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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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谈话，他讲决议要确定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在写法上要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上看得清楚，就需要写一下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主席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所以他建议增加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的第三次谈话，具体讲到了建国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第四次，他建议决议要写上国际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起了好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苏联还是给了我们援助，通过这些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陈云的建议与邓小平的要求是一致的，都在解决如何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的关键问题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他们的意见，常委、书记处一致表示同意。决议稿也因此加了“前言”部分，对建国前二十八年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作了简略的回顾，最后决议形成了大约3。6万多字的稿子。
1981年3月30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就召开六中全会和有关历史决议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部分老同志中再组织一次40多人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大家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否非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党还是否存在等。4月7日，邓小平约见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针对议论较多的几个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脚了。党的组织生活虽然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他还结合自己在1974年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引起轰动的事例，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次谈话后，起草组对这次讨论中的意见反复进行了鉴别、取舍、消化、吸收，终于又拿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子，准备提供给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60周年前夕，党内党外、国际国内都在关注着中共中央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而国际上看中国，是怀疑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中也包括怀疑我们正在起草的决议是否拿得出来，是早拿出来还是晚拿出来。
这一时期，邓小平在会见外国政要和朋友时，反复谈到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1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时邓小平称，世界上有人议论，说我们搞“非毛化”。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将坚持毛泽东思想。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要讲清楚。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形成的，并且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不能丢。3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向他解释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意见，尼雷尔接受了。但是尼雷尔说，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掉。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也对邓小平表示，“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坐牢，所以“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并不知道。但是津巴布韦搞成功，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他说，马恩列斯写的书很多，可是读了以后，同他们那个地方的情况对不上号，而《毛泽东选集》的很多内容容易懂，而且管用。国际友人的意见，表达了他们对中国能否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担心。
在此前后，在多个场合，邓小平反复点出当时存在的一种片面看法，指出，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使决议修改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再度研讨。出席会议的74人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老干部、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起草小组成员列席会议。在开幕会上，胡乔木对决议稿中涉及到的诸如不用路线斗争等说法、毛泽东晚期思想表述、前十年的评价等原则问题作了几点说明。向来以作风果断、雷厉风行而闻名的邓小平，以特有的语言风格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他在充分肯定了一些好的想法和起草组所下的功夫后指出，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是在“四千人大讨论”和最近40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缺点是长了点儿。他希望政治局扩大会议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然后提交到六中全会通过，在建党60周年时发表，到时候就不要做更多的文章了。
邓小平最后强调，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的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用短短的几句话，在几个关键的，也是争论最厉害的问题上做了高度概括，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坚定的原则性和远见卓识。
根据邓小平的安排，政治局扩大会议从5月21日起分组讨论，一直到29日结束。在讨论中，大家对稿子普遍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再进一步修改后可以送六中全会讨论。另外，这次讨论又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如关于建国以前的历史，要照顾到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增加一些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应充实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内容，以更加全面、科学地反映毛泽东思想的面貌与贡献；增写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起的特殊的好作用的文字，等等。6月4日，起草组吸收了以上意见，随即改出新的稿子。而对于问题重要而又争议较多的部分，起草组则作了专门的汇报说明。讨论中，有人不同意稿子里面“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说法。程子华说，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提法不科学，还是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比较好。周扬、宋时轮等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这个建议当时没有被采纳，但最后决议定稿时采取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提法。
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在如此重要的历史决议形成过程中，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夕，1981年6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在京的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座谈，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会议。他说，总结党的六十年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是个很大的事情。这段历史经过了许多曲折，胜利过也失败过。这些问题只在中国共产党内讨论还不够，不少党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比较了解，希望花点时间认真地帮助党总结历史，以便统一思想，集中精力，团结一致搞好现代化建设。
在座谈会上，大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有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把知识分子当作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加以打倒，这也是重要的问题；有人发言指出，中共中央把建国以来每个历史阶段的成绩加以肯定，把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个人的责任实事求是地指出来，使人信服，令人振奋，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继续和发展；许多人认为，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既充分肯定了他的成绩，又毫不含糊地指出他的错误，这样的评价是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另外，由于决议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参加翻译的同志包括外国专家也提出不少中肯意见，文稿修改时也力求予以吸收。
通过这次讨论和征求意见，统一了党外人士的认识，为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顺利通过决议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对提交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第四轮大讨论。从6月15日起，预备会议开始分组讨论，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在各小组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情况作说明。各位中央委员按照会议要求，独立思考，对党负责，认真讨论了8天。在这期间，中央还征求了在京党政军机关近千人的意见。
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了解讨论的情况，几位常委相继发表了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对决议草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邓小平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在宽敞的会议大厅。
接着，他具体谈了三点：第一，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第三点，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他的工作。
在这次碰头会上，邓小平还对“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说法作了解释。与会同志也纷纷插话，会议气氛十分热烈。邓小平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一次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一次。
陈云插话说，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用得就更滥了。如果讲“十一大”是路线错误，那问题就大了，包括叶帅，包括先念同志，包括好多人。
邓小平接着说，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当然，并不是说“路线”两个字就一概不能用了。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
躺在病榻上的叶剑英则亲自给政治局常委和与会者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
