哲学体系》，第247—263 页。也许把上述两种观点合在一起，就能对毛引入这一新概念企图达到的目的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理解。显然，“否定之肯定”的论述所强调的事实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新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涌现出来。不过它也认为，这样的新事物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对以前产生的事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否定之否定），而且它们还受历史的主体，如各个阶级或是那些自称为阶级的代言人的领袖和政党的肯定或维护。换句话说，“否定之肯定”既引发了无休止的变化，这是“不断革命的本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个词在1958年1月的《六十条》中曾被一起使用过），同时也引发了意志的作用。或换种方式说，它是为了适应于从强调经济基础到强调上层建筑的进一步转变。
根据毛的思想的实际政治意义，否定之肯定的概念，最好或许可以看作是上文曾经谈到过的“一穷二白”这一说法的象征性的表述。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种说法，即否定的东西可以转变成肯定的东西，或是在被称为“肯定”而不是 （否定之）“否定”的转化过程中，包含有许多消极因素的局面能够转化成一个新的、更有发展前途的局面。如果我们接受周扬的分析，那么这种“肯定”将存在于要求迅速而全面变迁的不切实际的希望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以已经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逐步的渐进主义的战略之中。
这样，在60年代，毛就超越了仅仅对否定之否定重新进行命名并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进行定义的范围，彻底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基本概念。在1964年8月18日与康生、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话中，康请主席“谈谈有关三大范畴的问题”。显然他知道主席有新思想要提出，果然，主席就开始谈了：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①第二年，在1965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毛再次非常明确地总结了他的观点：
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②在过去，一些西方学者，包括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和我本人都认为，在③以上这一发展中，毛是在转向或复归于更为传统的辩证法观点。不管人们是否接受这样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在60年代，中国传统思想对毛的整个思想的影响日益突出。
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对孔子的评价。毛曾把“五四”时期的中文教师斥为把“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①迫着向我们的脑子里灌”的“顽固的先生”。 而早在1938年，毛就开始采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26 页。 ② 同上，第240 页。 ③ 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历史与意愿》，第323—326 页；S。施拉姆：“马克思主义者”，第63—64 页。 ① “人民群众的大联合”， S。施拉姆译自《中国季刊》第49 期 （1972 年1 — 3 月）第80—81 页。取这样的观点，认为古典文化遗产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因此必须区别对待。另一方面，从“五四”时期以来，他一贯相信用儒家思想来回答20世纪的问题的反动性和有害性。但在同时，从30年代到50年代，他默认了儒教经典著作残篇中所记载的各种态度，如孔子周游四方，以及“每② ③事问” 的做法，他“不耻下问”的态度，《孟子》中的劝告，如“说大人则藐之”。④然而，就在1964年，毛转向中国的经典著作寻求灵感。这使他对孔子产生了惊人的好感。1964年2月在关于教育问题的座谈会上，毛在批评这位圣贤轻视体力劳动以及对农业缺少兴趣的同时，他又说：
孔夫子出身贫农，他放过羊，也没进过中学、大学……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官，也不太大……⑤接着在8月，毛在与康生和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话中，毛以赞同的口气从 《诗经》中引用了一段话，并评论道：“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⑥在毛的政治观点中，也许“中国的民族风格”最典型的表达，在于他强调道德价值的政治意义，以及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强调国家的教育职能。1958年1月，毛在那个为大跃进制订蓝图的指示中，号召培养新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是这样说的：
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 ‘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①秀才或“有教养的人才”一词，是帝制时代考试制度中最低层次毕业生（中举）的俗称，带有十足的传统内涵，对它的使用应该谨慎，而不能像开玩笑那样轻率。无疑，毛在使用这一词时是有所保留的，但其中也含有儒家正统学说核心的、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人们受教育是为了做官，而一旦受了教育就有义务有承担权力的责任。
另一个对过去的附和，是毛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即“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规律。确实，他指出前些年右派分子们②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声称外行不能领导专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换句话说，他的这个命题是对这种观点的驳斥，他在“六十条”一文中已经驳斥过③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
除了正规院校的毕业生对那些在1957年春批评过毛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21 页。英文原注为：《毛著选读》，第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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