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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

一寸河山一寸血-第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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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步兵旅团的生命补给线,假如能予以卡断,冯治安便可不战而胜。

但廊坊守军从天津师部接到的命令,却是只能监视,不能拦截。

什么叫监视,说穿了,就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从这里大摇大摆通过。

一段时间里,天津日军及其辎重就顺着廊坊,川流不息地往卢沟桥开去,而谁都知道,那就是过去打29军的。

在这一过程中,日军曾有一辆辎重汽车陷到泥里。师部给廊坊守军的指令竟然是:责令你部帮助日军把汽车拖走!

这一荒唐的指令令守军指挥官都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日军自己把车推出了泥潭,才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尴尬。

就这样,廊坊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漏勺,步兵旅团缺什么,就可以从这里补到什么,缺兵补兵,缺粮补粮,缺弹补弹。

冯治安所统之兵为第37师,廊坊守军为张自忠第38师,民间称之为:37师打,38师看。

如果你不清楚29军的组成,没准还会以为这是不搭界的两家人哩,难怪前方的冯治安虽然一度占尽优势,却怎么也没法灭掉眼前的对手。

冯治安眼看战事在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也有些急了,赶紧招来部将何基沣商议对策。

何基沣亦是“八兄弟”之一。他向冯治安建议,要想把局面完全扳过来,光争一个桥是没有用的,即使今天拿下来,明天也可能再被敌人夺回去。

那怎么办呢?

依在下之计,不如把步兵旅团的老巢丰台一举端掉,这样可以一劳永逸。

冯治安一拍大腿,眼前为之一亮。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冯治安暗中大范围调动兵力,将第37师的主力全部集中起来,准备由何基沣负责具体指挥,给丰台日军来个致命一击。

丰台日军其时只有步兵旅团一个大队,不仅士气不高,兵力也相对薄弱,在何基沣从三面对其形成包围之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连锅端掉的。

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主和派”张自忠突然插进一脚。

他从天津打电话给前线的何基沣,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大打出手,这很愚蠢。

虽然同为“八兄弟”,但张自忠在军内无论资历还是官阶,都比何基沣要高得多,所以后者只有洗耳恭听的分儿。

张自忠一板一眼地教训何基沣:真的打起来,你知道谁会高兴吗?

何基沣不语。

张自忠自问自答:国民党(指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都高兴,他们就希望让我们29军去打头阵,然后自生自灭才好。

我知道何基沣你手痒痒,想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可我们都是带兵的,还怕没有仗打吗,但我们打仗,说到底是为了29军这个团体,不是为了个人好表现。

听到这里,何基沣终于忍不住了,不由得脱口而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去打日本人,而是他们日本人来打我们了!

张自忠一时语塞。

他实际上还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一些所谓的政术,都是门客们给他提供的,一旦遇到何基沣这样的问题,他也答不上来。

军队当然还可以硬性命令,下级服从上级,可是张自忠毕竟不是何基沣的顶头上司,他没法对人家呼来喝去。

知道冯治安也是“主战派”,张自忠便索性给宋哲元打去电话,让后者直接对何基沣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

张自忠出面打这种招呼,不仅无礼,还有越权之嫌。

要不要打丰台,从上到下,自有军长宋哲元做主,如果宋哲元一时难以决断,他还可以让副军长秦德纯给他参谋,哪里轮到你一个师长来说三道四。

然而结果却是军长听师长的,而且言听计从,宋哲元立即以29军军部的名义,严令何基沣:“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在29军中,一直盛传着一个说法,即宋哲元最顾忌张自忠,就生怕一个不好惹对方不高兴,因此在张自忠私自出访日本等事情上都是百般袒护,张自忠每次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他也总是能照办的就照办,即使一时办不了,也竭力敷衍,反正从不给打回头票。

莫非宋哲元胆小,不敢跟张自忠争?

非也。这恰恰体现出,宋哲元虽然因见识所限,有其偏狭的一面,但在维护29军团体方面,是具备克己让人的大局观的。

当年29军建军,在争执头把交椅应该属谁所有时,萧振瀛力挺宋哲元,理由就是宋“义高能得士”,像个做大哥的样子。

能做到这一点,与宋哲元的宽厚个性以及善待下属不无关系。

有人说,还宽厚呢,他不照样把首功之臣萧振瀛给一脚踢出去,还逼其出国了吗?

我告诉你,按照故国老传统,对于君王或诸侯而言,这就算是“仁义之举”了。

读古史,我们在看到柳宗元、苏东坡这样的一代文豪被贬谪到天涯海角,乃至“万里投荒”时,都会为他们感到不值,忍不住还要痛骂皇帝老儿两句。其实“文字由来重李唐”,唐宋时候的皇帝实在都称得上是仁厚之君,你再怎么出言不逊,也罪不至死,那柳、苏被赶得再远,不还是地方官吗?他们照样可以倒背着手,在山水之间优哉游哉,写下漂亮的文字。

可是到明清你试试,一言不合,不砍你脑袋,就是打烂屁股,充军流边,结果精神和肉体一道灰飞烟灭。

宋哲元对可能威胁自己权力宝座的昔日兄弟,如萧振瀛、张自忠,也并没有举刀相向,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意思。

须知,即在东北军中,素称仁厚的张学良也曾在登基不久之后,毫不留情地让“似有不轨之心”的杨宇霆人头落地。

萧振瀛不掌军权,宋哲元就让对方暂时“乘桴游于海”,但张自忠与萧振瀛不同,这位实际的二头儿可是有实力的,宋哲元没有办法释其权,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打,要么让。

从骨子上说,宋哲元是个硬汉子,乃至29军也打上了他的烙印,属于宁折不弯的那种。他身边的那些“谋食门客”曾经也不比张自忠少,撺掇宋、张相争的“进谏”亦不绝于耳,都巴不得两人把刀子拔出来,朝对方胸口上互捅呢。

但宋哲元和萧振瀛都明白,无论谁赢谁输,这种内斗的后果都是很可怕的,无非是好好的一个团体四分五裂,29军彻底玩完。

所以宋哲元在大部分时间都选择了让,并竭力给外界造成一个印象,即宋、张是真正的兄弟手足,对外说话都是同一个声音,做事都是同一个步调。

只是如此让来让去,把大好的作战方略都给“让”掉了。

奇袭丰台的计划只得就此搁浅,29军失去了一个彻底扭转宛平战局,以解城桥之围的良机,纵使金振中冒死夺回卢沟桥,也难补其憾,惜哉。

就是在这件事上,宋哲元看出张自忠无心于战,而这也大大动摇了其主动出击的信心,眉头开始锁成一堆。

这时他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急电。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综合各方面的情报,认为此次事件不容小觑,日本人来者不善,须认真对待。

先前的绥远抗战,不仅使傅作义声名大振,同时也鼓足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人之勇气——看来日本人也不是完全惹不起,通过以硬对硬的方式,一样可以吓退之。

我可以和傅作义搭档,在绥远击退伪蒙军,为什么不能和宋哲元联袂,在华北挫败“驻屯军”呢?

按照那个所谓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是不能进入河北的,但事情紧急,蒋介石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连调孙连仲等四个师的兵力开入河北保定,并指定由宋哲元赴保定亲自指挥。

可是宋哲元接到电报后却十分犹豫。

如今的老宋早已没有要“南蒋北宋”甚至于一统江湖的野心了,他只想坐定华北。这里是他的独立王国,谁也别想抢走,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

华北形势不仅没有缓和,还更趋紧张,他也渐渐看出来了,但他仍然希望靠29军自己的力量来抵御日本人。

当然这很难,看看张自忠的表现就知道了。

一说到难,宋哲元不可能不想到那个被他驱出华北的人,在那个人面前,几乎就没有难字。

若是他还在我身边,华北局面应该不致如此被动吧,我也用不着亲自到前台去“肉搏”。

后悔是肯定会后悔,只是覆水难收。

宋哲元这样的性格,是绝不可能当着面主动给人认错,或者低声下气求人的,你要他现在就发个电报,让萧振瀛回国辅佐,更是绝无可能的事。

可是如何应付眼前呢?

又想起了萧振瀛临别时留下的“锦囊”,上面说,一旦有事,要以张自忠为前锋,而以张自忠其时在29军高层中的地位而言,无论是战是和,若是绕过他,都断难执行。

7月11日,宋哲元离开山东。不过他不是到保定,也不是到北平,而是去的天津。

因为张自忠在那里。

可事实上,张自忠并不在天津,而在北平,他着急的,也并不是如何摆阵御敌,而是和日本人进行“和谈”。

这个时候的张自忠,俨然已经从“军事家”变身为“政治家”,而那次东京之行,则让他对日军军力产生了很深的畏惧之感,认为29军注定打不过对方,战不如和。

“张政治家”到北平后,通过秦德纯出面,与日方草签了“秦松协定”。根据协定,宛平守军由保安队代替,步兵旅团则撤回原防,29军只需形式上向日军道个歉,就一切都解决了。

签完协定,张自忠十分得意,以为自己出手非凡。已到达天津的宋哲元闻讯之后,也对日本人的承诺信以为真。

这下好了,“七七事变”终于可以尘埃落定了。

第28章 最后关头

可是宋张都没有想到的是,“秦松协定”其实只不过是日方的一个缓兵之计,是为等待后续援兵到来而特地设置的一个幌子。

当然,在这之前,在日本国内对是否出兵也有过激烈争论。

华北“驻屯军”毕竟是根据《辛丑条约》长驻华北的部队,如果要继续调其他部队进入华北,那就涉及到日本国策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了。

按照日本特殊的国情,政府的指挥棒是跟着军部转的,而军部里的“强硬派”首领,则非杉山元莫属。

杉山元,毕业于陆大第22期,时任内阁陆相。

据说在陆大时,杉山元曾被其同学称为“傻瓜元”,言其长相老实,一脸傻拉巴唧样,但其实此人性格异常执拗冲动,属于一个十足的好战分子。

杉山元对“七七事变”的反应,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叫做大喜。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真的近了。

在军部召开的内部紧急会议上,“傻瓜元”激动得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形势一片大好啊,诸君。

看看外面的行情吧,苏联不会干涉我们,英国受到德国牵制无暇东顾,美国呢,国内那一堆烂事就够它忙的了,根本管不了远东。所以说“卢沟桥事件”(日本对“七七事变”的称呼)来得正是时候,给我们出兵“支那”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此岂非天意哉。

说到这里,他竖起了三个手指。

三个师团,我们只要出动三个师团,中国“支那”这个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必败无疑,并不得不向我们俯首称臣。

杉山元这番话立刻煽起了室内的“热情之火”。

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跟着手舞足蹈,像吃了鸦片一样兴奋:知道中国“支那”还能存在多久吗?

三个月!

不,三个月都高估了,应该说绝不会超过三个月。他们那样脆弱的军事力量,那样混乱的政治组织,怎么可能长期抵抗我们“皇军”呢。

与板垣这些人不同,武藤章喜欢的不是直接跃马上阵,他爱的是做“军师”和搞情报,绥远抗战时,他就曾经跟田中隆吉一起在绥远帮德王搞过策划。田中翻船后,他也喝了好几口水,心里面恨死了中国人,就恨不得立刻起兵把中国给灭掉。

在杉山元起头,武藤章帮腔之后,“灭华交响曲”的调门越来越高,都快收不住了。

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等人随后发言,一个比一个能吹。

这个说,只要日本国内一动员,你就看吧,运兵的列车一过山海关,中国军队铁定望风披靡,溃不成军。

那个说,不能这么讲,他们没那么弱。

不过也强不到哪儿去,只需在保定和他们打一次会战,最后准保把他们打得躺地上起不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一帮人拿中国之弱当消遣,个个满脸兴奋且充满憧憬,似乎已经提前把中国给“拿”下了。

在强硬派发表高论的时候,有一个人始终镇定地坐在那里,似乎跟这片热闹气氛完全融合不到一块。

但是等他站起发言,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室内鸦雀无声。

这个人就是石原莞尔。

当年由于对阵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不力,关东军实行大改组,石原也被一个巴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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