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8-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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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依靠了！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据编者的按语透露，阮玲玉自尽后，唐季珊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竟要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代笔，伪造了两封阮玲玉“遗书”，并以“人言可畏”的托辞，将唐季珊虐待阮玲玉致死的罪责完全推向社会。阮玲玉的临终绝笔终于使梁赛珍姐妹认清了唐季珊的丑恶嘴脸，出于良知，她们公布了阮玲玉的真实遗书。两相对照，我们不难看出唐季珊掺入了多少添加剂，“人言可畏”更是一个极具发散力的酵母，他自以为高明，却还是露出了马脚，留下了破绽，阮玲玉的真实遗书揭去了他的画皮。张达民邪恶，唐季珊卑鄙，他们合力将阮玲玉推向绝境，作为凶手，都难脱干系！
阮玲玉死后，黄色小报记者、张达民和唐季珊都成了千夫所指的间接疑凶。张达民理屈词穷，唐季珊却赶紧抛出伪造的遗书洗脱罪责，那些黄色小报的记者则一口咬定是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一片“教唆”她服毒自杀。对此，《新女性》的编剧孙师毅愤然写下一副痛加驳斥的挽联：
谁不想活着？说影片教唆人自杀吗？为什么许许多多志节有亏、廉耻丧尽、良心抹煞、正义偷藏、反自鸣得意之徒，都尚苟安在人世？
我敢说死者，是社会胁迫她致命的，请只看唣唣是非倒置、泾渭混淆、黑白不分、因果莫辨、却号称舆论的话，居然发卖到灵前！
在扬子舞厅初闻阮玲玉自杀身亡的噩耗后，张达民慌慌张张赶到殡仪馆，趁隙溜了进去，见到阮玲玉的遗体，便掏出丝巾，在其嘴角装模作样地揩拭了两下。第二天，他在记者面前亮出的丝巾上居然有两块殷红的血斑，说这是阮玲玉留给自己的最后的纪念。他还大言不惭、咬文嚼字地告诉记者：“余刻下所受之刺激及精神之痛苦，实甚于死者百倍。方寸间，乱不堪言，实无精神与君长谈，惟一言以蔽之，愧恨自己缺乏金钱，以及交友不慎，以致美满家庭有今日之结局，若《啼笑姻缘》中之沈凤喜与樊家树之结果。事实俱在，夫复何言？惟有由社会民众加以公评耳。”当记者问他对阮玲玉的遗书有何看法时，他居然振振有词：“（遗书）已见报载，惟详查其字迹，与阮之笔迹不对，但尚不能确定，但余对于此事，决心追究，决不使犯法者逍遥法外。”张达民内心之肮脏丑陋特别表现在他想借死者发财这一点上。他游说月明公司拍摄阮玲玉自杀题材的影片，名为《谁之过》，拟请何非光饰唐季珊，谈英饰阮玲玉，亲自披挂上阵，要将自己演成重情重义的君子。但月明公司权衡再四，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1938年，张达民窜至香港世界影片公司，再度毛遂自荐，称要自编自演阮玲玉恋爱经过的故事片，内容无外乎诋毁死者，为自己脸上贴金。这部名为《情泪》的影片因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格调低下，被香港、广州、南洋的许多影院拒映，梦想大发死人财的张达民再次头撞南墙。此后，他穷困潦倒，三十五岁病死于九龙。
再说唐季珊，他在报上刊登讣闻，称阮玲玉为“唐季珊夫人”，俨然以阮玲玉的合法丈夫自居，引起影界人士的普遍反感。在阮玲玉遗体入殓的仪式上，唐季珊更是惺惺作态，以手绢频频擦拭子虚乌有的“苦泪”，大谈自己与阮玲玉的“真实的爱情”，痛骂张达民恶意兴讼害死了天才的明星，将自身的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他还挖空心思，使出奇招，特制珐琅纪念章数千枚，上面刻有“唐夫人阮玲玉女士纪念章”字样，派赠给前来送葬的各界人士。但联华公司同人将纪念章一一退还，也有当即用小刀将“唐夫人”三字刮去的。
明星公司的态度异常明确，只要由唐季珊主持阮玲玉的丧事，“明星”就绝不以公司的名义参加。理由再简单不过：“唐（季珊）为电影界之罪人，致阮（玲玉）于死之导火线。”不论唐季珊装出的无辜模样有多么逼真，绝大多数影界同人仍视他为逼死阮玲玉的元凶之一。
阮玲玉自杀后，唐季珊为博得大众的同情，曾声情并茂地宣称：“余对玲玉之死，可谓万念俱灰。今生今世，余再不娶妻，愿为鳏夫至死。”可后来，他食言自肥，不仅娶了一房新夫人，而且贼心如故，勾搭上了一位酒吧女招待。唐季珊晚年破产，被迫卖掉别墅，穷愁潦倒而死。
当年，大明星阮玲玉的自杀比后世大才女三毛的自杀引起更大的震动，有不少喜爱她的观众毅然追随其香魂而逝。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的项福珍女士，初闻噩耗，仿佛五雷轰顶，旋即吞下鸦片以身相殉；绍兴影迷夏陈氏惊悉阮玲玉死讯，当天将毒药和水吞服；还有平日仰慕阮玲玉的杭州联华影院女招待员张美英，也因痛悼阮玲玉而服毒自尽。单是1935年3月8日这天，上海就有五名少女与阮玲玉结伴西游，外埠为这位明星自杀的追星族成员也有多位。她们留下的遗书内容大同小异，一言以蔽之：“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阮玲玉生前名闻天下，死后的哀荣也是极一时之盛。1935年3月14日，她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移往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阮玲玉的生前友好差不多都到齐了，将近三百人。下午1时10分，由金焰、孙瑜、费穆、郑君里、吴永刚、蔡楚生、黎民伟等十二位影界大腕将灵柩抬上灵车，那一刻，他们含泪将一个美丽的灵魂（而并非肉身）托举到天堂之上，空中的白云宛如天使的翅膀，远远地踏着春风来迎接她。
这天，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甚至有从南京、杭州专程赶来执绋的影迷。从万国殡仪馆到联义山庄墓地有二十多里路程，灵车所经之处，万人空巷，沿途夹道致哀者多达三十万人。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见状极为惊奇，特意作了“这是世界最伟大的哀礼”的报道。文中还配发了一幅插图，其中送葬行列中有一壮汉，头扎白布，身穿龙袍。其寓意为：倘若中国仍有皇帝，也会来参加葬礼。
在所有的“阮迷”中，只有生于广东、长在香港的李绮年（原名李梦卿）修成正果。她揣摩阮玲玉的表演艺术深有心得，后来成为了香港影坛的一线艺员，被称为“南国影后”和“阮玲玉二世”。当年，香港著名导演关文清灵机一动，根据阮玲玉的生平轶事，拍摄了《人言可畏》，由李绮年担纲主演，取得票房佳绩，连业内人士都夸赞她“活化了阮玲玉，仿佛使她又回到了人间”。然而，与阮玲玉一样，李绮年的婚姻相当不幸，再加上人老珠黄，事业一落千丈，最终她效法自己的前身，在金边的一家旅馆里吞服了大剂量的安眠药后撒手西去。
当今时代，狗仔队员比前辈更为敬业，更为精明，海内外黄色小报上各色“火锅”层出不穷。不过，这些年也只有英国戴安娜王妃是被狗仔队“猎杀”的。至于香港电视明星翁美玲服毒自杀，是由于情场失意；香港三级片明星陈宝莲跳楼自杀，是由于产后抑郁症。香港影视明星刘嘉玲的裸照风波最能说明问题——人言不可畏，作为受害者，她不仅迅速得到法律援助和大众同情，《东周刊》还因此声名狼藉，宣布停刊。各路明星越来越坚强无畏，既不怕捧杀，也不怕棒杀，个个都已修炼得刀枪不入，莫非时代真的进步了？
仅有记录是不够的
——《文强口述自传》指瑕
？ 何 蜀
口述史学，近年在国内有方兴未艾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文强口述自传》，便是该社策划的《口述自传丛书》中的一本。然而，展读之下，却大失所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错误百出的书。
一
文祥是湖南人，其口述历史，多用方言。《文强口述自传》中，就有多处可能是记述者不熟悉方言，也没有认真核对，而导致的错误。
此书第6页提到文强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时，在船上碰到中共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夏曦、郭亮和“四川的廖化元”。这里的“廖化元”，应为“廖划平”，此事在文强所写《我对黄埔军校的回忆》（载《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38～64页）一文中就有记载（文强在该文中未提郭亮）。廖划平是中共在四川建党时期的著名人物，后来做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在北平地下工作期间被捕叛变。
第32页说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率部南下途中“向奉昌走”，并且在“奉昌”打了一仗。这个“奉昌”是什么地方呢？只要查一下有关资料就会明白，这是“会昌”。同页上还提到在一个叫“任田”的小地方打了一仗，这个“任田”应是“壬田”。
更为莫名其妙的是，在第34～35页上的一处记叙中：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途中，“在汀洲耽搁了四五天，我们又一路走，终于到了上海。一到上海，朱德就来了。……最后终于到了潮汕。”这里的“汀洲”应为“汀州”（今长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会从福建汀州一路走“到了上海”然后再到广东潮汕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实际上，这里的“上海”应是“上杭”。
第40页上提到的“何步青”，应为“霍步青”，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他是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总交通，负责收容过许多中共失散人员。
第41页上提到的“杨继运”，应为“杨继荣”，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原为中共党员，后为国民党军统局高级骨干（去台湾后曾任“国大”代表）。说杨继荣从邵力子的门后偷“拿了他一副笔墨”去典当，这也让人奇怪，“笔墨”怎么会放在“门后”？原来，所谓“笔墨”是“皮袍”之误。此外，有关杨继荣盗走邵力子皮袍（狐裘袍子）典当一事，据文强所写《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深刻感召》（载《文强将军回忆录》，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1月第1版，第34～41页）一文所述，并不是杨继荣与文强一起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流落上海之时发生的，而是杨继荣参加了广州起义后独自流落上海时发生的。而文强得知此事，则是在“珍珠港事件”后从香港辗转逃回大陆到了柳州，在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的宴席间听杨继荣讲述的。第42页上还提到杨继荣当了“湖南西晋署”的交通处处长。国民党政府机关中有“湖南西晋署”这样奇怪的部门吗？原来，这是“湖南绥靖署”之误。
从第44页开始提到并在书中多次出现的“廖宗策”，应为“廖宗泽”，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同样先是中共军事干部后为军统局高级骨干、国民党将军（以后还一起关进“战犯管理所”）。在文强的传奇一生中，廖宗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强在大革命失败后二次入川寻找中共组织，是通过廖宗泽接上组织关系的。当文强脱离共产党后，又是通过同样已脱离共产党的廖宗泽介绍到浙江警官学校任职而进入了国民党阵营。同页上说廖宗泽是“川西特委书记”也不确，他当时是川西特委兵委（即分工负责兵士运动工作的干部），川西特委书记当时是刘披云（化名方策）。同页上又说文强被派到“范继暄”团去当支部书记，该团是二十八军“邓希侯”下面的一个团，这里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字都错了，“范继暄”应为“邝继勋”，1929年与罗世文一起领导了第七混成旅遂、蓬边界起义，后来在川陕苏区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时被张国焘杀害，是上了《中共党史人物传》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之类书中的重要人物；“邓希侯”应为“邓锡侯”，四川著名地方军阀，1949年与刘文辉、潘文华一起宣布起义的著名国民党将领。
第45页提到文强被中共四川省委调任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时说到的“成口、万源、新县、达县”四县中的“成口”应为“城口”，“新县”应为“宣汉”。
第46页提到文强到川东游击区时化名“李杰胜”，应为“李哲生”。
第49页上提到川东北军阀“刘宗厚”，应为“刘存厚”，是四川著名的老牌军阀。
从第56页开始提到的“周敦婉”，应为“周敦琬”。“婉”应为“琬”，这是文强提及周敦琬时反复强调过的，因周家姊妹姓名的最后一字均是“王”旁而非“女”旁。
第58页上说“省委书记李维湘也死了”，“李维湘”应为“吕维新”，即穆青的化名，他曾一度担任四川临时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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